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开国之君-李渊，顺时应势，盛唐气象的奠基人

在社会大动乱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举旗的时机？在群雄并立、政纲废弛之际，如何收拾整顿残局？在发生严重的宫廷变故时，如何决定取舍去留？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较为明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功不可没。

隋末的社会动乱中，各种政治势力交相争雄。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雄才大略，深思熟虑。他适时起兵，定鼎关中，征服群雄，再建一统，并革新制度，奠定了有唐一代的统治基础。晚年虽因“玄武门之变”退居二线，但顺时应势，颇识大体，终获善终。在开国皇帝之中，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出身于关陇高门的唐高祖李渊，早年颇具盛名，也很有功绩。在隋炀帝末年任太原留守时，他适时起兵，攻占长安。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受禅”，建立了唐朝。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自称是十六国时期凉武王李暠的七世孙。他的祖父李虎，父亲李昞，均为北周功臣，封、袭唐国公。

李渊也因此在7岁时袭唐国公的爵位。青年时代的李渊，倜傥豁达，宽仁容众，加之出身于关陇高门，颇有盛名。他的妻子窦氏，是隋朝贵族神武公窦毅之女，隋文帝独孤皇后又是李渊的姨母，因此在隋文帝时，他历任谯州、陇州、岐州 刺史。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当时天下乱象已显，太原是隋帝国的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李渊自然十分高兴。在太原期间，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大举。

在军事上，他以自己所统帅的五六千余军队，一举击溃由甄翟儿率领的号称“历山飞”的几万农民起义军，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军威也因此而大振。

在政治上，他积极笼络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也绪以及唐俭、武士彟、崔善为等都投靠了李渊，其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也分别在河东、晋阳一带交结英俊之才。就在这年的二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掉了太守王仁恭，并自称天子。李渊遂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自行募兵，李世民、刘文静等人也在李渊指挥下，四处活动，招揽人才。

面对当时国内变乱四起、分崩离析的局面，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许多人，都劝李渊公开起兵，逐鹿天下。但李渊老谋深算，不肯轻易举旗。史传上曾说，为了迫使李渊下定决心，在李世民的指挥下，太原令刘文静和晋阳宫监裴寂，以灌醉李渊，乘机让隋炀帝的两个爱妃侍寝的办法，把李渊“逼上梁山”。

其实，李渊不肯过早地起兵，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积蓄力量，在混乱中审时度势，看准时机后，果断行动，更容易取得成功。当李渊有了一定的军事、政治实力，国内的局势也有利于他起兵的时候，他当然不会蓄而不发。

就在李渊大力扩充实力的时候，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借讨伐刘武周之名招兵买马产生怀疑，隋炀帝也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李姓之人要夺取江山的谶语十分警惕，王、高二人密谋杀害李渊。

李渊得知后，以王、高勾结突厥准备入寇为名，迅速将二人收捕，恰巧这时突厥入侵，恰好坐实了王、高的罪名，李渊立即杀掉王威、高君雅。之后，宣布与突厥和亲，并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突厥可汗送良马千匹来太原与李渊交易，并答应遣兵护送李渊到西京长安。在得到突厥的承诺后，李渊无后顾之忧，公开传檄天下，宣布起“义兵”， 以安隋朝天下。

晋阳起兵后，李渊决定进军关中，直取长安，以号令天下，图谋大业。当时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不服，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率军攻下西河，斩了高德儒。

西河告捷后，李渊置大将军府，自任大将军，以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统帅三军，对裴寂、刘文静、殷开山等人也各委以官职，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遣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亲自率兵西图关中。一路攻取霍邑、临汾和绛郡，至汾阴，渡黄河，避实就虚，直指长安。此时，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招募的几万军队也来会师。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及其子女所率的20万大军，攻破长安。

进入长安后，李渊下令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深得人心。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史称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以表示自己仍格守为臣之道。同时，封自己为假黄线、使持节、大都督内外军事、大丞相，晋位唐王。

