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往事越千年

一、“六诏”的出现

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南中地区归属蜀国统治。蜀国灭亡后，南中归属了西晋。西晋灭亡以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中原王朝无暇治理南中，只能通过“遣授刺史”实行名义上的统治。这就使得南中大姓爨氏祖孙世袭雄踞云南数百年之久。

581年，隋朝建立，不久全国走向统一，恢复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消灭爨氏大姓就被提上了日程。在这样的情况下，隋文帝对云南采取了三次军事行动。公元598年，隋文帝任刘哙之为大将军，杨武通为行军总管，进军云南。此时杨秀建议用他的亲信万智光做杨武通的行军司马，幸好文帝知道自己的儿子有私心，没有采用他的建议，并削减了杨秀的权力。最终，杨武通用兵云南取得胜利，爨玩等人被押送进京，不久，爨玩被处死，诸子被废为奴。至此，爨氏的力量被消灭得无力再与中央王朝对抗。云南再度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郡县制度有所恢复和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爆发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在618年唐朝建立的时候，云南大部分地区“部落支离、首领星碎”，洱海一带出现众多部落，其中有六个部落势力较大被称为六诏。它们分别是蒙巂诏、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越析诏、蒙舍诏，其中蒙舍诏地处最南边，故名南诏。

关于南诏的兴起，“九隆神话”是这样叙述的：“哀牢国，永昌郡也。其先有郡人蒙迦独，妻摩梨羌，名沙一，居于牢山。蒙迦独尝捕鱼为生，后死牢山水中，不获其尸。妻沙一往哭于此，忽见一木浮触而来，旁边漂沉，离水面少许。妇坐其上，平稳不动。明日视之，见水(木)沉触如旧。遂尝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怀妊十月，孕生九子。复产一子，共男十人同母。一日行往池边，询问其父，母指曰：“死此池中矣!”语未毕，见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一与子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俱何在?”

九子见龙惊走，独一小子不能去，母固留之。此子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就唤其名曰习农乐。母因见子背龙而坐，乃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其名池曰九隆。习农乐后长成，有神异，每有天乐奏于其家，凤凰栖于树。有五色花开，四时常有神人卫护相随。诸兄见有此异，又能为父所舐而与名，遂共推以为王，主哀牢山下。” （——转自（谷跃娟：《南诏史概要》））

“九隆神话”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南诏早期的政治发展中，南诏已把”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运用到政治斗争中，通过对祖先神话的利用，强化南诏王的政治权威。（——谷跃娟：《南诏史概要》）

南诏在兴起近一个世纪后，迅速崛起，消灭其余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

二、南诏的崛起

南诏为什么能够崛起呢？最主要的因素是得到了唐王朝的扶持，那么唐王朝为什么会扶持南诏呢，至少和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南诏在政治上一向靠拢唐王朝。当时，对于政治地位日益上升的洱海各部来说，找一个强大的政权作为靠山，来巩固和扩展自身的政治利益，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653年，南诏首领细奴逻遣使朝贡。654年，细奴逻派出长子逻盛朝长安，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赐予锦袍。第二年南诏又派逻盛到长安。也就是在对唐朝的朝贡与觐见中南诏蒙氏王族拓展了视野、增长了政治才干。同时，南诏还带动了洱海地区的其它部落对唐朝的朝贡。正如史书所说的“率种归诚，历代如此”（张九龄：《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全唐书》卷285页），也正如《南诏德化碑》所云：“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

二是唐王朝与吐蕃争夺西北与西南。公元629年**干布继位后，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此后吐蕃展开了向四周的扩展。吐蕃势力南下，对唐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四川地区是关中的屏障，如果四川出事，长安所在的关中就危险了。而滇西又是四川的屏障，如果滇西洱海地区被吐蕃控制，唐朝的西南边境就要面临极大的威胁。因此唐朝以姚州都督府为据点与吐蕃展开了对洱海地区的争夺。707年唐朝派唐九征出兵攻击洱海地区的吐蕃势力，获得重大胜利，铸铁柱以标记此次战功（唐标铁柱）。但是这次胜利并没有将吐蕃势力驱逐出去，唐军一撤，吐蕃又卷土重来。

710年唐朝又派李知古进兵洱海，李知古急于求成，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加重对各部落的赋税征收、抢掠部落子女为奴婢，设计杀死邆赕诏诏主。这些粗暴的政策导致了洱海一些部落的反叛及李知古被杀。这样一来，洱海诸部落多投向吐蕃，唐朝在洱海地区所处的形势就恶化了。在这个时候，政治招降已不能统一洱海地区，出兵洱海又劳师动众，且不能保证长久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洱海各部落中找一帮手，借助它的力量来遏制吐蕃。实际上就是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南诏在政治上倾向于唐朝，而且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统一洱海地区的条件。

