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高丽宗藩关系的初步建立

高丽对元、明态度的连贯性与政局困境，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明朝建立后，元朝残余势力退走漠北，史称“北元”。该称呼最早出于《高丽史》：“北元吴王、淮王、双哈达王皆遣使报聘，献马四十余匹”。对于北元政权，以朱元璋寄爱猷识理达腊文中所提到的“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国。”观之，明朝承认北元蒙古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在部分学者看来北元与明朝的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朝。

虽然北元政权退居漠北，但明朝统治区域内仍有大量故元遗兵。如盘踞辽东的纳哈出、活动于陕西甘肃一线的廓廓帖木儿以及占据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蹄林祭纛，大举报仇，田单一鼓而下齐，申胥七日而救楚，岂得云惰归之气，没世不复欤！”

蒙古意图再度恢复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明朝也希望完全消灭北元军事力量，所以双方展开了长期军事较量。经过太原之战、庆阳之役、沈儿峪之战、应昌之役和岭北之役等一系列军事斗争后，双方最终形成北有北元、南方明朝抗衡的南北对峙局面。

元明鼎革和两股势力的南北对峙不仅改变了14世纪60年代中原地区政治格局，同时也对高丽政权产生了严重影响，其中不仅包括高丽宗主国的转换，还关系到高丽适应南北对峙的过程。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朱元璋在平定河南、河北以及山东地区后，将兵峰直指大都，于同年闰七月二十七其攻克通州，兵临大都城下，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走漠北，元朝灭亡。随着元朝统治的衰落，本有反元思想的恭愍王也趁机加快脱离蒙古贵族控制的步伐。

恭愍王反元政策的产生

在中原王朝内部接连发生农民起义的同时，作为元朝藩属国的高丽内部也酝酿着摆脱元朝控制的计划。

恭愍王自即位开始便反对元朝插手高丽内政，随着元朝在中原地区统治出现危机，高丽加快了消解蒙古贵族势力对其本身的影响。恭愍王之所以采取反元政策，是由于元朝对恭愍王继位的阻挠、高丽获悉蒙古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奇皇后族人在高丽发动叛乱等多种原因。元朝对恭愍王继位的阻挠，使高丽与元朝关系出现裂痕。

高丽被蒙古征服后的第五位国王忠穆王逝世后，高丽向元朝表请册封王颛（原名祺）为国王。但是，该请求没有被元朝批准，而是以忠惠王庶子王㫝为高丽国王，这无法不使在元朝为质子的王颛对元朝产生厌恶的心理。其后，在高丽大臣尹泽与李承老等人多次表请之下，最终于忠定王三年（1351年）十月六日“元以江陵大君祺为国王。”王颛登上王位过程的艰难与元朝的阻挠，使其产生了反元态度。

蒙古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为恭愍王反元政策的产生提供了良好契机。元末农民起义发生后，元朝为消灭反元势力张士诚部，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向高丽征兵，恭愍王出兵两千以助元军。但由于征讨过程中元朝与高丽联军内部不和，在即将攻陷张士诚部城池之际，元军知院老长为独占风头而下令暂缓进攻：“今日暮矣，明日乃取之。麾军而还。”

从而给予了张士诚喘息之机，导致翌日无法攻克。此时，“顺帝信谗，解脱脱兵权，削官爵，以他将代之。”此次战役的结果不出所料，元丽联军最终为张士诚军队所败。此次军事行动的失败，不仅加剧了国内四分五裂的局面，更将蒙古内部互相倾轧和矛盾完全暴露在高丽军队面前，使高丽加快了挣脱元朝控制的步伐，增加了反元信心。

此外，奇皇后族人在高丽发动叛乱，加深了恭愍王对元朝的反感。高丽女子奇氏成为元朝皇后，深受顺帝宠幸，致使高丽奇氏家族嚣张跋扈，成为恭愍王心头之患。同时，奇氏兄弟与同样纳女于元朝的权谦、卢頙等人互为声势，甚至试图收集高丽诸道之兵器，制造煽动性的言论，相约发动政变以推翻高丽统治。但是“时有密告奇氏谋乱者”，其谋反之事被泄露。

恭愍王以宴会为由将奇辙、权谦和卢頙聚集并将其铲除。其后，该事件被定性为“奇辙、权谦联姻帝室，依势作威，不畏纪纲，夺占田民，恣行非义。顷年以来，天下始乱，自顾其身，积恶敛怨，度其一朝，势去难保，预为深计，以固藩篱。以其亲戚腹心桀骜之辈，布列权要，阴树党援，图为不轨。私造兵杖，外放军人亦阅弓矢，诈为诏使，兼煽讹言，眩惑人心，密谕会期，约以同举，宗社安危，只在须臾。”