以武德殿为丞相府，设官治事，独揽军国大权。立长子李建成为世子，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公；同时大封功臣，笼络人心，垄断朝政。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缢杀。这时，李渊感到时机成熟，不需再使用隋恭帝这块挡箭牌了。于是逼隋恭帝让位，“受禅”于太极殿，国号唐，改元为武德，以长安为首都。从晋阳起兵到进军长安，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李唐王朝。显然，这与李渊巧妙地利用隋末农民起义与统治集团内部反叛造成的空隙发展势力，注意先举旧王朝正统地位的旗子，利用矛盾，缩小敌对面的策略，以及善用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面对农民起义军、原统治集团内部的割据势力以及少数民族力量遍布内外的状况，李渊以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把握时机，剿抚兼施，逐个征服，终于在隋王朝四分五裂的废墟上，再建一统帝国。

李渊在长安建唐称帝之时，全国仍处在四分五裂之中。具有政治抱负的李渊，并不满足于偏安关中一隅。他积极储粮积粟，厉兵秣马，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矛头首先指向的是对关中构成直接威胁的薛举、薛仁果父子。

薛举原本是隋朝金城郡的富豪。大业十三年（617年），见天下大乱，遂驱逐隋官，自称西秦霸王，不久又称帝，迁都天水，封儿子薛仁杲为齐公，占据陇西全境，兵力达13万，虎视关中。李渊攻占长安后，薛举父子以10万兵力进逼，构成严重威胁。李渊派李世民率军迎战，打败薛军。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时，薛举又率骑兵骚扰，纵兵掳掠，并击败迎战的唐军，意欲直取长安。不巧这时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即位。李渊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再次率军讨伐薛军，薛仁杲不敌李世民，投降唐军，从此陇西并 入唐域。

武德二年（619年），颠覆李轨政权。李轨为凉州豪民，曾任隋朝武威司马。隋末动乱中，李轨结纳豪民，攻克内苑城，自称凉王。在唐军与薛军交战时，李轨又自称天子，占据张掖、敦煌等河西五郡之地。李渊意欲一统全国，自然不能容忍李轨称孤道寡。于是，密遣李轨的户部尚书安修仁之弟安兴贵入凉，取得李轨信任，被封为左右卫大将军。武德二年（619年），安氏兄弟智擒李轨，凉亡。河西五郡并入唐境。

武德三年（620年），击溃刘武周。刘武周曾任隋朝马邑鹰扬府校卫。大业十三年（617年），与同郡张万岁等人杀太守王仁恭，聚兵万余，自立为太守，北依突厥，攻占楼烦、雁门、定襄等郡，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不久又自称皇帝。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侵并州，唐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为其所败，太原危急。

李渊派右仆射裴寂督军抗击，也被打败，刘武周进逼太原，李元吉逃归长安。刘武周兵锋进抵夏县、蒲坂一带，关中震骇。李渊命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河，进攻刘武周。李世民渡河后，厉兵秣马，坚壁不出，待敌军粮草不济之时，一鼓作气，击溃刘武周。刘武周率残兵北逃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的上述割据势力被一一剪灭后，李渊把矛头指向尚存的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其中最强大的一支便是瓦岗军。

瓦岗军首领是李密与翟让。李密本是当时的士人，翟让领导瓦岗军起义后，李密前去投靠，后取得首领位置。李密与李渊、李世民早年已有交往。李渊进军长安时，李密曾写信给李渊，相约共同灭隋。

李渊从大局考虑，卑辞答谢，并假意推李密为主，以使李密的军队阻挡东都洛阳的隋军，便于自己进攻长安。正因为有李密的牵制，隋军无暇西援，才使得李渊顺利进军长安。

西北地区的这三股主要割据势力被消灭后，关中形势稳定下来。李渊开始了争夺中原的战争。这时中原的霸主是王世充。王世充本是隋朝江都通守，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后，王在江都立杨侗为帝，并击败瓦岗军，收降了众多将领。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废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占据洛阳，成为河南最大的割据势力。

王世充击败瓦岗军后，李密降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与王世充争夺中原时，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应王世充的请求，进攻李世民。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英勇不屈，被李渊杀害。王世充所属河南州县，相继降唐。

王世充见大势已去，率领群臣两千余人降唐，河北诸县也相继降唐。唐王朝基本控制了黄河流域。在争夺中原的同时，李渊派李靖至夔州，进攻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萧铣。萧铣本是隋朝官员，武德元年（618年）在巴陵称帝，不久迁都江陵，攻占巴、蜀等地，兵力达40余万。