因而，唐朝选择了南诏，帮助和扶植南诏。帮扶的目的就是要让南诏成为自己的帮手从而抗击吐蕃。唐朝先是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后来又封他为“云南王”，又任命皮罗阁之子阁罗风为阳瓜州刺史，并派出御史严正诲和王承训协助南诏收复洱海地区。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皮罗阁父子先后攻占石和城（凤仪）、石桥城（今下关）、太和城（今大理）、大釐城（今禧洲），筑龙口城（今上关）。削平浪穹诏、施浪诏、诏、越析诏。到8世纪30年代南诏在驱除吐蕃的同时，统一了六招，成为了唐朝抗击吐蕃的西南屏障。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结束了洱海地区部落间的对立与纷争，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南诏主被封为云南王，实际上把洱海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这有利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

滇池及周围地区，自汉晋以来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唐朝在驱逐吐蕃势力、安定洱海地区后，就准备加强对滇池地区的管理。为了完全控制住爨区准备开通一条贯通南北爨区的道路。后来这条路被称为步头路，中心点在安宁。于是，就任命竹灵倩为筑城史到安宁修筑城池，城池修好后就要作为整个计划的基地。

安宁一带是渔盐之乡、稻米之乡，但是这些地方一直被诸爨首领所占有。诸爨首领担心，一旦安宁城筑成自己的利益就要受损。同时，唐军筑城，赋役繁重。于是在爨归王带领下，诸爨举兵反抗，杀了唐朝的安宁筑城史竹灵倩，毁了安宁城。这就激怒了唐朝廷，唐朝命令南诏皮逻阁率军前往镇压。当唐诏联军东进，师至波州（今大理祥云县）时，诸爨首领，十分惶恐，爨归王、爨崇道等率部众至军前投降。

皮罗阁代其向唐朝廷请罪，获得唐玄宗宽恕，唐朝廷命诸爨重筑安宁城。这样，南诏在这场安宁筑城事件中，充当了唐朝与诸爨之间调停人的角色，合理介入了爨区事务中。后来，南诏又借爨区诸首领相互残杀的机会，占领了爨区。

三、天宝战争

南诏占领爨区后日渐强大，暴露出了在云南割据的野心，这就威胁到了唐王朝在云南的利益。

面对南诏的日益强大，唐王朝一方面采取抑制手段，一方面准备进行军事进攻。这时唐王朝在政治上已走向腐败，玄宗宠爱杨贵妃后，杨氏集团日益得势，整个统治集团腐败昏庸。皇帝李隆基在给剑南节度使的告文中说：“蛮夷相攻，中国大利，自古如此，即所知之”，即唐要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张九龄：《敕剑南节度使之昱节》、《全唐书》286卷）早在处理安宁筑城事件的时候，唐朝无罪释放了参加内乱的诸爨首领，目的就是要保存他们的实力以抵制南诏。这个时候，云南郡太守张虔陀也在培植南诏的敌对势力，并图谋利用阁罗风是皮罗阁的过继儿子的事实，让皮罗阁的嫡长子诚节取代阁罗风，以削弱阁罗风的力量。与此同时，张虔陀还在姚州府练兵，向南诏大征军粮，以疲惫南诏。这些做法引起了阁罗凤极大的反感和怨恨，唐朝和南诏的关系开始恶化。

随后，张虔陀乘阁罗风妻女来拜谒他的机会，侮辱了她们。尽管如此，阁罗凤还是坚持与唐朝继续友好交往的愿望，并把矛盾的解决寄托于唐中央政府。唐朝派了贾奇俊到云南来调解，但贾奇俊与张虔陀狼狈为奸，不仅没有处理好唐与南诏的关系，反而说南诏欲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阁罗凤又派人去请求调解，唐朝没有给予理会。这使南诏上上下下都十分气愤。这样，张虔陀侮辱阁罗凤妻女一事成为天宝战争的导火线。750年，阁罗凤出兵攻占姚州，杀了唐朝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唐诏关系急剧恶化。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王朝派兵征南诏，又让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募兵讨伐。鲜于仲通带领大军到达曲靖时，阁罗风遣使谢罪求和，说明厉害，说过去的冲突是张虔陀所造成的，只要允许悔过自新，可以向唐赔偿一切损失，如果不允许，吐蕃正在伺机而动，南诏若归附吐蕃，则云南非唐朝所有了。在鲜于仲通拒绝这个请求后，南诏攻破了安宁城，鲜于仲通率军直指洱海地区，并派出大将王天运绕道点苍山后，准备从两面夹击太和城。南诏一面动员洱海地区的各个部落，起来战斗，一面派人向吐蕃求援。同时，命令长子风伽异、大将军段全葛等迎击苍山背后的唐军，自己率领主力正面迎战。双方交战于西洱河畔，南诏军队勇猛异常，战斗悲壮激烈，唐军六万被消灭，王天运被杀，鲜于仲通只身逃跑。

