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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小农经济一直都是最基本的生产形式，因此基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田税收入也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来源，但是在唐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中央政府地位不断下降，这让唐王朝无法获得地方税赋收入，国家财政面临重大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统治者开始通过向官员们索取进奉的方式来补充财政收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唐朝政府的财政不足，但也给其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唐代大明宫遗址

一、唐代的进奉种类

进奉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财政收入形式，其一般指代地方和中央官员在税赋之外向帝王进献的财物，这些财物一般会被送入皇帝的私人府藏之中，供其享乐之用，那些献上礼品的官员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讨好皇帝，为自己谋求更好的发展。

从汉代开始，进奉就已经十分常见了，比如汉文帝时就有官员进献千里马的记载，到了东汉时期，地方官员进献黄金珠宝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后来的王朝中官员们在得到珍宝之后往往也会将其献给统治者。

隋炀帝下江都

但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帝王们多崇尚节俭，因此汉文帝等皇帝都会拒绝接受官员们进献的宝物，但帝王中亦不乏贪图享乐之人，他们十分乐于接受下属的赠礼，溜须拍马的官员也从此飞黄腾达，这种仕途捷径令进献始终未能禁绝。

比如隋炀帝在下扬州巡视的过程中，就曾向沿途官员索要礼品，那些送得多的官员会得到升迁，而礼品较少的则会受到处罚，这令官员们无不绞尽脑汁搜刮民脂民膏，最终导致“民外

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在唐代时，进奉制度也没有被废除，并发展成了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别为土贡、进献、和进奉，由于在史料中三者经常混用，因此整体用进奉来代表这三种形式，不过它们彼此之间依然存在些许差别。

土贡，是唐代地方政府每年的例行工作，当地官员需要收集当地的土特产，并将其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时候送至长安，十一月一日，户部官员咋整理过这些贡品后，便将其呈交给尚书省，之后这些贡品会在元日当天被陈列在皇宫殿堂之上，供皇帝挑选处理。

湖州特产紫笋茶

对于一些有着较强时令性的物产，其送至长安的时间也较为灵活，比如最好的茶叶就必须在清明前送到皇宫之中，诗人李郢的“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就是描述的湖州出产的紫笋茶。

进献，则是指官员们通过揣摩统治者喜好而进献的物品，这种进贡方式十分随意，并没有明确时间，其和进奉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并不限于钱币、珠宝等有价值的物品，一些独特的进献往往能够为进献者带来更大的收益。

薛怀义剧照

比如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其曾经一度对李唐宗室痛下杀手，千金公主知道武则天喜欢面首，便将薛怀义送到武则天身边，之后薛怀义深受武则天宠爱，千金公主不但免于一死，甚至还被武则天赐予武姓。

和进献相比，进奉的对象一般是绢布、金银、钱币等具有通货性质的物品，唐代的进奉数额一般十分可观，这也成为了唐代中后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其对于唐代政治走向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因此后人在谈论唐代进奉的时候，一般都是指代这种进贡形式，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唐代进奉的主体

在初唐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稳定，均田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绝大多数百姓都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体系之下，这让唐代的赋税收入十分可观，中央财政每年都能有所结余，统治者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朴素和节俭，一般都禁止官员向中央进奉。

但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唐朝政府能够管控的自耕农数量显著降低，这让唐王朝的财政收入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享乐需求却在日益上升，为了弥补资金的缺口，唐玄宗开始启用有敛财手段的官员，这些官员将搜刮来的财物以进奉的名义存入皇帝的私人库府之中，这便是唐代进奉兴起的源头。

唐玄宗剧照

那些通过横征暴敛从百姓手中搜刮钱财的官员，也成为了唐玄宗眼里的能臣，他们纷纷升至高位，比如宇文融和杨慎矜父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见宇文融、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仓廪，岁益巨万。玄宗以为能。”

在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能够控制的地区变得十分有限，这让其财政资金捉襟见肘，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后来的唐代帝王也效仿唐玄宗起用有敛财能力的官员，他们通过改革盐铁交易模式等方式为唐王朝增加了许多收入，而这些收入最终都会以进奉的方式进入皇帝的库府。

唐代藩镇割据图

除了统治者主导的中央官员进奉之外，在安史之乱后藩镇送来的地方进奉也在唐代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和官察使们，基本掌握了地方的财政大权，他们本可以将这些资金据为己有，但依然有不少人将不菲的收入进奉给皇帝。

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为了提升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在得到进奉之后，皇帝一般都会对这些节度使进行表彰，这将提升其在当地的声望，还可以缓和其和中央政府的对立关系，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地方节度使之外，一些刺史及其他地方官员，也会想尽办法向皇帝进奉财物，一些官员还因此被升任为观察使，比如常州刺史裴肃在进奉后不久，就升任为浙东观察使，这也让进奉成为了向唐天子交换权力的最好途径。

唐代官员形象

因此唐代中后期部分有政治野心的地方官员，纷纷通过进奉的方式与唐朝政府达成利益交换，这让唐朝政府每年得到的进奉数量都十分可观。

三、唐代进奉的名目

虽然在唐代中后期，进奉已经成为了唐朝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官员在进奉的时候依然要找些名目，来使得进奉合法化，其中节日和羡余最常用的两种名目。

在唐代每逢元日、端午和冬至，皇帝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仪式，这几天也成为了中央和地方官员进奉的好时机。

在唐朝初期，皇帝们曾多次下令禁止官员们在这几天进奉，以免损伤民力，但到了唐代中后期，皇帝们对于官员的进奉却是来者不拒，如果有哪位官员没有在这天进奉，皇帝还会询问原因，其敛财的意图昭然若揭。

