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翦商，中国神权的落幕

翦商一词，在《诗经》中便有载，《诗经·鲁颂·閟宫》云：“后稷之孙, 实维大王；居岐之阳, 实始翦商。”而商周更替一事，则见诸于诸多古籍中，依据考古出土的西周利簋上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武王伐纣，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

而我们普通大众对于历史上商周更替一事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明代许仲琳所作的长篇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俗称《封神榜》）。小说既写武王伐纣，也写神话传说，掺杂阐、截二教斗法。表现了作者对于仁君贤主的拥护和赞颂以及对于无道昏君的不满和反抗。某种程度上，其也是对中国人“天命观”的诠释，对君王“德”的要求。“纣王无道，起而伐之”，而周却得以延绵八百年，但“德”始终是历代统治者所为珍视的，亦是维护其统治的法统依据所在。

90版封神榜

后世中华道德体系的构建主要源于周人的相关理念。那周代以前呢？商人是尽如纣王般暴虐，还是施以德政？神与人的关系又是否如现当代人理解的那般“敬鬼神而远之”呢？

青年学者李硕在其著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中，结合商朝殷墟与（岐山）周原的考古进展，对缺乏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发挥想象并做出推测，通过“人祭”、宗教文化与殷周之变三者的串联，描述了中国是如何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便让神权退出了政治舞台。

豆瓣2022年度历史文化图书《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人祭”，即以活人祭祀，被用来祭祀的人被称为“人牲”，其被大量发现于商朝的考古发现中。而在现今发现的商代甲骨文中，被明确记载用于“人祭”的数目已达13052人。

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了零星的“人祭”。而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主流认为是传说中的夏朝）中，“人祭”则出现在青铜冶炼区。到了3600年前，二里头的冶铜族群与王族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他们联合了东北的商人，入侵了二里头，“人祭”文化随即便逐渐传给了商人。

河南二里头遗址

商人建立了两座新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并对周围部落进行分拆与拉拢，进而同化到己身王朝，形成新的民族---商族。而商人凭借青铜武器对石制武器的压制，占据了辽阔的领地。商人又在疆域外的矿产地与交通要冲建立根据地，以商王族成员前往镇守，形成了拥有地跨千里的殖民城邑、规模庞大到脱离当时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的大型仓储设施的早商时代。

偃师商城西部发掘区

商人对神的信仰到了极致，《礼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还经常利用“占卜”来使百姓“敬鬼神，畏法令”。所有国家大事，甚至是否用刑，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鬼神祈祷和请示。其宗教信仰除了上帝（昊天上帝）外，还有自外吸收来的各个神祇，以及商去世的历代先王。“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神学理论中，人们要服从上帝，当然也要服从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商王的统治，违抗王命等于违抗神命，要受到“天罚”。另一方面，在商人眼中，用外人来祭祀，不仅可以获得神灵和祖先的保佑，还能加强商人彼此的认同和优越感，进而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而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人祭”，逐渐演变为国家级的宗教活动。

殷墟H278祭祀坑中牢牢护住孩子的父亲

而商人对外扩张也带来了另一种效益，即作为外来统治者，商人不得不接受当地土著居民的理念与宗教。而土著的宗教理念则与商人不同，祭祀形式是摆放和掩埋器物。如：武汉的盘龙城遗址并没有发现“人祭”坑。而这样的理念被商人的某些贵族所接受，并带回了商都，形成了对商传统神学势力的“文化入侵”。

武汉盘龙城遗址

在早商与中商之交，即商开国200年左右，某位商王（仲丁或其父亲太戊）可能曾试图改革“人祭”宗教，以埋葬青铜器献祭代替杀人和杀牲，进而“人祭”派与“埋葬”派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两座都城及各地大大小小的商城相继沦为废墟，如：垣曲、东下冯、盘龙城等。在这场内斗中，“人祭”派最终获取了胜利，商进入了中商时代，即“九世之乱”时期。

中商时代的“人祭”不仅格外多，而且更加残酷，开始虐杀和吃人。而商文明的基本特征也定型：文字、青铜技术、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

中商时代的小双桥遗址

为了走出中商的低迷，商的第十九代王盘庚将都城向北迁到了殷都，史称“盘庚迁殷”，商进入了晚商时代。

第22代商王武丁则重启了对关中平原的征服，频繁与羌人爆发战争，而战争中的诸多战俘则成为了人牲的来源。商人遇到了羌人激烈的抵抗，始终没能吞并关中，最终向东撤退。尽管如此，商人仍占领着关中东部的老牛坡，并在此分封了崇国。及至商王武乙继位，他招降了一支仆从部族---“姬姓周族”以充当马前卒，攻打羌人，捕猎人牲。

