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的管控

北宋政权对东南地区，铜币外流问题重视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铜钱的稳定影响着北方军队军饷的发放和军粮的购买等重要的军费开支。而南宋时期铜币在海上贸易的流通中外流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大环境的变化，在对金政权的态度更多地采取避战和议、加深经济往来进行软实力对抗的策略。

在丧失了北方大片国土和陆上丝绸之路后国家必须大力发展东南地区的优势对外贸易以补充财源，从而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在对外贸易中铜币使用的管控；以及南宋时期前来进行贸易的政权对铜币的大量渴求使得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看到了高额利润的诱惑，从而铤而走险大量走私，时间久之铜币外泄问题便积重难返，国家也无法从根本上治理。

而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南宋对外贸易中的铜币外流的规模堪称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尤以日本对宋王朝的铜币的渴望最为真切。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由来已久，到了两宋时期由于宋王朝自身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同一时期日本经济的相对落后这种经济上的落差现状，加剧了日本对宋王朝的经济依赖，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除了正规民间贸易和朝贡贸易外，海上走私贸易在南宋时期也非常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前来贸易的各政权几乎都希望获得宋朝钱币，而两宋时期的钱禁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铜币贸易带来的利润，进行铜币走私的商人络绎不绝。

铜钱之外泄是一个无法禁绝的问题，而无论是向北方陆上各国的外流，还是东南方与海上诸国的贸易，铜币的外流使得宋王朝本就千疮百孔的以铜币为核心的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更加残破不堪摇摇欲坠，对“钱荒”的产生和恶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两宋时期的“钱荒”产生的影响

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钱荒”现象究竟因何而起，其答案绝不是唯一的，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两宋时期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破坏了东南地区的货币运行体系，导致在市场和生活中出现了铜币短缺的现象。但是两宋时期铜币向周围国家的外流应是导致“钱荒”现象出现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因为向国外的流散导致铜币退出了赵宋王朝的流通市场并消失不再回到赵宋王朝的货币经济体系内。

因此流散出去的铜币越多，赵宋王朝货币经济体系内的铜币就越少，尤其是东南地区，“钱荒”问题也就越严重。通过一些出使辽朝的宋使臣的见闻记录可以看到辽朝货币经济体系的建立基本依靠的是中原王朝的货币，虽然辽朝吸收的中原王朝的货币种类多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北宋时期的铜币为主。

例如哲宗时期出使辽朝的户部侍郎苏辙向皇帝上奏说：“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

同为哲宗时期出使辽朝的颖滨在回国后也向皇帝上奏说“北界别无钱币惟用中国钱云。”但同时在北宋与辽的贸易中铜币也存在着铜币大量回流的事实，在《宋史·食货志》中关于榷场的记述里有一句“岁获四十余万”的记载。

这很可能是河北地区榷场每年贸易利润的收益部分，而还不是北宋与辽一年榷场贸易的总数，他认为整个河北地区榷场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应该能达到一百五十万贯，考虑到宋代财政紧张的时候有过以800文，850文当一贯的情形，以及还有折二钱，当三钱，当十钱等变相通货膨胀的时候。

按照此粗略推算北宋时期在河北地区的榷场贸易也能达到近百万贯的收益，而给予辽朝的十万银岁币，如果按照南宋初期的物价推算也不过四十万贯，这基本可以说明在北宋与辽在西北地区的榷场贸易中铜币的交易流通量在价值上就已经达到了超过百万贯的级别。

再加上辽朝和西夏都在力求宋朝铜币，可合理推测辽和西夏的商人在交易中会坚定的要求用铜币进行结算，终北宋一朝的总铸币量大约在2-3亿贯之间，而仅在榷场贸易正常运行时在河北地区的交易总额价值就高达百万贯，那么再加上河东地区的交易和辽朝商人大力索求铜币、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军费开支等因素，可以合理推测当时北宋王朝在此地区的铜币交易量应该在当时货币流通体系中占比非常大。

而南宋时期铜币向北方金朝的流动也已经达到了到绍兴末年“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的程度。这里需要重申的一个观点，本文所讨论的两宋时期的“钱荒”问题是指两宋时期东南地区内发生的流通中和生活中的铜币短缺问题，两宋时期的东南地区大体包括淮南两路、浙江两路、江南两路、荆湖两路等地。

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换言之本文讨论的是这一地区的铜币是如何流失出本地区的货币经济运行体系，且流失后又为何没能重新从其他地区得到及时的补充，最终这一问题越拖越久，积重难返，导致“钱荒”问题爆发并且持续了整个赵宋王朝始终。

所以北宋时期在与辽、西夏的对峙中出现的榷场贸易使得大量的铜钱向西北地区集中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铜币被流失到了国外无法流回东南地区，从根本上减少了北宋王朝东南地区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铜币数量，进而对“钱荒”问题的发酵起到了推动作用。

铜币的海外流失

至于两宋时期铜币向东南方向的海外流失与“钱荒”之间的关系同在西北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两宋时期的国家财政中心在北方的军费开支和岁币供赋等问题上，这些从东南地区市场中获得的铜币只能有相对一小部分重新流回当地的市场，那么铜币在东南地区流通中和生活中的供应量之会越来越少。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的一大弊病，即由于各国之间的货币不同，难以实现统一的货币形制、材质、价值利率，所以这一时期史料中记载的市舶司“抽解与和买，以岁计之约二百万缗”，即收入高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国家财政收入的这两百万贯铜钱事实上最终还是出自宋朝本身的货币经济体系之中，流通中的货币量也随之减少。

再加之南宋时期政府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大力推行禁止铜钱外流的情况，如通过严海道之防、定两淮之禁两项整体措施，禁止一般商船去山东半岛女真统治地区进行贸易，对出使金国、押送岁币的使臣和士兵进行搜身；在南方海上“铜钱之禁，入海五里，尽沒其资”。而这样不仅使国内铜钱不能大规模的运用到对外贸易中，还使得来宋贸易的各船商出现了宋铜钱供给量的严重不足情况，从而导致宋铜币在海外市场的价值越发增高。

随着海外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个价格差距——即国内和国外的铜币价值差，就会持续变大，走私铜币的行为就必然会屡禁不止。这其中的根源主要是作为贱金属货币的铜钱其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货币自身的材质，其“实际价值”和“赋予价值”被固定在同一个载体中。

那么这个载体就会被商人们找到利润差存在的地方进行倒卖，而像“实际价值”和“赋予价值”分离的信用货币在通常情况下就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倒卖作为价值符号的信用货币的行为本身就是没有价值的。

综上所论，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铜币在整体上是不断外流出当地的货币经济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流通中的，要么是被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被进行二次财富分配，要么是流向其他国家被贮藏不再回到本地市场，这就是两宋时期东南地区“钱荒”问题的表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