奇辙之乱的发生及恭愍王对该事件的处置，揭开了恭愍王公开反元的序幕。平定奇辙之乱后，恭愍王首先罢黜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同时借机停用元朝至正年号，宣告“自今伊始，励精图治，修明法令，整顿纪纲，复我祖宗之法，期与一国更始。”

次年进行“丁酉改制”，一改元世祖时期强令高丽进行的改革，恢复高丽元宗时期实行的官制，完善高丽王廷职能机构，竭力削弱元朝对高丽的影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恭愍王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将并于民部下的军器寺单独设置，称之为军器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意图重新整顿高丽军队，为下一步摆脱蒙元控制和扩张领土进行准备。但是，由于红巾军在1359—1362年之间先后两次入侵高丽，使元朝和高丽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和。

在红巾军的威胁下，为避免腹背受敌的情形，恭愍王对元朝采取了屈服的姿态，声称“千载风云，早承恩于盛际；一区山海，甘席宠于余生。顾报效之无从，惟职贡之是务。岂意遭罹寇贼，俄而隔绝朝廷。伏王皇帝陛下退视远之明，廓包荒之度廻九重之独断。察万里之孤忠，涣发德音。播之多方之口，丕示功载。传之大史之书，不宁耀今，于以示后。臣谨当劝歌七德，广箕封按堵之风，祝寿万年，奉舜殿垂衣之化。”

希望通过向元朝屈服达到更好的消除眼前危机的目的。面对共同的敌人，元朝和高丽将双方矛盾暂时搁置。可是，对于遭遇满门抄斩的元奇皇后而言，显然并不打算偃旗息鼓。奇氏为报灭族之仇，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崔濡、搠思监和朴不花等人合谋之下上演了一部“立德兴君为王，以奇三宝奴为元子，金镛判三司事，濡自为左政丞”的闹剧，再次挑起元朝与高丽之间的矛盾。

然而，为确保德兴君顺利登上王位而派出的蒙古军队却被高丽兵马所打败，从而使元朝在高丽恭愍王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削弱，某种程度上加快了恭愍王脱离元朝的进程。

高丽同反元势力的往来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高丽恭愍王目睹元朝大厦将倾，开始寻找新的依靠对象。由于海路的安全便捷，高丽王朝在众多割据势力中与方国珍和张士诚联系的较为频繁。与反元势力方国珍的来往。据《高丽史》记载，高丽与方国珍的联系始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当年五月三日“台州方国珍遣人来献方物。”

其后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冬十月为止，方国珍向高丽遣使四次，多以献方物和聘问为主。作为回礼，恭愍王也曾于1363年以田禄生为正使、权近为副修聘于方国珍。恭愍王关注元朝内部势力变化的过程中不单是同方国珍采取联系，同时还与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亦有来往，其中包括张士诚。相比于与方国珍的通聘，高丽与张士诚的交往更为频繁。

至正十六年（1356年）六月，元朝从高丽征兵组织元丽联军攻打张士诚，本次军事活动的溃败更加推动了恭愍王脱离元朝的意愿。事实上，恭愍王与张士诚的联系要早于此次军事行动。至正十八年（1358年），张士诚向高丽派遣实剌不花馈赠大量物品，向高丽表达示好之意。同时，浙江海岛防御万户丁文彬也致书恭愍王“今车书如旧，傥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

表达了希望双方通好的意愿。张士诚和丁文彬对高丽的态度很快得到恭愍王的回应，由李穑执笔撰文回复以示感谢。其后，仅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氏和丁氏两次通聘高丽，恭愍王不仅接见张士诚的使臣，而且在回复的书中表示希望“使王与太尉，自今永以为好，未必不由执事也。”

其后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到张士诚军队被朱元璋吞并为止，双方均保持联系。在此期间，据《高丽史》记载双方互遣使臣达九次，其中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就有三次互通使臣的记录。

从这个角度审视文中提到的《送杭州使》，则可以理解当时的郑梦周通过诗句试图表达的希望长期维系双方关系的意愿。元朝末年，为反元而兴起的各路势力同高丽建立联系，一直持续到朱元璋称帝之前。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一月，朱元璋军队攻打张士诚部，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次年九月破城，张士诚也被带到金陵并最终自缢而死。

平定张士诚部后，朱元璋将矛头对准台州、温州等地，并最终将其打败。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丁未，方国珍派遣其子奉表请降，平定了浙东地区。此后，又相继获得东平、兖州东部的州县、济南以及邵武等地区。

总的来说，随着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正式即位，定国号明，建元洪武后。高丽与方国珍和张士诚等反元势力的联系也随之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