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中的殉人

第29代商王帝乙废除了传统祭祀，推行了“周祭”制度，即不再祭祀其它神灵，只祭祀历代先王，并制定了祭祀历代先王的时间表，进而形成的新势力则排斥一切没有王室血脉的人。他们不仅称呼先王为帝，也称呼活着的人为帝：帝乙、帝辛（纣王）。从而与传统势力形成了新的内斗。此时商祭祀的人牲主要靠像周这样的附庸国提供，而周也在商朝的庇护下逐渐强大起来。

殷墟王陵M1550墓摆放的人头

末代商王帝辛继位后，其偏激程度比起其父帝乙，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纣王已不满足用异族俘虏来进行献祭，而将目光置诸于贵族身上，大量的商人贵族被以“人牲”的身份杀害，而相应的后果则是反对纣王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此时的周人首领是姬昌，在箕子的推荐下，姬昌前往殷都拜见了纣王。而在这次拜见中，姬昌和儿子第一次见识到了“人祭”，并往后继续参加了规模宏大的王室祭祀。他发现，“人祭”不仅仅是给神吃，祭祀者己身也会享用。而殷商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沉浸在这“酒池肉林”中。同时，由于崇侯虎的谗言，姬昌被纣王囚禁于羑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而此处便是人牲的关押处。姬昌在此完成了易经的推演，即“易”的思维方式：世间的一切并非永恒的，一切可以被推倒重来。

殷墟铜甗中的少女人头

姬昌的长子伯邑考便收集了众多奇珍前往殷都，请求纣王放过父亲。于是伯邑考不仅救出了父亲，还成为了纣王的车夫（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誉）。姬昌重获自由后，即结交了众多的殷商贵族，但不久，伯邑考便被纣王献祭，并被赏于各个臣子，而姬昌父子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接受纣王的赐福，这事也给姬昌父子带来了一生的阴影。

伯邑考的献祭彻底激怒了商人，姬昌联络西方部落结成同盟，并请得熟知兵法战阵的姜太公训练军队，周人势力迅速膨胀，而反对纣王的殷商贵族也希望借用周人的力量扶植新王，商人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并逐渐走向失控。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联军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主力，纣王自焚而死。

牧野之战形势图

克殷三年后，武王驾崩，继而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承担其辅佐年幼的成王的责任。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扫清殷商残余势力后，为彻底消除商人复辟的可能，做出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分封诸侯；二是拆除商人宗族。周公将商人宗族迁入关中，并废除“人祭”宗教，毁掉其文化传承及记忆。殷都被周人彻底破坏，并牵连周围墓葬，埋葬的青铜器被重新熔炼。

同时，周公制定了新的祭祀制度，严厉处罚“人祭”行为，并新建了洛阳，仅以3头牛，1只羊和1只猪进行祭祀，向天下宣告“人祭”宗教的灭亡，而周朝初年的“人祭”数量也急剧下降。同时，周公下令毁掉了当世所有可见的商代甲骨记录，一切关于“人祭”的文字和历史要彻底清除，像《易经》此类无法消除的，便修改其中词语隐晦代替，并开始新的理论进行政治统治理论重构，他将“上帝”与“天”融合，剥除至高神的人的形象，使任何君王不可宣扬自己是神的化身，仅为“天子”，进而使得“神”与“人”之间解除绑定。同时，又构建了“天命”的道德规训，神灵的态度不再通过祭祀显现，而通过君王的德行来判定，仁政爱民则神灵保佑，暴虐无道则上降天罚。

周公旦画像

周公的新解释，将血腥与残忍的对象从全体人转移到了那些暴君，将神灵送出世俗世界，使华夏脱离宗教与神权的掌控，并以一套以“德”与“孝”为基准的道德体系来规范人的行为。

显然，该作描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人形象，并跳出了王朝因为末代君王暴政就会被下个王朝所取代的道德说教，揭露了在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环境下的商人样子，以及那场全民参与的血腥狂欢，予以资料匮乏的上古时代新的故事性、文学性及专业性的认识。而至于该作提及的周公系统性删除商代“人祭”记录一事，是有可能发生的，但也不一定真的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