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开始谋划以朝鲜为跳板侵略明朝。自壬辰四月开始，日本军队势如破竹，进入朝鲜如入无人之境，朝鲜军队接连战败。

日本即将入寇汉阳的消息传至朝堂，领议政李山海提议宣祖“播迁”。受本国党争传统影响，作为东人党的李山海随即受到了其他党派强烈反对。由于形势严峻，朝鲜国王力排众议，北上“播迁”。此时，朝鲜国土几尽沦丧，在这种情形下，都承旨李恒福提出渡过鸭绿江赴明朝进行“内附”。

明朝廷臣对“内附”问题的不同意见，仅仅是党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日后的党争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同时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朝鲜廷臣对“内附”问题的讨论，致使严重的君臣对立，对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内附”争论下的明朝政治格局

明朝廷臣对于朝鲜宣祖“内附”事件的争论，促使内阁、兵部、辽东都司迅速联合。由于“内附”事件持续时间十分短暂，加上朝鲜国内党争态势焦灼化，宣祖倍感压力，在朝鲜请援成功之后，“内附”请求便无疾而终。所以，对于明朝的廷臣而言，此时的任何合作均是共同利益的吸引，一旦利益对立，那么联盟便会瓦解。

明朝廷臣对于宣祖“内附”事件的讨论，对于日后的“封贡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两件事情显示了内阁职权不断削弱，言官政争肆虐的情况。而壬辰战争时期出现的宣祖“内附”问题，为日后党争的激化留下了隐患，为后期的东林党争埋下了伏笔。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至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自从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力日渐变弱。在“内附”问题上，内阁通过与兵部等机构的联合来增加了公信力，攻击政见不同的廷臣，权力似乎有回升的迹象。因此“内附”事件表明，内阁忽视了言官的力量。

随着战况不断发展，党争反弹，言官反扑。此时党争集中表现于“封贡”事件上。内阁首辅作为兵部在中央的应援者，兵部作为“封贡”事件的主持者，前线将领为执行者，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内附”时期迅速结党的人员在“封贡”失败后，均受到了言官猛烈的弹劾，不仅使得内阁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而且使得明朝中央政局混乱，党争日益激烈，一发不可收拾。

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弹劾宋应昌听信沈惟敬之言为“愚笨”，石星马上为其辩驳，宋应昌此举为“恢复朝鲜之故……无嫌诈计”。张辅之对石星的回应并不买账，再次上疏“此皆沈惟敬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误阁部，石星素号忠诚，不加深察而谬误”。

张辅之的奏疏，一来是将责任全部归罪于沈惟敬，二来不乏为阁部找借口遮掩罪过。张辅之为万历十四年进士，与袁黄、刘黄裳同为王锡爵所选拔，门生座师相互依靠。而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二年五月才卸任，在这之前，即使王锡爵主导的内阁做出错误决策，作为门生的张辅之也绝不能直言批判。

在王锡爵致仕后，对于王锡爵及其门生的弹劾便铺天盖地的袭来，先是广州道御史杨一鹏弹劾“宋应昌、石星、顾养谦、刘黄裳争相欺罔”，继之兵部迫于言论彻查宋应昌、刘黄裳、袁黄有无克扣军饷之事。此后对于石星、宋应昌、李如松等人的弹劾纷至沓来。

河南道御史周孔教上疏“若星执迷不悟，刚愎自用，仰鼻息于马上之口，敝笔舌于鼠首之间，因循误国”，同疏又弹劾赵志皋“不惟宗社大计，曲昵私交，援引同乡宋应昌几败，乃公争……夫宋应昌通国皆曰不可用，至皋独曰可用，东倭通国皆曰不可封，至皋独曰可封，力排公议，从谀石星”，周孔教的弹劾文，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内阁首辅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

周孔教与许弘纲同为万历八年进士，具有同窗情谊。而在是否援助朝鲜时，许弘纲因坚决反对援朝，而被贬。此时周孔教有为同窗报仇的嫌疑，此时的阁臣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在此次弹劾中脱身，阁臣只得不断求去。

