“二元”朝贡

古代史研读：宋辽间“汉契一体”形成的历史意义——宋辽交聘不仅深刻影响了宋辽的互动交往，也深刻地影响了与周边高丽国等政权的互动关系。辽将自己视为“中国”，辽朝仿照中原王朝与其他诸国的关系，也建立了一套以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即辽以“中国”自居并建立儒家传统“天下体系”的理想。

高丽与中原王朝一直有着服贡的传统，赵氏建立宋王朝后，公元962年恢复与高丽的服贡关系，高丽接受宋朝册封，行宋号，直至993年高丽接受辽朝册封，双方第一次断交。高丽自993年到十一世纪末服属于辽朝，行辽朝年号，中间虽有几年间断，但共计属辽九十八年，未奉北宋为正朔，有三十年同时向宋辽双方同时进贡。

曾经中原王朝是唯一的正统政权，也是“天下万民”唯一的朝贡中心，但宋辽时期，契丹的强大打破了一元性“天下中国”的政治体系，尽管高丽及其他政权是被武力屈服而服贡于辽，但事实是宋辽已成为两个朝贡中心，列国对于宋辽的朝贡模式都基本沿袭“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

从册封礼仪来看，高丽来辽朝贡的制度具有“中国”传统朝贡文化的属性。由此而言，对于高丽国来说，辽朝仍旧属于“中国”范围。这可以被视为“天下中国”“华夷一体”观念在对外交往中的具体表现。高丽国对辽的朝贡，即是对辽政权的天下正统的承认。

同时，高丽在服属契丹，与宋朝断交期间，高丽也多次主动请求恢复与宋的朝贡关系，高丽多次上表宋廷称“进于中国”，且其表章从形式到内容一直严格遵守“事大之节”，可见宋朝作为“中国”的正统性仍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宋朝内部仍然存在向往建立“天下中国”一元统治的幻想，但宋辽交聘也带来了“我族中心主义的世界想象逐渐崩塌”。

宋人不得不承认与辽朝共建“天下秩序”，承认辽朝朝贡体系的合法性。“在这一时期，各民族频繁互动，共同发展，不仅形成了对‘中国’的共同认知，还逐渐都接受对方作为‘中国’的代表，从而为中华民族最终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朝贡列国第三者的视角而言，“天下中国”是具有二元中心的，宋辽都是“中国”政权，少数民族不再被拒绝于中国之外，华夷可共统中华，为宋金时期以及元代一统奠定了基础，也进一步实现了中国“不分内外”“不分华夷”，中原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皆被视为“内地”，这也是统一的中国出现的基础。

“中国”内涵之丰富与拓展

远在辽、金交替之际，就已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715的说法。辽朝覆灭后，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政权，金人将原辽境内的汉人、契丹等统称为汉人或燕人。金人刘晞颜提出“皇朝奋有天下，混一四海，天德建议令兹，尽以辽、宋旧地合为一家”。而到了元朝时，将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元朝承袭金的“南人”一称，所指为旧日南宋朝管理下的汉人，又称“宋人”或“新附人”，元代汉人包括的民族内容实际是很复杂，而契丹亦被包括在汉人之中。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当时契丹、女真等在不断地走进汉人的行列之中。其实契丹本来就在积极自觉地归属中华文明，此时社会地位又与汉人相同，“汉化”的速度就加快了。

“总的来看，契丹是积极学习汉文化，并自愿地走向汉化的。这样，他们一旦失去统治民族的地位，就大踏步地加入了汉人的行列。”但在这一过程中，随着通婚等交往交流方式，汉契的血统也相互融合，宋辽在物质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也在不断地融入到对方的民族特性中，中华文明也在不断地蓬勃“生长”，也有力地推动着“汉契一体”的逐渐形成。

事实上，宋与辽也都接受了对方的“中国”身份，所存在的仅仅是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议，而这一争议甚至延续到后世元朝。蒙古族在建国之前就将“中国”地带的各族称为“契丹”，蒙古建立元朝后，脱脱在编写宋辽金史时，将三者同样视为“中国”正统，“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甚至到了现在，宋辽时期的汉契民族，尤其是契丹虽然早已融入中华各个民族，但放眼全球，还有一些国家的语言如俄语中，中国的发音仍为“契丹”。由此可见，不仅宋辽的“中国”身份得到了后世的承认，各自的正统地位同样被后人接受，这无疑是民族融合背景下大一统国家与大一统民族逐渐形成的生动体现。

宋辽夏金时期为中国一统的基础条件不断形成，但尚未实现全国性统一的阶段，这一阶段，继承了此前有利于中国和华夏向多民族发展的诸多因素，使天下越来越与“中国”、“中华”的概念相一致。这一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出现以中原华夏制度为核心的包括各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在内的不分华夷皆是“中国”人，不分中外就是一家的新形势。

传统儒家观念中，只是将中原汉人政权视为“中国”，但宋辽时期，“辽、宋旧地合为一家”“辽金崛起，遂为内地”，“汉契一家”的思想观念把“中国”的概念在民族和疆界上空前地扩大，以同一个道统将汉契民族、北方与中原地区都统一在一个“中国”之中，即中原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皆视为“中国”之地。辽在将自身视为“中国”代表的同时，并未否认宋的“中国”身份，仍然将宋称为“中国”。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联系

中国的自在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是多元在互动交往过程中，在一体动态性的演进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并以追求团结统一为内生动力。

由此而言，汉契是宋辽时期的多元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凝聚为“一体”，“汉契一体”无疑是“多元一体”形成的一个缩影。在文化上，“一体”是集“多元”之大成者，儒家文化是宋辽文化的主体，但在具体文化内容与形式上，宋辽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尤其是契丹辽。

在契丹辽之前，逐鹿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通过追溯和攀附华夏血系或通过推行汉化来论证和巩固政权，而契丹建立政权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不同，除了说明本民族与汉族同祖同源。

同为“炎黄子孙”，同样继承发扬了中华文化以外，还直截了当称自己就为契丹，是鲜卑族的后裔，直视甚至溯源本民族历史，广为流传契丹本民族祖先的“白马青牛”的神话传说。这种民族自树心成为中华民族“一体”中有“多元”之基础。

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十分包容，因此各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在交聘往来中也相互影响，互鉴融通，宋文化中也逐渐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如宋宫廷之乐中掺杂了许多散乐胡乐，吃胡食穿胡衣胡帽等，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汉契一体”。

在思想上，传统的民族观中常有“礼别华夷”，“用夏变夷”的思想，因此思维定势便是“四夷”之人须走上“汉化”之路，“进中国则中国之”简单来讲就是接受儒家文化，但核心是“夏变夷”且以华夏为主位，而辽在自觉归于中华民族，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还努力谋求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要求华夷“平起平坐”，在一定意义上冲击了传统的民族思维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民族关系。

换言之，汉契民族建立的两个政权在追求“中国”大一统的同时，“不分内外”，“不分华夷”，在民族的差异性中实现了华夷地位“对等”往来，二者相互交融趋向一体化发展，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逐渐显露。

在经济上，宋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的差异就决定了二者在物质需求方面天然的互补依存关系，这种经济互补和彼此依赖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凝聚成多元一体的深层原因，不管是宋辽上层经济互动中的互通国礼、贡赐贸易还是民间开设的榷场贸易等，各民族在经济利益联系中交流不断加强，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

总的来说，辽对宋钱的大量需求导致宋钱在辽境的大量流通，更是紧密地将双方绾连在一起，这种关系可谓是最持久、最稳定的关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成为了宋辽双方相互认同的物质保障，当然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能够形成的一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