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引言

服饰是中国社会生活、礼仪文化、宗教信仰等外在表征的具体表现，也是一个时期审美思想和精神风貌的有力呈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被称为服装上国。

华丽的古代服饰文化生动地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生动地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它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层含义，是文化的象征和思想的载体。

宋朝的服装与前朝的服饰有很大的不同，它在形式、风格等艺术特征和服装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理学讲究“天人合一”，服饰发展遵循和谐理念

宋代褙子作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产物，并蓄古今、博采中外，其文化内涵对后世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传承力。

宋代褙子朴质儒雅的审美崇尚，必然意味着该服饰与当时的文明礼教相趋同。

北宋时期延续了唐代崇道遗风，宣和间仍然“崇尚道教”，甚至出现了像宋真宗和宋徽宗那样信奉道教、厚遇道教的皇帝。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宋代褙子的造物设计也体现了对这一中国显著哲学特征的尊重和信仰。

首先，从形式上看，直领对襟是褙子典型形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其服装形式在视觉上对称性满足了穿着者坐在高坐具上的坐姿。

它不仅体现了穿着者严格、规范、端庄的平衡，还体现了道教去奢华、简洁的教义，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极简主义。

在宋代，传统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想趋势，即理学，并建立了以此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

新儒家社会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儒、道、佛的融合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宋代文人的生活心态和审美观念。

理学是宋代统治者的主导思想，特别注重去浮华，除奢侈，以天理为最高标准，而人欲则成为违背天理的思想。褙子从上层社会渗透到下层社会，很受欢迎。

上有所好，下效的形成规律自然而然促进了褙子的社会普及，也说明宋代思想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学术人文环境相对自由。

其次，褙子的内涵除了体现有便捷的实用性体现与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外，还反映在宋人“物以载道”的思想观念。

从宗教信仰上看，褙子的产生与发展不但与道家的道服存在一定渊源，还与宋朝时期的“尚道”之风密切相关。

说到这里，以褙子为代表所体现的宋代服饰风尚，其既是时代文明的表达载体，又是宋人物质生活的格调展示以及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宋代社会艺术与审美的流行与时尚观。

另外，相较盛唐时期的富贵奢侈、华丽浓艳，另辟清淡素雅之风，以惆怅高慢的情调取而代之，社会转型趋于文化，构建起“文质彬彬”的审美风范及精神诉求。

深衣的上衣下裳分别寓意象征一年四季与十二个月，体现古人尊敬上天神明，拥有强烈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这种社会意识的推动与文化氛围的驱使下，宋代褙子与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具有一致性，倾注了内倾压抑的士大夫气质，即强调内心灵魂自由与天然平淡之美。

从出土文物、画作中便可直观褙子所呈现的素朴清雅之风，同时也展现出宋代文人闲适优雅的工作之余生活以及超脱流俗的闲情逸致，这种朴实温婉的审美态度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成为宋人着装的时尚风标以及“郁郁乎文哉”的儒雅化表达。

二、加强国家礼制建设，服饰将礼制普及庶民

宋代朝廷提倡复汉文化，文人不断研究、改良冠礼，冠礼在民间日益普遍。冠礼在明朝再度受到统治者、士大夫的重视。中国成年礼之衰落期为隋唐、金元、清、民国初期。

隋唐时期，由于上层社会忽视冠礼，造成冠礼的衰微。异族入驻的金、元、清朝时代，统治阶层都不行汉族仪礼。

宋代社会形成的阶层变化已不再适用完全照搬前代的礼制规定，更需在新的时代特点下寻求符合当下礼制建设的需要。

反映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体现使用者君德、国运。成人礼服饰是统治者为控制社会、统一国家所施行的文化表征体，成人礼服制的重建实际上是儒家传统礼仪制度的重建，这也正是重建的目的所在。

《政和五礼新仪》是宋代唯一一部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将庶人礼仪纳入冠礼内容的官方礼书。

《家礼》中对三套加冠服在穿着场合、普及范围人群上更具代表性，将礼普及到士庶百姓的生活中去，重构了儒家的人伦日用意义。

成人礼服饰经由南北两宋不同时期演变，逐步实现由衰转兴的发展态势，冠笄礼服饰各自有了新的时代特色，由宋初的沿袭唐制逐步建立符合当代的服饰内涵与审美要求，直至后期完备变通之意。

宋代冠礼服饰经过变化发展，折射出了两大现象，即冠礼服饰的庶民化倾向和逐步融入家居日常生活，而在服饰内容本身上也添加了更多细节与服饰品等级规定，并且南宋时还创新融入本朝改制服饰深衣。

成人礼服饰的损益变通使成人礼在中国发展史上再次复兴，明代成人礼服饰也大致沿袭效仿宋制，冠笄礼服饰具有的“变古适今”的时代特色对后世冠礼服饰产生了深远意义。

其一，朱熹融合创新出深衣形制，使之更加融入士庶百姓的生活中去。“深衣的“完且弗费”被重新改制并纳入儒家服制体系,不但成为日常燕居之“常服”,更是上升为家礼仪式的礼服。”