内阁及兵部成员不断被言官弹劾的迹象表明，在“内附”事件上，阁部联合行动，权力膨胀，忽视言官这一群体，致使后期在遭受言官集体弹劾之时无还手之力。

内阁首辅不断被言官弹劾之际，内阁内部又开始分化。对于“封贡”问题上，张位与沈一贯持反对意见，而赵志皋与兵部石星又都主张“封贡”。在主张“封贡”的意见受到抑制，相应官吏备受弹劾之时，主战派欲使总兵李如栢党附。

当时总兵麻贵曾一日连胜十一次，如若继续进攻釜山城，极有可能将城内残留势力一网打尽。但此时李如栢还未奔至战场，因而张位和沈一贯授意辽阳巡抚杨镐，不予追击。

但当李如栢到达前线之时，倭寇已经获得了充足的时间调整，大败明军。而后，此事被赞画丁应泰揭发，杨镐和张位受罚，沈一贯未受处置。后来沈一贯进行反扑，肆意弹劾丁应泰。张位与赵志皋均是申时行举荐入内阁的，两人关系不错。

赵志皋曾愤然感慨：“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谋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此后“志皋每被言，辄疏辨求退”，再也不进行辩驳，即使在封贡失败，石星死于狱中，张位因杨镐被贬谪，赵志皋也不再发声。即便如此，言官的弹劾也从未止息过。

由于朝鲜国王“内附”事件，引发明朝各部团结，势力极强。但内阁过于自信，不重视言官力量。待到“封贡”事件之时，内阁成员备受言官弹劾。此时的内阁内部出现纷争，内阁权力不断被削弱，致使奸邪小人投机取巧，结党营私。

究其原因，便是由于张居正统治时期对于言官过分钳制，在大规模的清除张居正集团后，明神宗不得不利用言官表明心迹，致使言官有了发挥自身“魅力”的政治舞台。而壬辰战争时期对“内附”问题的讨论虽然致使内阁权力出现过短暂的回升，但在日后当事人集体一致行动，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关系。

因为“内附”事件，阁部形成了关系共同体，在日后遭受弹劾之时，致使内阁和兵部集体受到弹劾。加上明神宗专注于自己的私人生活，造成缺官不补的现象，国家的统治机制几近瘫痪。

从“内附”事件到“封贡”事件，言路不断混乱，言官不分黑白曲直。廷臣一经遭到弹劾，便无动于衷，不做任何解释，只愿致仕；未经弹劾的大臣也对明神宗、对明朝的政治生态失望，纷纷自行离去。

在万历四十一年，明神宗下罪己诏：“年来议论混淆，朝廷忧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至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赦免”。

明神宗每日沉迷于奢侈糜乱的私生活中，因而廷臣早已对这种“事事皆争，人人结党”的情况失望，致使党争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在这份罪己诏发布不久，兵部尚书掌督察院事孙玮、吏部尚书赵焕、礼部右侍郎孙慎行相继致仕。此时朝中齐、楚、浙等党交相攻讦，各行其是，将朝政完全置于党争之下。

壬辰战争时期朝鲜国王“内附”事件推动明朝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使得各地起义不断爆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努尔哈赤起兵，明朝政局陷入混乱与动荡交织的黑暗时期，最终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二、“内附”论争下的朝鲜党争局势

随着战争发生，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识兵，望风瓦解，无敢迎其锋，贼长驱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此时的朝鲜任人宰割，即将面临八道尽陷的局势。此时的廷臣以国难当头为由，催请宣祖立世子。

在应对倭乱的战争中，东人党在朝中指挥，南人党在前线奋战，加之此时的西人党领袖郑澈尚未回归，此时的朝政大权掌握在东人党。因此，光海君被立为世子，不仅是党争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增强了东人党的势力。

在临津江防线崩溃后，宣祖开始为渡辽“内附”明朝作准备。此时廷臣对于“内附”争论加剧了朝鲜的党争，不仅导致君臣谏诤更加剧烈，同时也离间了宣祖父子的感情。

宣祖二十五年（明万历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宣祖表明心迹，准备“内附”。同时告谕群臣“今后令世子，权摄国事，除拜、官爵、赏罚等事，皆便宜自断事”。同月十四日，宣祖与光海君分朝，光海君往江界，宣祖往义州专为“内附”。

