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驱动模型

通过横向分析高融合水平的条件组态，统计各条件变量出现的频数，探寻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起关键作用的要素；通过纵向分析低融合水平的组态，验证低水平组态与高水平组态的非对称性关系；通过横向对比低融合水平的组态，找出导致各区域低水平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最终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为政府和企业的资源配置提供建议。

由于现有研究仅从制造业服务化或服务业工业化一种维度对两业融合水平进行评价，两业融合程度的加深在于二者的双向作用，因此，本研究构建测量两业融合效率的指数模型，运用QCA综合测度二者的融合情况。将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前因变量作为条件变量，将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作为结果变量，运用QCA探究两业融合的水平与其前因构型之间的组态解。

最终，本研究构建了包括融合水平、技术创新与扩散、数字化技术、高层管理水平、员工知识结构、资源约束、产业竞争强度、服务经济水平、政府政策与制度的驱动作用模型。从结果变量来看：各省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标准差大于服务业工业化水平的标准差，表明了中国不同区域间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较大程度上影响不同区域间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水平。

从条件变量来看：融合技术维度方面，不同省份技术创新与扩散与数字化技术变量间的差异性较大，融合组织方面，高层管理水平、员工结构变量间的差异性较小，表现出当下大部分区域普遍重视企业组织、高水平人才的吸纳，而对技术创新与开发和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上没有足够重视。该统计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区域发展特点存在较大的差异。

应以区域发展特点为视角，探索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实现路径。使用模糊集QCA分析的是集合关系而非变量，因此需要结合实际和理论知识对变量进行校准将样本从变量维度转化为集合维度。对校准完成后的样本数据进行必要性分析，检验是否存在导致结果变量产生的必要性条件。

最后，根据杜运周等对必要性分析的建议，本文将一致性水平定为0.9。高、低融合水平单因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表示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并不会依托于单一因素，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低效也不受某一必然条件的影响。

高融合水平的大部分变量的一致性程度大于0.75，表示大部分省份提高融合水平的组态条件存在共性，而低融合水平变量的一致性程度均小于0.75，处于较低水平，表示造成融合低效的条件是复杂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基于组态的视角对两业融合进行分析。

本研究通过fsQCA3.0软件遵循以下原则对条件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根据谭海波等的建议，设置一致性阈值为0.8，频数设定为1，为了避免矛盾组态的影响，使结果的可信程度更高，将PRI阈值设定为0.80，进行标准化运行，得出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通过对中间解和简约解进行布尔代数运算。

该组态解集由8个影响因素和9条路径组成，其中高融合水平组态解有4个，低融合水平组态解有5种，总体解的一致性1，远大于一致性可接受范围0.8，高融合水平的总体覆盖度为0.81，表示高融合组态解可以解释81%高融合水平出现的原因，低融合组态的总体覆盖度0.93明显高于高融合覆盖度，表示各条件组态更容易造成融合低效。

在高融合组态中，组态1的一致性与覆盖度均高于其他组态，表明该组态对结果的贡献最大。综上，这4种高融合水平组态可视为实现融合的充分条件组合，5种低融合水平的组态可视为避免高水平融合失效的充分条件组合。本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将影响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因素指标作为条件变量，将两业融合水平指标作为结果变量。

构建解析两业融合的复杂因果关系组态模型，同时对变量进行测度、描述和校准，最后通过必要性条件分析和充分性条件分析，得出4条高融合水平的组态解和5条低融合水平的组态解，探究有助于促进两业融合的可行路径。服务经济水平是指相关支持性产业对两类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撑效应。

而服务经济水平是相关支持性企业中的重要一环，由于服务经济水平的加强，消费者对产品背后的服务元素更加重视，部分装备制造企业中服务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远高于产品，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价值明显。而服务经济水平的提升，导致顾客对服务质量的重视程度加深，现代服务业需要与装备制造业实现更加紧密的合作以提升服务质量。

服务经济水平指一个区域内的服务化水平，本研究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代表服务经济水平。政府政策与制度一方面通过影响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影响两业融合的实现；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放松管制减弱两业之间的界限，实现两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同时，政府政策的制定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有明显的导向性作用。

政府政策与制度：是指当地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或制度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引导作用，本研究以装备制造业投资中的政府资金比重代表政府政策与制度。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投入与产出之差一部分是由规模收益导致，另一部分是由人力资本产出导致。而人力资本在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过程中表现为高层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结构。该变量主要影响融合过程中战略决策的制定。

在制造业的服务化过程中，企业的发展战略制定是以服务为导向还是以产品为导向，直接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面对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高层管理者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未来的机遇和风险进行应对，通过对本企业的资源能力进行整合，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主要指在融合过程中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决策制定，本研究以总资产周转率来表示高层的管理水平。本研究以总资产周转率来表示高层的管理水平。高素质的员工属于高级资源，尤其是在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大部分为生产性服务，现代服务业为知识型密集行业，其产品质量取决于员工素质。

在服务业工业化过程中，高素质员工更容易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了价值创造能力，有效促进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员工结构正向促进了两业融合的发展。员工知识结构是指企业员工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本研究以大专以上文化员工所占比重表示员工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