同时朱熹《家礼》中将三加礼服定为有官者公服无官者襕衫，也体现出士庶之别和冠礼礼仪的下至。

在《家礼》中，三套加冠服装在穿着场合和普及范围内更具代表性，将礼品普及到学者和普通人的生活中，重构了儒家的人伦意义。

背部适用于广泛的人群和场合，成为宋代人喜爱和经常穿的衣服，不仅成为这个时代审美特征的整体代表，也成为男女老少不同阶层的通用服装。

其二，宋代司马光制定了冠礼仪式，但由于制礼繁琐，服装尚未普及，仅停留在仪文层面。到北宋中晚期发行的政治和五礼新仪虽然加入了普通成人礼，但在实施层面上也仅限于皇室和品官。

宋代皇子冠礼始于宋真宗时期，但只是个别现象；宋徽宗时期是冠礼复苏时期，皇子基本上都是冠礼。

其三，北宋初期，战争结束的宋代社会在礼仪秩序的建立上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唐末五代藩镇分离造成的中央政权不稳定严重影响了上层礼仪制度和礼仪观念，礼仪制度更具侵犯性。

另一方面，普通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团队不断壮大。庞大的团队迫切需要适当的礼仪制度来约束它，旧礼制不再适用于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礼仪制度也严重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礼仪制度作为一种外在表现因素，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政治意义和辩论水平，服务制度混乱。

《宋史·舆服志》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

自南宋以来服妖现象屡屡发生。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家礼仪制度的建设，加强自上而下的管理，特别是对新形势下崛起的普通人的管理，大量儒家医生试图重建皇冠礼仪法。

以程毅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程毅希望将冠礼服与日常服装相结合，这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试图解决服装的问题。然而，他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宋代社会变迁引发的新普通阶层不断扩大的新形势是儒家学者在宋初重构和使用普通服装的内在原因。这一现象从根本上受到前朝和宋初经济政策的影响。

一方面，宋朝以前的社会动荡导致了世族阶级的衰落，面临着宗法制度的重建；另一方面，宋代重文轻武，重视经济发展，重视经济开明政策，促进宋代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农业、工业、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提高普通人的地位起着积极的作用，普通人的区别不再明显，普通工商逐渐整合，开始连称。

因此，冠礼作为家礼之首，重视宗法制度和宗族教育，得到重视，从而加强宗法观念，约束社会个体。同时面对宋代士妾地位的提高，朝廷积极推进礼制建设，开始积极推进礼下普通人 。

《新唐书•车服志》载：“开胯者，名曰缺胯衫，庶人服之。”

北宋晚期宋徽宗时期，朝廷颁布的官方礼书《政和五礼新仪》在大力实施皇冠礼仪的措施下，使皇冠礼仪明确了尊卑等级，呈现了普通人的等级礼仪。整体礼仪制度呈现扩大趋势，这是儒家思想影响和礼法合流趋势的共同结果。

制定严格的冠服等级制度，旨在更系统、全面地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礼法合流的展开，使制度条文具有以礼入法的特点。

北宋时期，宋儒不断积极尝试重构礼仪、礼仪和实际行动，使冠礼再次回到历史舞台，回到人们的视野。

南宋朱子制定家礼礼仪，创新深衣制，简化冠礼仪流程，更好地解决冠礼服人伦日用的问题，使冠礼服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三、意识中崇尚简朴，渗入整体审美认知

首先，宋代社会政策的影响，宋代开朝以来力行简朴，各代统治者多次下禁令禁止服饰出现奢靡之风，各项政策的直接干预使得宋代整体服饰被动地趋向于简单、朴素。

其次是审美的变化，在禁止奢靡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宋人意识里崇尚简朴，这一变化也逐渐自发地形成于宋人的整体审美认知中。

最终则是程朱理学思想的禁锢，理学影响下倡导的物用观在日渐熏陶下形成了宋代服饰素雅、简洁的风格。

而褙子紧窄，款式简单，被宋人喜爱作为常服，其服装形制上的文化内涵更是被用于家礼中，逐步广泛适用。

《考工记》记载，归并“天时、地气、材美、工巧”。

再者在宋代看似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给予了褙子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褙子仍是依附冠礼而生，实则为冠礼的附属品。

北宋虽有公主行褙子的记载，但褙子大多施行于富贵人家，实行褙子也只是在相对宽松的宋文化背景下公主身份尊贵的原因，宋代褙子的最终目的还是为男权社会服务，实际目的还是通过褙子的实施剥夺了女性走向社会的权力。

结语

宋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工商基础的新理念。

强调文化政策催生了文化艺术的巨大繁荣，以和谐为基础的民族理念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形成儒、释、道的兼容性实现了的融合模式。

服装在造型和功能上与服装有本质的区别，服装不再遵循古代仪式，表现出世俗化、平民化、时尚化的特点，形成了开放融合、上下流行、求新存异的服装风格。

宋代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服饰文化，体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广度和包容性。

参考文献：

《宋史》

《东京梦华录》

《朱子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