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895年发生了一起亚美尼亚大屠杀，这场屠杀指的是奥斯曼帝国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基督徒进行的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其中受到伤害的远远不止一百万人。但是发起屠杀的人任然认为这只是一场清理不同信徒整顿。如果用新视角来分析这场屠杀，究竟会是如何呢？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奥斯曼帝国的集体暴力，通过历史人种学来了解1895年发生在奥斯曼帝国东部省会城市哈普特的反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观察者、参与者和受害者如何将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暴行理论化。

奥斯曼帝国的自我欺骗和没有人性的暴力:人民的群众理论--1895年期间的行为

尽管对大屠杀的描述相互矛盾，但作者看来，来自不同方面的叙述者都认同推动各种集体采取暴力行动的社会机制--即暴力是骗子阴险欺骗的结果。超越了历史事实和当代理论之间的传统二分法，这种历史民族志试图提供玛丽莲·斯特拉森之后的“土著‘分析’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仔细检查档案材料不仅是为了解事实，而是为了推导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全部是从历史参与者的角度出发的集体行动理论。

首先从方法论上讲，这篇文章是在三个层面上对“关联历史”的练习。首先，通过强调“共享生活”的概念，假设试图克服目的论的假设，那么即在发生集体暴力的社会中存在明显而强烈的分裂。欺骗是这篇文章的中心主题，成为了在暴力和共享生活之间斡旋的关键社会纽带。

其次，作者超越了地区研究的传统障碍，这些障碍往往停留在一个来源或一个民族上，并创造了种族--宗教群体的同质和孤立的形象。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从官方通信到信函、回忆录和奥斯曼土耳其语、英语和亚美尼亚语的请愿书，以揭示由多种或其他不同视角共享的共同概念点。最后，我的分析通过使用社会史的方法来得出奥斯曼帝国中关于人群的主导思想，挑战了思想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区别。

下一节将简要介绍欺骗、集体暴力和共享生活之间关系的概念草图。然后，我将向读者介绍哈普特市，这是我分析的主要犯罪现场。我强调了它在历史上的一些独特的特征，并建议哈普特为理解集体暴力中的欺骗元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案例研究。第三部分从哈普特向外展示了1894 - 1896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要特征。

我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通过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相关历史，将大屠杀置于新兴的群体政治背景中。论文的最后两个部分对档案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揭示了1895年哈普特大屠杀的旁观者是如何将人群行为理论化的。

我提出观点，冒名顶替者的性格和伪装的表演是所有暴力叙事的中心，并且认为，对同时代的人来说，群众不能被挑衅煽动暴力，而只能被欺骗。结束语部分将关键主题和发现结合在一起，并呼吁人们注意它们在后真相时代的今天的相关性。

在1895年哈普特大屠杀的其他相互竞争的叙述中，欺骗处于交叉点。首先，我需要澄清的是，欺骗如何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将集体暴力与共同生活联系起来。在他对1999年印尼反基督教暴力事件的分析中，通过关注带有新教徒签名的假信件，揭示了“同情、欺骗和暴力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假信件实际上是由穆斯林煽动者撰写和传播的。

他反对普遍认为同理心是暴力的补救方法，相反，他认为敌人观点的同理心实际上可以用于暴力目的。巴巴德选择的术语可能不是最适合他的情况。事实上，将由穆斯林所写、为穆斯林所写的讽刺基督徒形象的传播称为同情，有些牵线。此外，我们不能说这种情况是一种欺骗，因为巴巴德告诉我们，人们普遍知道或认为这些信件是假的。

话虽如此，我建议用“共享生活”的概念取代巴巴德对共情的强调，从而加强他发人深省的结论。假信的穆斯林作者只是需要“对基督教修辞的深入了解”我断言，这是一种共同的生活，而不是一种需要通过同理心连接起来的分裂的生活。同理心预设了一种交替性，就像一座桥预设了两条河，欺骗只需要共同的生活。

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强调“共享生活”的目的是防止在分析公共暴力时退回到关于同族化和差异性的争论中。在她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人种学著作中，李安·藤井拒绝了非人性化的论点，并表明，即使在暴力中，参与者也没有将他们的图西族目标视为遥远的、可能被灭绝的其他人。

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种族仇恨。同样，斯坦利·坦比亚在他关于民族主义暴力的著作中提醒我们，当“敌对者之间没有坚定的划分”时，集体暴力往往会被释放出来。事实确是“在之前的团结和共存的基础上突然强加差异”，而不是成为一个绝对的他者，引发了人群暴力。在目前的研究中，欺骗机制作为共同生活的指标而不是分开的生活，因为一个人只能欺骗那些接近的人。