武德四年（621年），李靖、李孝恭围江陵，萧铣战败，投降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为唐占领。窦建德被害后，其部将推刘黑闼为主，在漳南起兵反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全恢复了窦建德为首领时所占据的地域。

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在洺州自称汉东王，并屡败唐军。后来李渊派皇太子李建成亲征刘黑闼，李建成采纳魏征的建议，实行安抚政策，争取民心，瓦解刘黑闼的部队。武德六年（623年），刘黑闼终于溃败，被俘后遇害。

唐王朝又控制了河北、山东之地。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据江淮地区，也是唐统一全国的障碍。

大业十三年（617年），杜伏威进据历阳，自称总管。武德元年（618年），移丹阳，上表当时的隋越王杨侗，被任命为安南道大总管，封楚王。唐军围攻洛阳时，招降杜伏威，并封杜为吴王，任江、淮以南安抚大使。

刘黑闼兵败被杀后，杜伏威命部将辅公布留守丹阳，自请入朝，李渊乘机将杜伏威扣留。武德六年（623年）秋，辅公祏率军在丹阳反唐，自称宋帝，唐王朝便借故杀了杜伏威。

又派大将军李孝恭、李靖、李世勋等分路进攻丹阳。武德七年（624年），辅公拓被地主武装捕获，送唐营处斩。至此江南、淮南成为唐朝辖区。

唐朝最后一个进攻对象是梁师都。梁师都也是隋朝官员，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朔方起兵反隋，攻占雕阳、弘化、延安等郡，建梁国，自称为帝，并依附突厥，受封为“解事天子”。到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为唐消灭。至此，李渊父子既兼并了封建割据势力，又征服了农民起义武装，再次统一了全国。

李渊建唐后，在组织军事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的同时，注意总结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厘定各项制度，为唐朝前期之治，打下了一定基础。

隋朝制定的各项制度，其本身大都不错。问题在后来的实施中，多有不尽本意的地方；而且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制度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变革。李渊建唐伊始，在内政方面，面临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因此，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按照轻重缓急，对许多封建制度加以重新厘定。

隋末刑律废弛，统治者肆意为虐，人民无所措手足。李渊攻占长安后，以汉高祖刘邦为师，与民约法为12条。建唐称帝后，宣布废除炀帝时期的《大业律》，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人，依据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并强调“务在宽简，取便于时”。

武德七年（624年），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武德律》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只将53条新格订入新律，用刑较隋律有所减轻，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意图加重。虽不十分完备，但使官民有所遵循，并为后来的《贞观律》奠定了基础。

李渊建唐之初，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注重培养、收揽人才。为了笼络当时仍有一定实力的士族阶层，武德七年（624年），恢复被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依照北周、北齐之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

不过，大中正在很大程度上是名誉职务，权力主要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则是创立于隋朝的科举制。这一时期的科举制，与隋朝大体相近，但进士科显得更为重要，通常主持科举考试的为吏部考功员外郎。

隋末战乱，人口锐减，武德初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户仅为200多万户，不及隋朝兴盛时的1/4。为了把流亡人口尽快招回到土地上，迅速恢复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唐高祖沿用北魏、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并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损益。

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均田令来看，武德年间的均田制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前代放宽了，说明封建国家面对土地兼并的趋势和现实，不得不开“绿灯”；妇女和奴婢一般不再授田，解除了妇女的赋役，表明奴婢数量大大减少，在农业生产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工商业者和僧、尼、道士、女冠（即女道士）也可授田，表明商人地主和寺观势力仍旧不容忽视。

至于对官僚贵族在授田上的特权规定，则是历代一致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只是与隋朝相比，以庸代役的条件放宽了，隋朝规定50岁以上的人可以庸代役，武德之制则取消了年龄的限制，并且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显然带有轻徭薄赋的色彩。

隋末社会战乱，府兵制遭到极大破坏。李渊自太原起兵时只有3万人，到长安时已达20余万。为了安定军心，并解决军粮问题，李渊逐步把军队纳入府兵组织系统，并初具雏形。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即置军府，完全因袭隋朝，并任用功臣和投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但当时十二卫大将军一般为崇号，真正领兵的，是骠骑、车骑两将军，显然含有便于控制之意。