据朝鲜史料记载：“上命大臣，修内附咨文，送辽东都司，命领议政崔兴源，参判尹自新等，奉庙社主，陪世子，往保江界，分朝臣以从之”，此时形成了以光海君主导的小朝廷。

宣祖曾询问“崔兴源、李宪国、李诚中曰：卿皆老矣，可以从世子。又谓韩准曰：卿有父母，亦可从世子”。随从光海君的廷臣有领议政崔兴源、右赞成郑琢、副提学沈忠谦，三人均为西人党要员。

此时，宣祖将不同意“内附”的廷臣驱逐，谕令这些人跟随光海君。在将要出发往义州之时，宣祖国王询问廷臣是否愿意跟随圣驾，回答者寥寥无几。仅李恒福积极响应，回答说：“臣年少无病又无父母，请随驾”，而后李山甫、洪進等人皆愿从宣祖，剩余“群臣皆愿随东邸”。

在战争结束后，宣祖开始廷议诸臣功勋。功臣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为：自宣祖“播迁”之日起，经过“内附”事件直至战争结束之日，始终随从宣祖的臣子，为护圣功臣，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级。

第二种类型为：前线剿倭军官、奔赴天朝请兵救援、筹措兵粮的臣子。将他们封为宣武功臣，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个等级；第三种类型为：以平定李梦鹤之乱为首的臣子。将他们分为靖难功臣，依旧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等。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具体分配如下表：

据此表，可以看出，积极推动宣祖“内附”事件的李恒福被列为护圣功臣第一等，郑崐寿同为第一等。郑崐寿亦曾积极护送宣祖至义州。在万历援朝战役期，曾担任“请兵陈奏使”、“迎慰使”、“接伴使”、“谢恩兼辩诬陈奏使”等，作为使节，为明朝与朝鲜之间顺畅沟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宣祖曾予以表彰曰：“今此讨贼，专由天兵。而天兵之出，由于郑崐寿之陈奏”。此外，洪進、李山甫等在宣祖赴义州之时曾坚定地伴随左右，因而被录为二等功臣。

此时，宣祖大加赞赏当年义无反顾支持自己“内附”明朝的廷臣，向当年反对自己“内附”的廷臣发难。此时西人党俞泓不断受到台谏弹劾。究其原因便是当年在“播迁”与“内附”事件中违背宣祖意愿。

在李山海首倡北上“播迁”之时，俞泓表面极力反对，而暗地里却“令家人避兵而外”，宣祖以为其人狡诈。在“内附”之时，俞泓表示希望跟随世子，他称“臣已老矣，不得渡辽。从世子，恢复之后当迎驾而归”。

宣祖对俞泓已经是极尽厌恶，俞泓所言，宣祖当时并未回复。后来宣祖曾批判俞泓“自行自止，殊无君臣之义”。此后，台谏弹劾俞泓。宣祖曾询问都承旨柳根，“体察使俞泓论递云，其代，谁可为之”，紧接着十二月二十五日，台谏再次弹劾俞泓，在一个月后，俞泓最终被夺职。

在功臣册封事件中，东人党郑崐寿被册封为一等扈从功臣，南人党柳成龙被册封为一等宣武功臣，而西人党成绩不佳，原来一党独大的优势消失。究其原因便是西人党在“内附”事件中，始终站在宣祖的对立面，以致于宣祖重归汉阳后，大力驱逐西人党官员。

西人党领袖郑澈死后，西人党要员尹斗寿不断遭遇司宪府、司谏院、弘文馆共同弹劾，南人党成员占据中枢机关。南人党也并未得势很久，伴随着后期领袖柳成龙被弹劾，北人便掌握掌权。

