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干谒诗对古代学者影响很大？到底有何深意

干谒行为由来已久，先秦时期的干谒行为是伴随着“士”的兴起及其政治活动而出现的，有“姜尚以渔钓奸（通‘干’）“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闾”等等记载，盖以其时纵横捭阖之政治形势为背景，以士人之道术学说及政治理想实践为目的的。

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士人干谒活动又与荐举辟召之取士制度相联系，出现了“请谒填门，礼贽辐辏”之社会现象。降及魏晋南北朝，由于门阀士族政治的深远影响，士族文人大都以门荫入仕，甚至“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干谒风气进入了退潮期。至唐代，伴随着士庶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取士制度的改革，文人的干谒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炽热现象。 干谒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王晓枫认为，在唐代考进士不仅要凭才学，还要有人代为宣扬出名才行。为了获得有力量有名气的人推荐，需要用一种叫做“干谒”的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直接传达干谒意图的诗歌作品才是干谒诗。王佺区分了执贽、行卷与干谒诗、干谒文的区别，干谒诗与干谒文都是以诗文形式、直接表达干谒意图的作品干谒诗作为一种明确请求援引的诗歌类型，自汉朝之后一直都有，在唐朝的时候更是非常壮观的；当时干谒团队庞大，并且数量可观。一些经典的干谒诗句还历久弥新，被累世传诵。

也就是说，干谒主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不仅有反映自身干谒愿意和行为的诗作，也有反映他人干谒行为和意愿的诗作；不仅有直接表达干谒意愿的诗作，也有对干谒行为进行反思的诗作，既有咏史之诗，也有言志之什，也就是说反映行谒事宜的诗歌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 其三，在这个过程中，干谒主体创作的不同内容和性质的诗歌，其特定的传播对象也是明确而不同的，其创作的主题也是丰富多样的，既有对闻人、前达的感谒，也有对友朋的劝勉安慰，更有对芸芸众生的诉说及自我的反省。

因此，唐代时期，很多人都觉得干谒就是向权贵展示自我的过程。慢慢的成为主流。渗透到干谒主体更广泛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多样化的谒事诗作品来。省谒诗的传播对象多数情况下是传之于时人和后人的，是当时人们对干谒这种行为复杂心理的一种写照。在不少人看来干谒就是一种很功利的行为，干谒对象是一定权力的持有者，干谒者处在下风，不得不向权力低头。所谓文人的风度气节，暂时都顾不上，平日的性格也遭到了扭曲。为了达到功利目的，人被自觉贬值。但是，他们内心仍处于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有的省谒诗是对自己干谒活动的反思，这类省谒诗表达的多是干谒无效、挫折、失败后的无奈、伤怀、失落和悲愤之情。

集诗文为行卷向人投献的“行谒诗” 。所谓行卷，就是在考试前写成本子，然后交给有地位的人，希望能帮助自己一把的手段。行卷所用的文学作品为诗歌的称为行卷诗。赵行卷诗、温卷诗和省卷诗都是士人干谒之时的执贽之礼，所以本研究统称之为行谒诗。

纳省卷由于出于礼部的要求，所以又叫投公卷，所纳所投的省卷诗或公卷诗，是一种“旧文”。“旧文”是一种泛称，简单说来就是旧日所作。皮日休《文薮序》中说“编次其文，将贡于有司”，可见《文薮》也是作为省卷向礼部交纳的。其数量竟有十卷、二百篇之多，其中有赋、诗及骚体文等杂文，还包括碑、铭、赞、论、书、序等。

由于省卷成千累百地集中于主司一人，其势不能尽阅，结果反而成了具文。像进士考试就始终以文词为中心内容，几乎没有中断过，直到宋朝初期为止。所以进士科后来也称为词科。”而干谒诗的重点则不是务求辞章的巧丽，而是务求对干谒对象心理的应合。

三是行谒诗的吟咏对象多是以干谒对象、干谒之事，干谒之意之外的万千事物为对象，表达是多彩多姿的诗情画意；而干谒诗呤咏无论何物，表达的则总是干谒之意愿。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唐代行卷之作多有流传千古的名篇。

尽管如此，但唐代的答谒诗是比较稀少的。原因之一是援引、荐举的对象是个别官员，援引的意图需要简明准确。唐人干谒的目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求揄扬、延誉，这是初步目的，二是求奥援、荐举，这是最终目的。前者求的是扬名，后者求的是“援引”和“通榜”。

