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王朝最鼎盛的时期，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其中，更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佛教，在唐朝发展迅速并进入全盛时期。

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组织，自东汉传入中原以来，历经几个朝代，其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实体，佛教不仅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当中，还带动了与佛教相关商业的迅速发展。虽然在唐朝后期，佛教因被统治者打压元气大伤而导致衰落，但不可否认，佛教在唐朝的经济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在封建皇室推崇下得以迅速发展的特殊群体——佛教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推行佛教复兴政策，使佛教在隋朝得到迅速发展。随着佛教文化的复兴，佛教寺院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后在整个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体系都非常活跃，更是在唐朝时期进入顶峰。

唐高祖李渊就十分信奉佛教，还曾造佛像为子祈疾，在起义反隋之际，就立誓如果大业成功，一定弘扬佛法，于是在唐朝建立之后，李渊就下令在全国各处建寺造佛像。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不信奉佛教，但他对佛教的教义相当认可。他认为佛教所宣扬的“慈善为主”、“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及佛教讲究的善恶因果论，不仅可以教人行善，还可以让人对自己的行为处事有所顾忌，明辨是非，对治国安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于是本不信奉佛教的唐太宗也大力扶植佛教，在他出征时，还会请僧侣为战死的士兵超度亡魂以安军心。在**公主入藏时，唐太宗就在**公主的陪嫁物品中添置了大量的佛经佛像，由此促进了佛教在吐蕃的弘扬发展。

唐太宗

到了武则天时代，更是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则天本来就曾在感业寺出家，对佛法有着一定的研究，在称帝前，曾因难产祈求佛主保佑，诞下男婴后，让孩子做玄奘的徒弟，玄奘也为其取法号“佛光王”。

在武则天称帝之初，佛教僧侣到处宣扬武则天乃佛主转世之身。武则天利用佛教将自己神化，为自己称帝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称帝后，她将年号改为“天绶”。当时白马寺的主持薛怀义和东魏国寺主持法明等几个和尚还联手伪造了一本《大云经》，杜撰武则天为佛主转世的神话。

武则天称帝后，将佛教排在道教之前，还将薛怀义，法明等人赐予爵位，赐紫袈裟、银鱼袋，还在宫中做法事，举行迎佛骨活动，足以见得武则天对佛教的重视。

武则天

到唐玄宗时期，也对佛教极为推崇，不仅将几个密宗大师封为国师，还接受佛教的灌顶仪式。正是因为封建皇室对佛教的推崇，才让佛教能够快速在民间站稳脚跟，佛教寺院经济得到大力发展。

二、佛教经济的形成及发展

佛教经济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就已初具规模，佛教认为人今生的善恶影响着来世的善恶，人死后不会成为鬼魂，而是可以转世轮回，这与中国传统观念相结合，产生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思想，这种思想让人们认定今生行善积德就可以为来生造福。

佛教思想还认为，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善恶都会引起因果报应，佛教信徒为了避免自己的恶行得到报应，只好加倍做善事来减轻自己的罪孽，而布施则成为佛教信徒们行善的主要手段。

布施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法施、财施、无畏布施等。

佛教的经济观念最早是来源于僧侣施法换取财物这种交换行为，随着佛教的发展，影响力的增强，佛教施法的对象也发生了改变。之前主要给普通百姓施法，后来逐渐演变为为贵族阶层施法，所接受的财施也变得贵重起来，甚至可以接受到很多土地。

在唐朝开国之初实行均田制时，道士和和尚都有份。《唐会典》有记载：“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是。”寺院不仅有大量土地，还享有特权，不用纳税，免除徭役兵役。寺院虽然有大量土地，但是僧侣都不参与耕种，而是将土地出租或是招纳佃户耕种。

随着帝王对佛教的大力推崇，王公贵族们也越来越笃信佛教，帝王对寺院财施的方法是赐予土地，王公贵族们财施的方法则是施予田地。因为寺院享有特权，不需要服徭役兵役，一些富贵人家的子弟为了逃避徭役，纷纷剃度出家，而家里人也将大量土地献给这些子弟所在的寺院作为布施。

到了唐朝中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一些寺院纷纷趁机扩张土地面积，将这些山林和土地出租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或是招纳佃户耕种，从而产生了一些寺院特有的经济体系，其中就包括农耕、商旅、工艺等。

唐朝的寺院经济主体是以土地为主的农业，这些土地都是源于皇室和贵族的布施，因为均田制分发给僧侣的田地没有后代继承，这些僧侣死后的田地也纷纷被其所在的寺院继承成为寺院产业。