政权轮替过程，宣祖并不是不能阻止，实因西人党与南人党极力反对宣祖“内附”而遭到宣祖厌恶，最终扶植北人党，因其党领袖李山海曾首提“播迁”之事。

廷臣对于宣祖“内附”事件的讨论，不仅使得朝鲜政治生态混乱不堪，君臣谏诤日益激烈，同时使得宣祖与光海君的父子之间相互猜疑。光海君为宣祖与恭嫔金氏的第二子，因此在王位继承上缺少名分支持。宣祖立光海君为世子有两个原因。一来宣祖的懿仁大妃并无所生；二来宣祖一心一意只愿“播迁”，立光海君为世子，可以分散廷臣的注意。

而当宣祖准备“内附”之时，便授意光海君分朝，命令光海君往江界组织军队进行反侵略活动。这样一来可以应对西人党成员不断施加的压力；二来可以鼓舞士气，鼓励朝鲜百姓继续抗战。因此，在明朝派兵援朝后，宣祖“内附”便无疾而终。

在明朝提督李如松收复平壤后，宣祖迅速结束了分朝之事。宣祖认为光海君并不是未来国王的最佳人选，只是为实现“内附”而做的妥协。因此，在宣祖回归汉阳后，大力驱逐积极靠拢光海君的西人党成员。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光海君一直因为名分问题并未获得明朝的册封，宣祖曾一度想更易世子人选，导致父子之间矛盾渐深。

宣祖想立仁穆大妃之子永昌大君为世子，领议政柳永庆等廷臣曾展开秘密讨论，是否将永昌大君立为世子。但是宣祖突然离世，此想法还未付诸实践，光海君就已即位。

即位后，光海君任用了李尔瞻等人，而李尔瞻为大北派领袖，在大北派的主导下，光海君之兄临海君被杀，宣祖的仁穆大妃被废，仁穆大妃之父金梯男被杀，永昌大君被废为庶人，圈禁至江华岛，光海君六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年被江华岛府使郑沆杀死。在光海君即位之后，朝政便由大北派掌控，此时西人党欲重夺政权，便发动了“仁祖反正”事件，最终重夺政权。

三、总结

朝鲜国王“内附”事件对明朝政治生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壬辰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此事直接作用于“封贡”事件。由于明朝党争的影响，内阁与兵部迅速结合，对违背己意的官员大加攻讦，但张居正之后的内阁权力微弱，无法任意钳制言官。

以至于在“封贡”事件中，言官反扑，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廷臣不断遭受弹劾，党争日益发酵，朝中楚、浙等党拉帮结派，不择手段，排斥异己。

本党人士利用裙带关系罗织党羽，凭借血缘用人，以党举官成为常态，皆是由于廷臣对“内附”事件的争论。最终廷臣纷纷离去，朝中空位甚多，明神宗又沉溺于敛金聚财，无暇顾及，任凭矿监税使涂害四方。最终使得明朝社会秩序混乱，努尔哈赤起兵东北，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朝鲜宣祖“内附”事件使得朝内党争不断发酵。宣祖“内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播迁”，在途中，党争作用于“立世子”事件上，东人党与西人党大规模争论，最终东人党获胜，光海君被确立为世子。“内附”的第二阶段便是对“播迁”方向的选择。

此时，不同意“内附”的廷臣开始提出“世子分朝”的建议，“内附”事件直接促成了宣祖与光海君分朝，宣祖北上义州专为“内附”，光海君入江界安定人心、组织抗战。跟随光海君的廷臣实际上是坚决反对宣祖“内附”的中坚力量。

在宣祖回到汉阳后，大力驱逐西人党人士。因光海君为恭嫔金氏的第二子，并非宣祖大妃的长子，并无资格继承王位。在宣祖弥留之际，欲更换世子，将仁穆大妃所生的永昌大君立为世子，当时小北派领袖柳永庆为此积极活动，还未完成宣祖便离世。

此事造成宣祖与光海君父子关系紧张，同时，在光海君上台后开始疯狂打击报复，将永昌大君囚禁并处死、废除仁穆王后，同时启用大北派官僚李尔瞻等人。后来西人党依旧利用光海君的出身问题以及废母弑兄问题发动了“仁祖反正”事件，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