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强对外作战能力，宋神宗改革兵器制作体制

趣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宋神宗

四、大动刀兵

2.“军改”见效

（5）军器精良了

宋朝建立之初（960），制作军器的“工署”有南、北作坊，有“弓弩院”，各州“皆有作院”，“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课”。

南、北作院“岁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弝弓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各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北作坊及各州还“别造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以备军行之用”。“京师所造，十日一进，谓之‘旬课’”，宋太祖“亲阅视，置五库以贮之”。

宋太祖还曾“令试床子弩于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步弩以试”。

其时“戎具精致犀利，近代未有”。

开宝三年（970）五月，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

对于军器的管理，也有明确规定：

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下诏：“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军士素能自备技击之器者，寄掌本军之司，俟出征，则陈牒以请；品官准法听得置随身器械。”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

宋神宗实施“熙宁变法”，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收复久已为辽国据有的燕云十六州、被西夏据有的西北边地，从即位为帝开始，就对军器制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管理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熙宁元年，宋神宗“始命入内副都知（宦官）张若水、西上閤门使李评料简弓弩而增修之”。

张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实李宏所献”，所谓“神臂弓”，“盖弩类也。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札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

宋神宗“阅而善之”。“于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

二年，宋神宗“命河北州军凡戎器分三等以闻”，又下诏，“内库凡器甲，择其良若干条上”。

四年，下诏“诸路遣官诣州，分库藏甲兵器为三等如沿边三路，而川峡不与”。

五年，宋神宗用“匣”装了“斩马刀”给蔡挺看，蔡挺称“制作精而操击便”，宋神宗“乃命中人（宦官）领工造数万口赐边臣，镡（刀、剑之柄与刀、剑之身连接处的两旁突出部分）长尺余，刃三尺余，首为大环。”

宋朝斩马刀

当年，宋神宗还下诏给“权三司度支副使”沈起，命他“详定军器制度”。沈起“以为一己之见有限，宜令在京及三路主兵官、监官、工匠审度法度所宜，庶可传久”，宋神宗下诏“从之”，采纳了他的建议。

其时，宋神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简”。

王安石之子、“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上书说：“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称技巧工匠，独精于元、成之时。是虽有司之事，而上系朝廷之政。

方今外御边患，内虞盗贼，而天下岁课弓弩、甲冑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备者。

臣尝观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责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

夫为政如此，而欲抗威决胜，外攘内修，未见其可也！

傥欲弛武备，示天下以无事，则金木、丝枲、筋胶、角羽之材，皆民力也，无故聚工以毁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聚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择知工事之臣使专其职；且募天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

闻今武库，太祖时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此可见法禁之张弛矣。”

“大抵雱为此言，以迎逢上意，欲妄更旧制也”。

六年六月二十七，宋神宗对兵器制作体制做出重大改革，“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属有丞，有主簿，有管当公事”，“具所总摄，并依将作（监）”，“以吕惠卿、曾孝宽为判监”，“所置官属，令逐官奏举”。

军器制作“旧领于三司冑案，三司事丛，判案者又数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监，而废冑案焉”。

前一天，宋神宗曾“语辅臣”，对辅政大臣说：“河北兵械，皆不可用。”

王安石说：“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须预具之。”

宋神宗“乃议置监，设官提举”，“翌日，遂有是命”。

七月十二，宋神宗又下诏，设置“内弓箭南库”，“储御前所制军器”，“别差官提举”。

八月十九，“判军器监”吕惠卿向宋神宗上言：“乞拨三司胄案吏赴本监及东、西八作司，广备指挥兵级（广备指挥，军器监“东、西广备攻城作指挥”简称），本监与提举司、将作监等同统领。”

宋神宗“从之”，予以批准，且下诏，“广备指挥专隶军器监”。

十一月初七，宋神宗下诏，“军器监以殿前马军司所相度鞍辔样，计在京诸军马数造给”。

起初，“马军用大鞍，不便野战”。当天，宋神宗“以边样皮鞔小鞍，用本鞍长缰回旋转射，得尽驰骤之技，仍选边人习骑者隶诸军后”。“以骑兵据大鞍不便野战，始制小鞍，皮□木□，长于回旋，马射得以驰骤，且选边人习骑者分隶诸军。”

第二天，宋神宗又批示：“昨降鞍样，虑数多，计置未集。闻诸军亦有私鞍，大约及新样。若能自置，即给价钱。”

十二月十八，宋神宗下诏，指示“同管勾都水监丞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定样，制造战车”。

宋神宗“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三府讲求，而有是诏”。

二十三，军器监向宋神宗上言：“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伎皆精巧。”

宋神宗下诏，任命二人为“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此前，“军器领于三司，至是罢之，一总于监”。