正如bubandt所建议的，为了使欺骗起作用，需要双方之间的熟悉和亲密--一个遥远的人可以被欺骗，但不能被欺骗。因此，我们可以很好地考虑替换施米契的绝对他者(敌人)的形象，他是“存在上的不同和外来的东西”，用锡米契的陌生人形象来代替，他是“群体的有机成员”，他在群体中的位置是“由……亲近和距离构成的”。

欺骗的力量在于它能够改变接收者(被欺骗者)的思想，使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自我决定的和合法的，或者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来说，通过行为的行为来主体化。正如学者们最近强调的那样，简单的谎言不需要欺骗，甚至不需要有欺骗观众的意图，欺骗不需要有任何实际的谎言。与说谎不同的是，欺骗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情感情境来驱动他人的行动，在这种情境中，必须预先建立共同的生活。

因此，同理心、挑衅、公共秘密以及其他简单的手段都是利用社会中已经很深的分歧，强化“我们”和“他们”的分歧，而欺骗则模糊了界限，旨在改变被接收者的想法。它反驳了现有关于集体暴力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他者化观点，相反，它表明了研究对象的可塑性。

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政治上的骗子“天生就是演员”但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希望事物与现实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想改变世界。哈普特省位于奥斯曼帝国东部的无形边界上“这个地区被一些人称为(西部)亚美尼亚，另一些人称为(北部)库尔德斯坦或东安纳托利亚。”

它的人口结构反映了边境地区的特点;整个19世纪，亚美尼亚人占该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因此，哈普特省从未与一个单一的民族--宗教团体联系在一起，不像一些地区，如迪亚贝克(库尔德人)或凡(亚美尼亚人)。对于社区间相对平衡的共享生活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位置。不用说，共享生活并不意味着和平共处，也从未排除暴力，但它影响了暴力的释放方式。

哈普特镇是该省的首府，是一座典型的堡垒城市，坐落在山顶上，俯瞰着广阔的平原，下面是村庄和小城镇。作为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央集权努力的一部分，帝国军队将哈普特作为指挥前哨，并在与库尔德酋长国的战争中，将其作为后方基地推进到东部。虽然是暂时的，但政府的存在改变了小镇的格局。

从19世纪50年代起，它扩展到下面的平原，以容纳更大的行政阶层。旧的上城与新的下城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让人想起殖民城市主义的双城空间。然而，与此同时，下城成为该地区新兴的、主要是亚美尼亚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地点。它成了来自小城镇的外地人开始新生活的天堂。

到世纪之交，住在哈普特这个新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比穆斯林多，尽管它是当地土耳其政府的所在地。在这里，资产阶级郊区化与外围国家的建立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精英形式的共享生活在这项研究中，哈普特被Matei Candea称为“ar bitrarylocation”，因为它“与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没有必要的关系”。

换句话说，我相信人们可以研究1895年秋天发生大屠杀的任何其他地方，并得到类似的发现。也就是说，哈普特是一个理想的案例，通过它来研究集体暴力中的欺骗因素。首先，正如Sianne在战前美国所指出的那样，当货币资本主义和现代银行体系蔓延时，“信心”变成了一种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公众情感，因为陌生人只需要签署文件就可以做生意。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假身份证和冒名顶替者在此期间激增。

十九世纪货币资本主义的帝国扩张在哈普特得到了放大，这要归功于哈普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工艺传统和企业家阶层。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经济权力逐渐从地主绅士转移到商人和制造商手中。例如，哈普特王朝的领导家族，当银行家和商人对他们提起一系列债务诉讼时，他们被逼到了绝境，这也导致他们被政治委员会解雇。

新世界是一个契约和签名的世界，而不是血缘关系和根深蒂固的联盟，契约和签名是可以伪造的。尽管theÇötelizades试图通过将四岁的家庭成员登记为税农来适应新制度，但他们注定要失败。此外，经济的金融化不仅赋予了商业集团权力，而且还挑战了传统的土地边界，因为土地本身迅速商品化。