唐玄宗盛大的生日宴会

除了官方节日之外，从唐玄宗开始，唐代帝王们还会吧自己的生日设为国家节日，唐玄宗这么做是为了与民同乐，显示国家的强盛和自己爱民如子的情怀，而之后的皇帝们却是为了增加名目，便于官员们进奉，为自己增加收入来源。

这一点从官员们在皇帝生日进奉的物品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在唐玄宗年间，官员们一般会在当天进奉金镜、衣衫、马匹等物品，用来显示唐玄宗的功德，并没有财政意义。

但唐朝中后期官员们多在当天进奉金银珠宝，绢布等物品，其已经不具有庆生的含义，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财政需求。这也让后来唐朝皇帝的生日失去了喜庆的节日色彩，对于那些遭受官员压迫的百姓而言，甚至可以被称为受难日了。

在节日之外，官员们进奉时最常用的名目便是“羡余”，所谓羡余指的是财政的结余，即在赋税之外国家获得的财政收入，在唐代中央官员敛财后的进奉，用的基本都是这一名目。

权臣杨国忠剧照

羡余进奉最早也是出现在唐玄宗时期的，天宝年间唐玄宗十分热衷于赏赐群臣，但他有不想频繁动用国库中的资金，王鉷知道后将国库中的资金挪入皇帝的内库，谎称其是财政结余，这便是羡余进奉的起源了。

之后杨国忠为了讨好唐玄宗，更是将粮仓中的谷物贱卖，然后把换来的绢布运到京城，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库房之中，声称其是当年的财政结余收入，这些布匹后来也被送入唐玄宗的内库，此后有不少官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讨好皇帝，便都效仿杨国忠以羡余为名目进行进奉。

在唐代中后期，随着税赋收入的不断下降，皇帝一般都会把进奉得来的资金用于国家日常工作，其和税收的最大区别在于进入库府的不同，后来又官员曾经建议将进奉收入移入国库，满足中央财政的需要，但这些提议都被统治者驳回。

唐宪宗画像

这并非是这些皇帝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进奉资金来增强军队的建设，并重新夺回部分藩镇，重振唐王朝，因此他们不允许这些资金被用于其他政治工作，唐宪宗在面对官员质疑的时候是这么解释的：

“朕方欲练智勇之将，刷祖宗之耻，恶所用不征于人？储蓄之由，盖因于此。朕所以身衣浣濯，不妄破用；亲戚赐予，才表诚意而已。”

虽然唐朝后期的皇帝们大多生活节俭，但这些号称羡余的进奉其实都是各地官员从百姓身上压榨出来的，这让羡余这个名字充满了讽刺的意味，白居易就曾经在诗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羡余进奉的本质：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四、进奉对于唐代政治环境的影响

进奉作为唐代中后期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其除了关系国家财政之外，对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环境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宦官地位的提升，以及对官场清廉风气的破坏。

唐代宦官形象

宦官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许多朝代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像唐朝一样，能够决定皇帝生死的宦官还是仅此一家的，之后唐朝官员和皇帝虽然想尽办法来削弱宦官的权力，但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

而唐代的宦官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地位，和唐代中后期的进奉制度是分不开的，进奉的财物会被送入皇帝的私人库府之中，但是皇帝并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核对每一笔款项，而这些资金的实际管理者就是皇帝身边的宦官。

随着唐朝中后期进奉收入在财政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宦官们能够掌控的资源也就越来越多，部分外廷官员为了推动工作不得不向宦官卑躬屈膝，向他们讨要内库中的资金，这让宦官们有了干涉政治工作的可能，这最终引发了唐朝长时间的党争，对朝廷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与此同时这些宦官们为了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会不断鼓动皇帝向官员们索要进奉，然后他们还会不停在皇帝面前举荐那些支持自己的官员，这让阉党在朝中的势力不断扩大，内库在财政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唐代名臣李绛

宦官们深知内库金银的多寡和自己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因此他们会想尽办法干预皇帝使用内库资金，在唐宪宗元和年间，魏博等地的节度使有回归的意象，李绛听说后表示：

“魏博五十余年不霑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

但宦官们觉得这笔钱实在太多，就推脱说一旦开了这个先河，那么之后的军镇恐怕会纷纷归附，到时候内库资金不够用了，并拒绝了李绛的请求，这也让唐朝政府失去了收回重镇的大好机会。

在唐朝末年，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外廷官员和将领们纷纷向宦官请求用内府中的资金来补充军费募集士兵，但宦官认为这样花费太多便处处设阻，这让唐王朝始终无法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央军，最终造成了唐王朝的覆灭。

黄巢起义

除了宦官乱政之外，进奉还对唐代的官场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唐代中后期进奉开始被人们视作一件普通的事务，甚至演变成官员的义务，官员们从百姓手中收取“羡余”的行为也不再被视为苛政。

像李勉这种得到“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高度评价的清官典型，也有向皇帝进奉的记录，在西安出土的双鲤鱼宝相莲瓣纹银盘便是其献给唐代宗的礼物之一。

这些官员对进奉的习以为常令百姓背上了巨大的负担，且令人们对于唐代官员愈发失望，最终激化了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结语

进奉作为从汉代便出现的政治行为，直到唐代之前其都是不被官场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潜规则”，但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减少，进奉行为作为重要的财政补充手段得到了官方的默许，这最终导致百姓们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赋税压力。

与此同时进奉制度还导致了唐朝党争的出现，一些野心家也通过这一途径掌控了权力，但已经对进奉产生依赖的唐王朝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隐患，与之相反，他们还加大了索要进奉的态度，这最终令唐朝政坛变得乌烟瘴气，百姓民不聊生，曾经强盛无比的唐王朝也为自己选择的这一饮鸩止渴的手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旧唐书》

《册府元龟》

《文献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