军事胜利之后，南诏归向了吐蕃，吐蕃赐南诏为兄弟之国。第二年即752年，吐蕃册封阁罗风为“赞普钟南国大诏”，给金印，号“东帝”。南诏于是改元为赞普钟元年，建立国号，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唐王朝一战就丢失了其在云南经营一百多年的成果，吐蕃则坐得南诏，得到了多年用洱海未能得到的成果，南诏的割据局面自此形成。

唐朝战败后，有反应呢？宰相杨国忠玩弄权术谎称在云南获得重大胜利。同时奏请皇上征兵再战。北方人害怕云南的“毒瘴”，不肯应征，甚至有人把身体弄残以逃避征兵。但是，宰相杨国忠不顾人民死活，只顾“耻于云南无功”，派人多处搜捕，强制征兵，士兵的父母妻子送行，哭声震天地。李白曾作诗，描绘了这一场景：“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率领强制征来的十万没有斗志的士兵，进入云南，阁罗凤凭借苍山洱海的天然之险，在龙首关和龙尾关排兵布阵，坚壁清野。唐军粮草供应不上，准备撤退，就在这个时候遭到南诏与吐蕃军队的夹击，李宓阵亡，十万唐军几乎葬身洱海。战争过后，南诏为李宓修建了祠堂。南诏还收集阵亡将士尸骨，葬于西洱河畔，后人称此墓葬为“万人冢”。

据说由于怨气太重，阵亡将士魂神不安，常常聚众夜哭，如夜雨腥风鬼唱歌。明朝时云南总兵邓云龙路过下关，遇天宝战死的怨鬼聚众而哭，大痛之余写诗吊慰：“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现在大理有万人冢和将军祠，均为天宝战争的产物。除祭奠阵亡将士外，南诏还在王都太和城立了一块石碑，取名德化碑，表明自己叛唐是不得已而为之，并表明归唐之意，这为后来南诏归唐留下了后路。

唐代政治家李泌总结天宝战争之原因说：“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3《唐记》49页）。这场战争对唐朝的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底是什么影响呢？

天宝战争第二年（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被迫逃往成都，当大队人马到达陕西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时，士兵哗变杀死了杨国忠，并要求玄宗赐死杨贵妃，玄宗忍痛将杨贵妃缢死，“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居易《长恨歌》）的大唐第一美女，从此烟消云散。安史之乱虽最终被平定，但从此以后，开元盛世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了。

马嵬坡

南诏归附吐蕃十余年后，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异牟寻上台后，接受清平官郑回的建议，归附了唐朝。

四、异牟寻归唐

南诏独立建国后，率兵征服了澜沧江、怒江、保山等地。同时，还加强了对东爨地区的控制。认为昆明坝区“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派阁罗凤长子风伽异领兵修筑拓东城，并让他以副王的身份坐镇东方。这个时候，南诏的疆域辽阔,基本上拥有今天云南省的全部。阁罗凤去世后，由其孙子异牟寻继位。异牟寻具有较的高文化修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他继位后，对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表示出了不安与反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由于时代、民族、社会制度等的因素，尽管因军事需要而形成政治友好关系，但始终存在着阴影和矛盾。特别是吐蕃的一些做法是南诏难以忍受的。

第一个难以忍受之处就是吐蕃对南诏怀有不信任之心，从而对南诏采取了种种控制措施。比如设立神川都督府对南诏进行政治上的监视，收纳被南诏消灭的浪穹、邓赕二诏的贵族，并培养及壮大其势力，形成对南诏的政治威胁。

第二个不能忍受之处是吐蕃向南诏征收沉重赋税，施加经济压力。

第三个难以忍受之处是吐蕃在南诏调兵无度，凡是出征作战都要以南诏军队为前锋，即吐蕃把南诏军队放在最前面，牺牲他人保全自己。

第四个难以忍受之处是吐蕃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残暴政策。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南诏与吐蕃的实力对比中，南诏处于弱势。天宝战争以后，南诏与唐朝之间矛盾的存在，迫使南诏与吐蕃结盟。因此，尽管对吐蕃的行为难以忍受，但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一件事情极大推动了南诏投向唐朝。