在京城建立“军器监”的同时，宋神宗对各地的兵器制作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凡产材州，置都作院”，当年，军器监上奏宋神宗，“以利器颁诸路作院为式。”

同时，宋神宗诏告天下，“凡知军器利害者，听诣（军器）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

宋朝神臂弓

其时，诚州（治今湖南靖州县渠阳镇）知州周士隆向宋神宗上书，“论广西、交址事，请为车以御象阵”。

枢密使文彦博不认同，“非之”。

王安石则以为，“自前代至本朝，南方数以象胜中国，士隆策宜可用”，进而“论自古车战法甚辨，请以车骑相当试，以观其孰利”。

宋神宗也认为，“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于是下诏“试车法，令沿河采车材三千两，军器监定法式，造战车以进”。

七年正月，“判军器监”吕惠卿等向宋神宗进献“裁定中外所献枪刀样”。宋神宗下诏，“送殿前马步军司定夺”。

吕惠卿等又进献“编成弓式”。吕惠卿且上言：“其所上弓式及其他兵器制度，下殿前、马、步三司令定夺去取。而逐司不过取责军校文状以闻，非独持其旧说不肯更张，又其智虑未必能知作器之意。臣于朝廷已行之令，非敢言改，乞就一司同议。”

宋神宗“乃遣管军郝质赴监定夺”，皆曰“便”。

但其时“军器监制器不一，材用滋耗”。宋神宗下诏，“不以常制选官，驰往州县，根括牛皮角筋，能令数羡，次第加奖”。

此前，“在京及诸路造军器多杂恶，河北犹甚”，至此，“所制兵械皆精利”。

其后，宋神宗下诏，“赍新造军器付诸路作院为式，遣官分谕之”。

二月十二，宋神宗下诏，“军器监除依新样造兵车外，仍巧以牛皮为行毡，木制车上蔽尘之物，临时因民车使用”。

五月十三，宋神宗下诏，“入内供奉官（宦官）卫端之追两官，免勒停（追官勒停：追回官衔，勒令停职）；弓弩院工匠俞宗等十人黥面，配京西牢城”。

此前，“端之被差看验弓弩，不堪修者折剥，乃以杂色弓三十五万余张赴折剥所，内角面十二万可修，计实费钱七千余贯，犯在疏决前”。

宋神宗说：“是可以弗惩乎？”“特黜之”。

“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减磨勘四年，至是坐枉费得罪”。

九月三十，宋神宗拿出“敌楼样”送军器监，“颁降修制”。

十一月初一，宋神宗批示：“累降指挥（命令），令军器监具可用战车制度奏闻，至今未见将上。宜令速详定进呈。”

当年，“始造箭曰狼牙，曰鸭觜，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刃凿子”，“凡四种推行之”。

宋朝羽箭

八年四月初二，宋神宗批示：“军器监初造军器，样制虽多，未应所用，朝廷间有需索，多无见在。可令计定河北三处合用名件，所阙少数制造；其无用者，毋得妄费财力。”

十月二十三，军器监向宋神宗上言：“造将下鞍辔五千副，乞下河东等路采买生曲材造鞍桥。”

宋神宗批示：“合材已自坚牢堪用，不须枉费财物，可罢采买。”

当年，宋神宗曾下诏：“河北拒马或多以竹为之，不足当敌。令军器监造三万具赴北京、澶定州”；“又令计河北所少兵器制造，其不急者毋得妄费材力”；“又诏民户马死，旧不以报官者并报，输皮筋以充用”。

而宋神宗又担心设置军器监“未有实效，而虚用材役”，又曾下诏给中书省、枢密院，令“核实其事，令条画以闻”。

军器监上奏，“置监以来，增造兵器若干，为工若干，视前器增而工省。”

宋神宗“复诘之，且令与御前工作所较工孰省，验器孰良”。

枢密副使王韶称：“如此，恐内外相倾成俗。且往年军器监检察内臣折剥弓弩，隙由此生。今令内臣较按军器监，又如曩日相倾无已。”

宋神宗说：“比累累说军器监事，若不较见事实，即中外便以为听小臣谮诉。今令得实行法，所以明曲直也。”

王安石说：“诚当如此。若每事分别曲直，明其信诞，使功罪不蔽，则天下之治久矣。”

王韶说：“军器监事不须比较。”

宋神宗说：“事不比较，无由见枉直。”

王安石说：“朝廷治事，唯欲直而已。”

其后，王安石最终“以辩口解帝之疑，而军器监获免欺冒之罪”。

十月，军器监“欲下河东等路采市曲木为鞍桥”，宋神宗认为“劳民费财，不许”。

其时“河东、陕西、广南帅臣邀功不已，请增给兵器”，宋神宗“各令给与之”。至此，“有乞以耕牛博买器甲者”。

十年四月十六，宋神宗根据“判军器监”范子奇的请求，下诏令“军器监置主簿及勾当公事官各一员，丞、主簿互差”。

十一月初九，军器监上言：“天下军器，今五路已编排完，其余诸路，欲令随州郡大小次第编排，以五千人至千人为额，从本监量定年限，于都作院修选，委监司或提举司官一员提举检点。”