所以，被干谒者只有在为干谒者揄扬、延誉时才适宜于写诗，在援引和通榜时，因为沟通对象是乡贡和知贡举的官员，又要求意图简明准确，而且其中必有意见往复协商的过程，所以更适宜于表达准确的当面交流和书信来往，这是答谒诗较少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即使是揄扬、延誉，诗歌的传播功能也显示出其局限性，即意见传播的模糊性，受者理解的多样性等等。干谒动机的微妙使深谙此道的当时闻人谨小慎微。

谒事诗概念的提出及其分类的意义

在这场干谒文学研究中，关于干谒诗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多种版本，并且概念内涵的界定存在有较大差异。有学者认为，凡制举、荐举、铨选等唐代选仕制度造成的干谒行为中，投献的所业是诗歌的，这些诗歌就是干谒诗。有的学者则认为直接传达干谒意图的诗歌作品才是干谒诗。两种观点在对特定唐代诗人作品是否是干谒诗的认定上，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如李绅用来行卷的《悯农》诗，按照学者的第一种观点就是干谒诗，而按照后一种观点就不是干谒诗，这给干谒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带来了影响。谒事诗概念的提出及其分类有效地区分了这一问题。

其二、为唐诗的分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如唐代的送别诗，张洁逊将其划分为送人赴边诗、送人宦游诗、送人贬谪诗、送人还乡诗、送人入京诗、送人归山诗、送僧诗、送人出使诗等八种后，认为实际情况当然就要比这复杂、丰富得多。也就是说，还有更多送别诗的类型存在。谒事诗中的送谒诗就对这一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的实际情况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其三，有利于对唐代干谒活动对诗歌的影响作更深入的探索。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干谒文学对唐诗的繁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的则认为其对文学的发展有明显的消极影响，有的认为其积极和消极影响并存。谒事诗概念的提出和分类，区分了干谒活动中不同性质的诗歌，在深化和细分这种作用的研究方面有推动作用。干谒诗是把诗歌作为一种功利化和工具化的一种行为，“与其说是作家驾驭文学的过程，不如说是作家有了别的小心思，展示所谓的诗歌才华本身就上位的手段。其对唐诗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而送谒诗、省谒诗、答谒诗则是诗人对社会活动的一种描述、寄托、反思和酬唱，则是增强了唐诗反映现实和反省现实的功能的。

唐代的行谒诗是海量的，由于行卷诗，即行谒诗，多是诗人平时所作，所咏之事也并非干谒活动本身，所以其中大都并非是在直接塑造诗人的干谒形象，但从其行卷的目的来看，诗人在诗歌中表现的人生态度，也反映着诗人心目中的自我形象。

唐代行卷诗，即行谒诗塑造的诗人形象最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张扬和坚持当时主流价值观的政治人。并且其坚持和张扬主流价值观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一种对施政行为的批评，这与省谒诗表现的对时政的怨愤，送谒诗表现的志存高远、以才用世的热忱有鲜明的不同。这说明，在以诗赋取仕的唐代，追求仕进的文士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孕育出的是一种多面人格。这主要表现在许多干谒者的身上，既有以才用世、扬名青史的理想和为民请命、为国立言的浩气，也有阿附权贵、蝇营狗苟的猥琐和嬉笑怒骂、傲物特立的性情，可谓集高洁与龌龊于一身。这种多面人在适宜的土壤下就会走向朝廷的对立面。

诗人们多缺乏社会经验，把闻人贤达荐引人才视为至公之道，结果在公道外表背后的重重暗箱操作之后，诗人的失败多是不可避免。但也正是这样的朴真，成为孕育盛唐气象的精神因素，这从盛唐干谒诗的特点可以窥知。由是观之，所谓的盛唐气象，不过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相信了封建统治者的鬼话而产生的热情外溢而已。

干谒诗塑造的是一种渴望受到关注的扬名人和表演人形象，送谒诗塑造的是一种渴望受到关注和建功立业表演人和政治人形象，省谒诗塑造的则是情怀不平的天性人形象，这都与有才有德的道德人形象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表明“朱庆馀和项斯式的美谈”在当时干谒士人之间的认同感之低，应该与他们亲身经历的情形相关。对此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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