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创新的关系

根据“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概论》里的定义，熊彼特认为，没有创新，经济增长只是要素积累“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而创新则通过创造新的要素实现经济发展“质的飞跃”。因此，创新是促成经济内生发展的关键。从上述定义来看，创新与分工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通过内生的、非平衡的动态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分工深化通过细化生产环节，运用新的生产方式降低成本或提升质量（即降低相对成本），不断增加的中间品实际上就是技术工艺的创新；分工广化则是新的组织和新的连接形成过程，并由此创造新的商品及服务，这不但是产品的创新，供应链的创新，更是组织模式的创新；而且，在此基础上分工深化和广化共同推动了新的市场。

由此，创新是自组织为获得比较优势和更优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分工演化的过程和结果。创新触发分工。创新既是一个结果又是整个过程，创新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新的产品组织和新的组织链接。分工演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破坏式创新下分工环节连接的打断重建。小创新可以看作是微涨落，通过知识分工的储存积累，影响分工演化方向；而大创新就是巨涨落，可能直接造成突变，改变分工体系结构。

生产技术的创新进一步提高了劳动专业化水平，使分工深化成为可能；而产品服务的创新不断扩展了行业门类和岗位种类，实现了分工的广化。同时，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扩大市场范围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根本途径。

新的技术手段和机器设备使组织间的联系、交换和协作更加容易，缩短了与市场的距离，促使创建新的、有效的分工网络。事实上，分工是在创新的加持下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外，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与近十年全球经济增速2-3%不同，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时间全球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直到二百六十年前蒸汽机的出现，机器代替了手工业，第一次产业革命分化出了棉纺织业、机械制造、冶金、水泥等行业，生产力突飞猛进使得产出指数级增长，人口也随之大幅增加；

而一百多年前发电机的发明又使电器代替了机器，第二次产业革命分化出了电力、钢铁、汽车、化工、电讯等新兴产业，形成大工厂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同时，新发明、新发现密切了世界各地的沟通联系，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宽了市场范围，由此形成了全球分工体系。分工是创新的摇篮。

很多标志性的创新并不是依赖科学指导而发生的，绝大多数创新都是来自于实践摸索，不清楚背后的原理并不影响创新在生产中的实用性。劳动者在分工深化中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而分工广化则形成更加专业的劳动工具和更加广泛的交换网络，这些为创新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分工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人、机器和渠道的专业化孕育了创新。而且，创新要以分工体系为载体进入经济系统“变现”，通过分工网络来创造需求、满足需求，形成正负反馈机制，实现有效创新并进一步促进创新。未进入分工体系的创新不能创造价值。分工体系“网络”覆盖越广，创新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分工体系“反馈”效率越高，持续创新的能力就越强。创新可以分为改良式的创新和破坏式的创新，前者是积累上的改动改进，后者则是触动行业、产业的革命。改良式的创新可以把成本不断降低、质量不断提升、功能不断丰富，获得市场极大的竞争优势。而破坏式的创新不止需要应用技术上的积累，更多的是原创知识上的突破。

以中国为例，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发达的生产分工网络使得“创意”（特别是产品创新）一旦出现，可以快速、低价的生产出来投入市场，并接受市场的检验，不但形成丰富的产品品类，更加完善了流畅的交换网络。

速度和低价都由发达的分工网络来保证，而这正是“中国生产”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竞争优势所在。但是，中国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分工体系也使得创新集中在中低端的产品创新和改良式的工艺创新，受制于中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高精尖产业分工有限，创新量多而不精，原创性和突破性略显不足。

显然，低水平的分工最终会导致创新的枯竭，导致“分工锁定”。因此，分工体系的高级化和复杂化是推动进一步创新的关键。创新是分工协作的突破点。分工演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在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的。没有一个新产品（或服务）是无中生有的，都是基于原有组织生产的产品和中间品的改进和发展。

在自组织演化方式下，组织不断分工深化后分裂成具有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的新组织推动了分工广化，而分工广化下的新行业、产品和服务会继续在组织内进行分工深化；同时，分工广化带来了具有相对成本和质量优势的产品替代组织内的中间品，进一步推动了分工深化下的绝对劳动生产率提高。

分工广化和分工深化以协作方式相互嵌入，组织自发持续地吸收社会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工艺改进、人力资源提升和技术进步，持续引进新的分工，加速知识积累，持续推动报酬递增和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提升。创新的各种形式主要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上开始，最终形成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等。

狭义上来看，经济系统里的创新指的是技术进步，思想上的创新也是基于当前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不管从马克思“劳动分工”的概念，还是从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提出的“知识分工”的概念，社会分工是在技术（知识）溢出效应下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通过创造生产力和改进生产力来改变生产方式，推动分工演化；而分工演化将技术进步和市场潜在需求紧密连接起来，形成有效供给。

离开分工体系的技术进步不能产业化、规模化，而离开技术进步的分工演化会在收益递减的规律下举步维艰。为追求相对优势利润、不被市场竞争淘汰，组织会有意识推动分工专业化，设立研发部门，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殊途同归，正如很多重要的经济文献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增长因素来探讨经济增长，沿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路径的分工演化将“外生”的技术进步“内生”化，伴随着分工演化推动经济系统的内生增长。

特别要注意是，分工在不同的区域、行业、企业的演化是不同步的，对经济人、组织和经济系统的影响也是不平衡的，并导致一定的经济不公平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不均衡性”。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准则在经济规律中变成了“破坏性创新”。技能不足的经济人将被组织挤出而失业，而技术落后的组织最终会被排挤出分工体系之外而消亡。一次次的产业革命不但改变了产业布局、区域经济，更是重新洗牌世界各国的排名。

技术进步成就了全球分工，打通了全球市场，在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的同时，开放的经济系统却使竞争更加激烈，资源流动更为迅速。全球经济系统建立在不同国家基础之上的，但资源远比劳动力更易流动，赢者通吃使国家间、国家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资源的流走也带走了大量就业机会。

由此可知，分工演化缓慢乃至停滞的组织和经济系统，面临的不仅仅是降低利润，更可能是资本等生产资源迅速流失、行业、区域经济的萎缩萧条、以及就业的严重不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今30多年，中国东北经济的衰落可以解释为创新动力不足而导致的分工演化过慢，在开放的区域环境下资本、劳动力不断流出系统小循环，更加重了区域内技术进步和分工演化的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