武德二年（619年），置十二军，以关中诸府分隶十二军，又分关中为十二道，与十二军相对应，每道都设骠骑、车骑府。十二军是唐初关中地区比较固定的基本禁卫部队。每军有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较为经常性的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称“番上”；若遇战争，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免本身相调，但“番上”和出征时兵器、衣服、粮食等均需自备。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一种兵制，寓兵于农，也就是寓资（军资）于兵了。

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晚年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与他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是屡见不鲜的。难能可贵的是李渊能顺应时势，随遇而安，总的来说是在优乐的生活中得以安度晚年。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

近代的一些史学家，包括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国史的专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李渊建唐后在位时间不长，加之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人物，他的许多业绩被无意或有意地抹杀了。

以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李渊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但只要不存主观偏见，即使在留传下来的被精心文饰了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渊称得上是一代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之主。这在以上所述中已有描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晚节，也无可厚非。

作为封建帝王，李渊当然过着封建特权式的宫廷生活。在他统治的武德之年，也曾有过一些不良行为。如宠爱嫔妃，以致有时怠政；听信裴寂的谗言，错杀刘文静，等等。史书上还讲，武德年间，李世民平洛阳后，他让贵妃等人到洛阳，选阅隋朝宫人，收取府库珍物，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索要宝货，并为自己的亲属求官，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后，心怀不满。

后来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大功，以“教”（秦王的指令）的形式给田数十顷。张婕妤（李渊贵妃之一）之父也通过张婕妤向李渊求此田亩，李渊即手敕赐予。李神通因为李世民教给在前，不给婕妤之父，张婕妤就在李渊面前告状，说：“皇上赐妾父田，秦王（李世民）夺去后给了淮安王！”李渊不问情由，大发雷霆，指责李世民：“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管用吗？”这些行为，当然属于不良之列，况且，在封建帝王之中，并不为尤。

相反，在李渊的身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东西。特别是他以民为本，注意虚心纳谏，如武德年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隋亡为鉴，直言指责李渊有逸乐行为，并指出对皇太子和诸王的教育，也需要更加注意，慎择左右之人。虽然言辞直切，一无所隐，但李渊阅后，非常高兴，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褒奖，并擢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300匹，以鼓励人们敢于直谏。后来唐太宗贞观时期的虚心纳谏，不能说与李渊的影响毫无关系。

武德末年发生的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作为父皇，李渊当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当初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是符合封建社会传嫡立长的基本原则的，不能说有什么不对。

至于史书上说他曾给李世民许愿更立太子，信其无则无，信其有则有。以李世民当时的功业才干和后来的成就，也不失为父皇的一种明察。说他听信妃嫔及大臣谗言，偏溺太子、元吉，危及世民安全，也不可尽信，况且即使按正史所讲，也是在李渊表示要第二天召见几个儿子评断是非之前，发生了“玄武门之变”，这只能说明李世民动作之迅捷狠辣，连乃父也始料不及。

当李渊听到李世民残杀兄弟的报告后，当时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停了好一会儿，才气愤地说：“想不到逆子竟会杀害自己的亲兄弟！”这时在旁的萧瑀说：“请陛下息怒，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本来就没有秦王（李世民）功高，陛下如把图事都托付给秦王，一切事都了结了。”

李渊虽然十分气恼，但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顾大局，顺大势，当即命所有军队听秦王处置，以免更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于当年六月七日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让位李世民，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居二线。

李渊以太上皇的身份退位后，徙居太安宫，不再干预朝政。这换来了李世民的隆礼相敬。贞观七年（633年）冬，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盛大宴会，邀李渊上座，十分恭敬，李渊高兴之际，命在座的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又命南蛮酋长唱歌，李世民还亲自手捧酒杯，送到李渊面前，说现在胡越一家，四夷征服，都是您老人家教诲的结果。李渊又过了一把皇帝瘾，也就心满意足了。

李渊自知李世民已控制大局，也就乐得对政事不闻不问，过着清闲优乐的生活。这种态度和做法，对减少当时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同时也对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贞观九年（635年）五月，李渊病重，崩于太安宫，享年71岁，庙号高祖，葬于献陵。作为一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