公元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进攻唐朝，结果大败而归，损失惨重。吐蕃将战争的失利迁怒于南诏，把异牟寻改封为“日东王”。从“赞普钟”到“日东王”，南诏由吐蕃的兄弟之国下降为了吐蕃的附属之国。南诏政治利益受到威胁，与吐蕃的政治裂痕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南诏内部也出现了反抗吐蕃的意见。清平官（相当于宰相）郑回就劝异牟寻归附唐朝。

郑回，汉族人，任唐西泸县县令时被南诏俘虏，后担任南诏王子的教师，很受尊重。他向异牟寻建议说：唐王朝讲道理，很少要财物，如果脱离吐蕃归附唐朝，就没有出兵帮助吐蕃打仗和承担沉重赋税的困难了。这也正好符合唐王朝的策略。

而唐王朝面对连年的边境危机，采纳了宰相李泌 “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建议。于788年与回纥进行了和亲，和亲后，回纥与吐蕃决裂并表示：“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唐朝的西北边境得到了稳定。

为实现“南通云南”，自787年开始，新任剑南节度使韦皋就连年致书南诏，开展争取工作，至793年争取工作有了效果。异牟寻决心接受郑回的建议，归顺唐朝。于是将回给韦皋的信写成三份并派出三批使者，最后三批使者都到达了成都。韦皋接到回信后，当即派人前往南诏。794年正月，韦皋的使者到达南诏阳苴咩城（今大理）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盟辞指明：南诏全部部落归顺唐朝，不再与吐蕃“私相会和”“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而汉也不能“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

这时，刚好遇到吐蕃强征１万南诏兵去抵抗回鹘，异牟寻以兵力不足为由准许5000先行，自己却亲率大军数万跟随在后面，日夜兼程，突袭吐蕃神川都督所管辖的地区，并大获全胜，攻占铁桥（即今丽江塔城)等１６座城市，俘虏五个王，降服民众10余万，拔除吐蕃在云南的全部重镇，从而把吐蕃势力驱逐到了金沙江以北，解除了吐蕃对洱海地区的威胁。

军事胜利后，异牟寻派其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向唐朝报告了情况，并向唐朝献上贡物和地图，请求恢复“南诏”名号。唐朝立即任命袁滋为南诏册封使，派他到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

袁滋等人到云南后，受到异牟寻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场面盛况空前。随后举行了册封典礼，袁滋代表唐朝正式向异牟寻颁发了“贞元册南诏印”。这样南诏又回到了唐王朝的版图之内。从752年天宝战争脱离唐朝到794年异牟寻归顺唐朝，时隔42年。为了纪念此事，政治家同时也是书法家的袁滋于贞元十年（即公元794年）亲自题写了册封事由，刊刻在今盐津豆少关山崖之上。至今仍在，它是南诏重新归属于唐的物证。为了维持唐与南诏的和好关系，唐朝表示废除属国子弟至京城充当人质的制度，南诏则坚持要送，以表示归唐的决心和诚意。后来，唐朝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专供南诏子弟学习，毕业后回云南。这所学校连续办了５０年，前后在那里学习者数千人，极大促进和推动了南诏文化的发展。

804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三年后南诏异牟寻去世，唐宪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两位历史人物相继谢幕，唐朝和南诏关系的蜜月期也随之结束。韦皋去世后的剑南西川政局混乱，对南诏的管理不再强硬有力。异牟寻去世后继位的南诏主年龄都比较小，政权被一帮奴隶主控制。这帮奴隶主喜欢发动战争，无休止的战争消耗了南诏的实力。南诏于公元902年灭亡了。

南诏于公元前649年兴起于蒙舍川（今云南大理巍山），公元738年，在唐朝支持下统一洱海地区，公元752年脱离唐朝独立建国，902年灭亡，共历十三王、存世二百五十三年。其鼎盛时期的疆域覆盖了今云南全省，云南与四川、贵州交界的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的部分地区。南诏以国家形式经营西南一百五十余年，对西南民族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结束了爨氏独占云南二百多年的割据局面，改变了南北朝以来西南各族“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的”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开发。它统一了云南地区，加强了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促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南诏晚期对唐朝进行的战争不仅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还促成了唐朝的灭亡。南诏灭亡五年后，即907年唐朝灭亡。这正是所谓“唐朝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