作为波吉斯大祭司 Natanyan在1878年报道，过去哈普特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穆斯林，但最近几十年，亚美尼亚人从穆斯林手中购买了大量土地，成为地主。货币资本主义的传播模糊了社会差异，为传递性和模仿创造了空间。阿琼·阿帕杜莱特别强调了“冒名顶替者、秘密特工和冒名顶替者的语言”，这种语言在最近受到跨区域影响的地方的大屠杀叙事中很常见。这样的影响往往会产生一种“日常的、面对面的关系和(相关的)大规模身份之间的扭曲关系”在与他人的日常交流中，人们“被一种认识对方的感觉所违背，并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愤怒”。

哈普特省，与奥斯曼帝国东部的其他地区相比，容纳了高度的跨区域经验。即使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也有一种远距离、临时劳动力迁移的传统，主要是男性，向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迁移。

哈普特省，与奥斯曼帝国东部的其他地区相比，容纳了高度的跨区域经验。即使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也有一种远距离的临时劳动力迁移的传统，主要是男性，向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迁移，在20世纪后半时间段，哈普特的跨地区联系得到了加强，这要归功于它在新兴的新教传教运动中的独特地位。

在大屠杀后的这段时期，青年土耳其人关于大众政治和公众舆论的思想成熟了。青年土耳其党和后来的凯末尔主义者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是阿卜杜拉·塞夫代博士(1869-1932)，他是CUP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也是古斯塔夫·勒庞的忠实翻译。

1895年，他被逮捕并流放，后来成为日内瓦奥斯曼党报(奥斯曼党报)的核心编辑之一。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逐渐离开了CUP。1905年，他带着自己的婴儿期刊İçtihad(意见)搬到了开罗，他出版了28年，直到他的最后一天(1904-1932)。他退出社会主义运动有个人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但问题还在于大众政治概念上的意识形态差异。《奥斯曼拉》以其高度复杂的风格，努力吸引更广泛的受众，这使得Cevdet将注意力转向大众心理学。

1895年的大屠杀似乎向塞夫代揭示了群众的黑暗力量，就像巴黎公社对勒庞所做的那样。Cevdet偏离了精英主义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理解，转向了福柯式的方法，即以长期成功的眼光指导群众的行为。

研究青年土耳其党的学者都指出，精英主义是他们意识形态和实践的一个关键特征，如果不是主要特征的话。然而，后来的CUP的柏拉图式精英主义(以及凯末尔主义)不同于Abdullah Cevdetand Le Bon作品中的精英主义:在前者中，精英们制定规则，而在后者中，他们操纵大众。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质疑一种普遍的观点，即阿卜杜拉·塞夫代对勒庞的强烈兴趣是理论软弱的标志。

在一些历史资料中，大多数人都受过教育，但没有一个是哲学家，他们在实践中以与勒庞相同的方式对人群行为进行了概念化:人群既不能被己方的简单命令所动员，也不能被敌人的公开挑衅所动员。

结论

相反，他们需要耐心地训练:表现得像他们的朋友，灌输思想，让他们相信关于敌人的伪事实，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因此，勒庞的理论在青年土耳其人的思想中占了上风，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复杂的理论，而是因为他关于人群行为的观点，被那些从未读过他在出版的《人群》的俗人所认同。

但是来自哈普特的所有报道都一致认为，要迫使一个社会群体攻击和杀害其他群体，需要大量的操纵、欺骗和欺骗。基于挑衅或共情的过程会强化现有的分歧，而欺骗的目的是改变对方的想法;这是一种指导行为的技巧。欺骗是一种控制他人行为的方法。所有一切的战争都不应该以任何一种方式引发，无论是谎言或者是利益，又或者是歧视，世界理应和平，拒绝任何战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参考文献：

1.1896年1月17日《ASK》109/61另见阿卜杜拉·帕夏的第二份报告，该报告紧跟泽基·帕夏的观点:PMOA, Y.PRK。H. N.巴纳姆给J.史密斯的信，哈普特，1891年1月23日，ABCFM，卷695。

2. PMOA A.MKT。1895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MHM, 657/ 45,1895年11月2日。

3. 《亚美尼亚革命运动:亚美尼亚语的发展》，路易斯·纳班迪安著

4. Carole《说谎的人类学:特朗普和道德的政治社会性》

5. 美国民族学家乔纳森·梅尔，“后真相人类学”，《今日人类学》

6. 1896年1月17日《ASK》另见阿卜杜拉·帕夏的第二份报告

7. 1896年1月25日《问》109/6972 H. N.巴纳姆给史密斯的信

8. 1891年1月23日，卷695。哈普，1891年3月13日

9. 1895年12月5日第293,5号行政命令

10. “危机与秩序”(伦敦:T. Fisher Unwin, 1901)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