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分工与生产组织变革

近十几年来，全球网络平台以迅雷之势成为不可忽视的巨大经济力量。率先兴起于美国的平台模式，诸如亚马逊、脸书、优步、爱彼迎等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平台经济已经深深的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备受政府和资本的推崇。根据普华永道公司发布的世界企业排名中，二〇一九年前十大企业中有7个为科技及电子商务产业主导，依序为微软、苹果、亚马逊、Alphabet公司、脸书、阿里巴巴、腾讯。

这些平台以及相关公司的市值已经达到了4.9万亿美元，而且这些超级平台占据全球数字经济总市值的2/3。而原来全球市值第一的AT&T，通用汽车，杜邦，奥驰亚，沃尔玛，通用电气等跨国巨头已纷纷跌出了前十榜单。在实践成就上，“平台”已经成为引领新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组织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平台”本意是进行某项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或条件，多指为促成交易而设立的空间和场所。当前关注度极大的“平台经济”与传统定义的平台有着本质的不同。平台经济指的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围绕集聚资源、便利交易、提升效率，构建平台产业生态，推动商品生产、流通及配套服务高效融合、创新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

对于当前这种经济新现象，基于不同的视角，平台经济还有着很多类似的提法，如“共享经济”、“数字经济”、“零工经济”等。究其本源，这些描述都是在信息技术支撑下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即新的分工协作方式。INTERNET中的inter-对应的就是在两点之间的“边”，组织在无数的边的链接下组成了新时代语境下的分工形态，本文将之定义为平台分工。

平台分工已经掀起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变革，成为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么“平台何以可能”？更广泛的协作导致范围报酬递增是平台分工先进的原因。科斯用交易费用解释了“企业何以可能”，企业通过将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变为科层制来降低交易费用；而平台则通过将科层制的“扁平化”来降低交换费用。

平台分工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开放性平台，意味着没有均衡点，远离平衡态，也就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网络连接能力指数级增长下，社会分工的交易成本迅速下降，特别在交通基础建设快速发展的支撑下，生产商与供应商及消费者的物理距离变得不那么重要。平台分工网络中边的链接成本远远低于实体分工，可以在全球层面上聚集并协调无数个人和组织的分散活动，形成超大规模的协作关系，在劳动分工下挖掘并兑现社会合作带来的巨大好处。

平台网络之所以为“网”，突破的是原来线性生产链的局限，一个节点的失效并不严重影响网络运行，而且快速的信息传播和激烈的节点竞争持续推动着新的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但革命性的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效应，还能够自组织优化资源配置、新增资源总量，在分工演化中持续的开放创新、协作互利。

平台正在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平台分工依靠“网络”（实际上不局限于互联网）把不同的劳动过程组织起来，企业组织变成了一个个分工环节，因而，也就回归到组织创造的目的，以产品生产为中心的组织。但是，分工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其先进之处是采用新的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吸纳着不同的企业组织，以内部分工链接成这个巨大的组织，也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由此不断推动分工深化和广化，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一，专业化带来的高劳动生产率优势凸显。越来越多的边能在更大范围乃至全球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组织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组织内部结构中非“核心”能力逐渐“外包化”，进一步推动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改变组织结构和整个分工体系，因协作和专业化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解构传统企业的过程也是分工深化的过程，新的分工环节因规模效应而出现，创新也因专业化而更加容易。而且，借鉴库存管理理论，平台分工对其中的组织来说降低了连续生产所需的最低必要库存，参与平台分工可以共享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乃至平台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单个组织规模逐渐变小。

这样既能享受分工环节的规模效应，又不用承担随着规模变大的交换成本，对市场需求的供给调整就会更加灵活多样，避免传统大组织难以避免的反应迟钝和负重奔跑。

第二，开放信息带来的正外部性收益放大。传统的交易模式多利用信息不对称攫取超额利润，因而封闭信息、排斥新人是常规之举。但是，信息和知识不同于一般资源，不但不会在使用中损耗，而且还能在使用中融合或分解，形成新的信息和知识。因此，信息共享有着正外部性，而且共享的人越多，参与生产的人就越多，社会协作带来的正外部性也就越大。

第三，复杂网络的非线性作用激发持续活力。平台分工中边的复杂联系，使组织间产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这种非线性的作用力是自组织演化的核心力量，通过正负反馈效应主要是网络关联效应推动分工体系远离均衡态，构建为一种开放的、协作的、成长的生态体系。

平台分工中组织的零和博弈关系被打破，参与者寻求平台和组织在充分的网络协作下，信息循环迭代、反馈创新的动态成长过程，实现增量（平台增大、组织增多）共赢的格局。正如经济学家许小年所比喻的，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样，两者能产什么鱼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越大，应用案例越多，创新也就涌现越多。

在这不断成长的生态体系中，规模收益是递增的，因而能容纳更多的组织和劳动者；技术创新是持续的，因而会催生新的市场需求和劳动分工。这也解决了平台分工可能会导致单一组织规模变小造成失业的问题。“零工”过去原来多指非正式的计件工作，伴随着“临时”、“低技能”、“非正规”等负面印象。但是，线上平台的零工就业颠覆了传统的认知，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就业形态。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预测，二〇二〇年美国个体经营者的数量预计增加两倍，而欧盟的自由职业者已经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劳工群体。零工经济的出现甚至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失业的定义。

就中国两个主要的失业率指标来说，对于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些在零工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是否去登记与其是否在工作似乎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对这种灵活就业的自我认识；而对于调查失业率，零工经济大大降低了前一周1小时有报酬劳动的失业门槛，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可能与失业率反馈出来不一致。

而且，平台分工催生出一类新的组织形式——平台组织，借助数字技术成为专业从事分工交换的现代化组织。平台组织虽是实体组织，却运营着网络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串联着真实和虚拟的世界。在数据的收集利用、加工和再利用的过程中，平台组织不但组织线上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还把线下实体组织的分工环节分解、重构、整合，纳入到平台分工中去，深刻影响着整个经济系统。

平台组织自身的分工演化已经为平台分工体系形成了线上的生产交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甚至还有金融货币市场。各种各样的虚拟货币层出不穷，比特币、Libra等已经逐步挂钩实体主权货币，谋求成为真正的货币；支付宝APP已发展了超过7亿月活用户，8000万月活商户，而二〇一九年中国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也就不到8500万。

平台组织还摆脱行业、地域限制，构建了以某一类信息或知识为标志的社群分工。社群以“主题”而成立，围绕这一主题形成需求和供给信息网。在很多情况下，供需两方的界限模糊，互帮互助，共同生产加工信息，维护推动社群的发展。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快了平台分工对实体分工的改造升级。

为降低疫情期间停工停学的影响，突然按下的“暂停键”启动了平台分工的飞速发展。企业在线办公、政府在线服务、学生在线上课，原来只集中在互联网企业和个别培训机构的线上办公和教育瞬间成为了人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方式。根据阿里研究院的估计，春节后开工的第一周，使用远程办公的企业规模超过1800万家，使用远程办公软件超过3亿人。

全球产业布局重构仍在进行。在国际分工发展中，中国只能算后来居上，但在平台分工和数字技术上，中美两国有着绝对优势，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而当前的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平台分工数字基础设施上主导地位的争夺。但在平台分工推动全球生产组织变革的浪潮中，中国已经拥有了较高的分工势能。

巨大的人口基数从原来降低人均实物资源拥有量的劣势转变为信息资源的优势。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又是中国的长项，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分工是融合在国际分工中的，并影响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