在经营中，除了将土地出租给佃户，也有僧人自己经营的产业，他们自己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菜园、茶叶等农产品。禅宗六祖慧能在宝林寺弘扬佛法，采取的就是“禅农合一”的形式，一边弘扬佛法，一边自己在林间耕种，这种禅农合一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寺院独特的生产方式，以致到后来影响了整个寺院经济。

有的寺院除了农业之外，还经营旅店、手工作坊、水碾、榨油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还有的寺院根据自身特点种植果树，胡麻大豆等农作物，因为需要大量的生产劳动力，这样不仅养活了大批人口，还在与世俗的交往中，大力弘扬佛法，使更多人参与到佛教信仰当中。

武则天时期，还在寺院设立了“悲田、治病、施药”三个福利机构，用来救济社会，只是这三个机构在后来也演变成了寺院的福利机构。一些医术高超的僧侣为达官贵人治疗疑难杂症，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但是还是有很多寺院以慈善为主，为普通百姓治病施药不求回报。

寺院除了施药治病可以获取利益之外，寺院僧人讲经也是经济来源之一。在三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讲经的习俗，那时候的讲经主要是僧侣向大家讲解佛经的要义，是一种佛法的对外宣传，而到了唐朝时期，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寺院不再由法师讲解佛法，而是将佛经故事变成戏曲演出供人观看，这样更能使佛教思想深入人心。由于前来观看的人数众多，寺院举办这类活动只是收取门票都可以获得相当丰厚的收入。

除了将佛经故事编成戏曲演出外，为亡灵念经超度也是一种佛教活动。这种活动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热衷，都希望通过念经超度让自己死去的亲人减轻罪孽，得到福报，庇佑后人。

除了这些大型活动，测字、看相、占卜等小型活动也相当受欢迎，为寺院创造了不菲的收入。

唐朝佛教经济在几任帝王的大力推崇下得到空前发展，一些失去土地的百姓可以依靠为寺院耕种土地为生，由此衍生的手工业，商旅业又为许多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养活了一大批人。而作为宗教信仰组织，随着人们对佛教的推崇，与佛教相关的产业如：特定的香、烛、纸等商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寺院具有社会救济性质，让一些无家可归之人有了一处安身之所，这些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所有的人、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寺院经济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也被有心人利用，对皇权造成威胁，最终被皇权打压元气大伤，再无往昔辉煌。

三、佛教对唐朝经济的影响

由于寺院经济的空前发展，寺院僧侣累积了无数财富，导致在佛教寺院内，僧侣们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奢侈的生活。生活在寺院里僧尼一年的费用大约需米6硕，衣物费四千文，《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曾有记载：“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由此可见寺院僧侣的生活有多奢靡。

唐朝时期大肆修建寺院，所耗费的人力、财力更是不计其数。代宗大历二年，“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建造长安大兴善寺文殊阁花了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七贯九百五十文，这些建造工程致使唐中宗时出现“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的严重情况。

急剧扩张的寺院经济严重侵蚀着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修佛寺不仅浪费了大量钱财，造成“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同时，因为寺院有免徭役、兵役的特权，有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徭役托身于寺院名下，或伪造度牒，因为唐朝政府有规定，取得度牒者可以免赋役。

安史之乱后，各地方镇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利用寺院聚敛钱财以补充军费，寺院经济又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财政来源。

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有的主持僧故意隐匿大量土地和房产，甚至还偷免赋税。当主持僧被撤换后转而成了乡绅或者大地主。而寺院伪度、私度泛滥成灾，造成了逃避徭役者的大量增加，官府赋税收入也因此大幅度减少。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广占田地，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造成“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恶果，严重损害了国库收入，影响到唐朝政权稳固，而且也激化了佛教寺院与普通地主之间的矛盾。

841年，继位的唐武宗信奉道教，又深知当时佛教的危害，下令清查所有寺院及僧侣。同年八月，唐武宗公布了“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并下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没收寺院大量的土地。

但因为当时地方藩镇割据情况严重，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执行彻底。

宣宗时，又下令复兴佛教，但是已经遭到重创的佛教再也没有恢复往昔辉煌。

结语：

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佛教一度盛行，在唐朝时期更是发展至顶峰，佛教寺院的经济也因此得到急剧扩张，使佛教寺院成为当时一个特殊的地主集团，它们不仅广占地产，还衍生了典当、邸店、碾硙、店铺等工商业经济，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寺院财富的累积不仅让寺院僧侣们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还让许多人为了追求不劳而获的生活或者逃避赋役、兵役而剃度出家。寺院所拥有的庞大产业和大批量劳动力，不仅影响到社会生产，而且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稳定，最后更是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敛财工具而被皇权打压，佛教的辉煌时刻至此结束。

参考文献；

《宗教与文明》

《中国佛教文化》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