宋神宗“从之”。

元丰元年八月十三，军器监上奏：“请将官兵皮甲以生白丝染红，代犛牛尾为沥水。”

宋神宗批示：“丝可惜，宜用他毛代之。”

当年冬，“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乞给新样刀，军器监欲下江、浙、福建路制造”，宋神宗“不许，给以内南库短刃刀五万五千口”。

二年十月，宋神宗下诏给军器监，“出黑木风羽、红木风羽、白木四风羽弩箭总百三十万，赐开封府界、京东西将下各五万”。

当年亦有“御批”：“河东路见运物材于缘边造军器，显为迂费张皇，可令军器监速罢之。”

三年，吉州上奏：“奉诏市箭笴三十万，非土地所产，且民间不素蓄，乞豫给缗钱，期以一年和市（从民间购买）。”

宋神宗“从之”。

四年七月，“泾原路奏修渭州城毕，而防城战具寡少，乞给三弓八牛床子弩、一枪三剑箭，各欲依法式制造”。

宋神宗下诏，“图样给之”。

四年七月二十，“泾原路经略司”向宋神宗上言：“近准朝旨修渭州城，置炮台已毕，防城战具，止有大小合蝉床子等弩。（宋·曾公亮 丁度《武经总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余步，用一枪三剑。箭最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军器监，给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样造，以备急用。”

军器监说：“每座重千余斤，难运致。乞图其样付本路作院。”

宋神宗“从之”，予以批准。

宋朝床子弩

五年六月十二，军器监上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二十三万，河北无竹笴，乞依定州用桦木笴。”

宋神宗“从之”。

七月，“鄜延路计议边事所”上奏，请求给予“缗钱百万、工匠千人、铁生熟五万斤、牛马皮万张造军器”，宋神宗下诏一并“给之”。

八月，宋真宗下诏，令延州知州沈括“以劈阵大斧五千选给西边诸将”。

十一月，陕西转运使李察上言：“本路都作院五，宜各委监司提举。”

宋神宗“从之”。

六年二月，宋神宗下诏：“熙河路守具有阙，给毡三千领、牛皮万张，运送之”。

八月，根据环庆路赵离的请求，“以神臂弓一千、箭十万给之”。不久，“赐兰会路药箭二十五万”。

六年八月二十八，宋神宗批示：“京都所造军器动以万计，虽广求制样，尚恐未殚众善，或不适用，徒费工力。

闻鄜延路经略使刘昌祚屡谙战斗，精于骑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马承受霍丙、谕昌祚，令具所习用马步战器，并具系士卒御贼可用利械，入递进呈。”

九月十五，宋神宗“批付”刘昌祚：

“得所进器械具悉。

今于京师见作军仗，赐卿金线乌梢弓十、神臂弓二、将官甲马军甲偏挨甲各一、斧合竹马枪马军力步人刀各五、栾竹步人排刀各一、标二、透蝎尾马黄弩桩一，以备出入。

卿更省阅，具便否以闻。”

十月十九，“工部郎中”范子奇向宋神宗上言：“昨判军器监，创造床子大弓二张，强于神臂弓，独辕弩较之九牛弩尤为轻便，用人至少，射远而深，可以御敌。”

宋神宗下诏，令工部、军器监“管军官同比试以闻”。

十二月，宋神宗批示：“硕于器械工作程式极为究心，颇臻智巧”，“奉议郎、编修军器什物法制”蔡硕升任“军器少监”。

七年，陕西转运副使叶康直下言：“秦凤路军器见阙名物计四百三十余万，使一一为之，非十余年可就，乞自京给赐。”

宋神宗下诏，“量给之”，斟酌数量给付。

宋神宗“性俭约”，有关部门“造将官皮甲，欲以生丝染红，代牦牛尾为沥水，帝惜之，代以他毛。于一弓、一矢、一甲、一牌之用，无不尽心焉，弓曰阔闪促张弓，罢长弰旧法；矢曰减指箭；牌以栾竹穿皮为之，以易桐木牌；改素铁甲为编挨甲；其法精密，乃刘昌祚、尹抃、阎守勤等所定制度云。”

八年十月，宋神宗下诏，“内外所造军器，以见余物材工匠造之，兵匠、民工即罢遣之”。

“元丰之时，河北、河东路军器，每季终委逐路职司更互考察”。

宋朝皮甲

参考资料：《宋史·卷一百九十七·志第一百五十·兵十一·器甲之制》，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