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婚姻是组成一个家庭的伊始，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最小核心要素，与社会的繁荣昌盛休戚相关。为了让家庭更加安稳，同时也为了让社会更加安宁，在古代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不可枚举的婚姻法，并把它作为部门法这一“大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部件”。

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婚姻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统治者用以强化皇权的手段。婚姻的政治功能性凸显，对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封建文化的奠基时期。婚姻制度经过西汉、东汉的发展，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体系。

一、汉朝政治婚姻如日方升

汉代政治婚姻的阶级属性十分明显，发生在统治阶级之间，主要有皇室婚姻、诸侯王婚姻、官吏婚姻、民族婚姻几个类型。汉代政治婚姻的特征表现为重亲盛行，累世婚姻普遍存在，违反缔结婚姻原则的婚姻充斥其中。由于政治婚姻大多忽视婚姻双方的个人感情，尤其官僚之间的婚姻大多以悲剧结尾。

不过政治婚姻在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利用联姻的方式巩固统治，民族和亲成为汉朝中央与少数民族交往的重要举措，在维护民族和平和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女性通过政治婚姻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该举措也贯穿王朝统治的始终，并在以后漫长的封建时期不断重复出现。

前202年，刘邦在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西楚霸王"项羽，正式称王，汉朝由此开始。征战总共持续了7年，国内民不聊生，哀声遍地，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休生养息的政策，为接下来汉朝和亲政策的大背景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邦亲率军队北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最后陈平施美人计献美人给匈奴单于，“白登之围”因此得以解脱。鉴于此次献计的成功刘邦决定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牺牲一人的利益与幸福来换取整个帝国的暂时和平。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诸侯州都，无一不用婚姻当做政治连接的手段。汉初婚姻制度未有定制，对选纳嫉妃的身份地位没有规定，皇族也时常从民间采纳嫉妃，更有甚者女子之前结过婚也无不可。

经过几代发展军功贵族势力形成，皇帝的嫉妃大都出自贵臣之家，成为皇帝笼络权臣的纽带。这种婚姻的纽带是双向结成的，皇帝不仅将权臣家的贵女纳入后宫当中，也将公主嫁与大臣子弟。意图在朝中树立党羽建立派别，增加统治的复杂性。

二、对别有用心的婚姻的具象化认识———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汉代开创了和亲政策并为历代所沿用，姊妹一起嫁给同一个男子，避免了后宫争宠的弊端，因为同出一个血脉相比于其他后妃来说更为亲近，也可相互扶持。从传嗣的角度出发，东汉时期后妃生育力低下，多位皇后没有自己的孩子，需要从后宫贵人处抱养，马皇后收养她姐姐的孩子，并立为太子。收养的是有亲缘关系的孩子，血缘上更为亲近，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而且家族送姐妹一起入宫的本意就是为了谋求恩宠庇佑族人，人数越多受到恩宠的几率就越大，可以保障家族荣宠。

对外和亲政策的实行在维护民族和平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促进两族文化的交流。和亲时所带去的工匠，耕织技术影响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然而和亲政策并没有如当初所料想的一样解决了两个民族的战争关系，仅仅是穿插在两族战争中的附属品。

婚姻完全变成了政治家的工具，对女性的束线越来越紧，加诸在妇女身上的枷锁越加厚重。婚姻不自主引发的悲剧数不胜数，政治婚姻本身对爱情的排斥，本就不利于婚姻的正常发展。尤其汉代仍然保留了重亲等原始婚制，《汉书•外戚传》：“惠帝即位，昌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

利用婚姻维持统治始终是治标不治本，处理不好各方的利益所造成的后宫千政和外成专权，成为新的威胁国家长治久安的弊病。

匈奴每次大规模的掳掠汉民或骚扰边境之后汉朝统治者就会采用和亲这种政策。所以说和亲是汉朝当

时维持与匈奴良好关系的重要手段。而初期的和亲政策则使汉朝的封建统治得到了巩固，使国内获得了足够的休养，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整个西汉史上产生了影响深远。

张骞出使西域后，向汉武帝提出和亲的建议。起初

汉武帝并不愿意，但当张骞解释此举有利于彻底击败匈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以也。”汉武帝由此战略出发，让两位公主出嫁到乌孙（西域最强大的政权）。

细君公主第一次出嫁的昆弥与她有着较大的年龄差距，语言不通所以不甚亲爱。细君公主很难适应鸟孙的生活，愁苦不燃，延续了汉朝与乌孙的结盟，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存续，但违背公主本人的意愿，最终郁郁寡欢客死他乡。

其中解忧公主终身都维持着汉朝和乌孙的军事同盟关系，曾多次将乌孙的政治情况告知汉朝，以便汉朝及时采取对策。汉朝与乌孙的联姻很好地达到了牵制匈奴的作用。解忧公主为了密切乌孙与汉的联系，经常让自己的子女到回到长安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使西域文化与汉文化互相往来，加速了融合。西汉与乌孙的和亲最大影响是拓展了丝绸之路。

但解忧公主同样二易其夫，第一次嫁给岑陬，第二次嫁给翁归靡，第三次嫁的狂王 “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公主对他也是厌恶所以告诉汉使 “狂王为乌孙所惠苦，易诛也”，想从这样的婚姻中解脱出来，最后解优公主几经颠沛流离晚年才回到故乡。

可见她们完全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换得两国的结盟，她们的婚姻幸福完全受制于政治利益的驱使，丝毫没有选择的权力，这也是汉代政治婚姻的一大特点。

但细君公主的出嫁，初步开始陆上丝绸之路；解忧公主的出嫁，则彻底贯通了这条丝绸之路。和亲对丝绸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求婚、迎亲、送亲的使团络绎不绝，使丝绸之路逐渐繁荣起来。

东汉时期的政治婚姻出现与西汉不同的特点，即公主嫁与豪门世族。由于豪门的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帮助光武帝夺得统治权，所以对待豪门世家的态度就与西汉时期对待军功地主完全不同，他们利用缔结婚姻关系拉找世家，借以将统治势力扩展到地方，分享给他们一定的权力稳固皇权的统治。

皇帝的后妃出自豪门大族，皇帝的女儿复嫁入世家，形成了东汉时期政治婚姻显著特点，皇族与豪门世家大族的累世婚姻。

三、毀誉参半的政治婚姻所带来的历史反思

纵观汉室公主的婚姻，公主给夫家带来了荣耀和政治特权。西汉时张教因为娶善元公主的缘故被封为宜平候，公主的政治特权可以传承给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是汉朝疆域最大的时期，也是汉朝的极盛时期。

汉朝末期的和亲政策的性质因为昭君出塞这一重要事件而发生了变化。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由于昭君出塞这一事件，纵观西汉末期的和亲，它摆脱了西汉初年那种屈辱性、妥协性，而变成了自主性、征服性。

从民族融合方面看，和亲过程加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消除了民族之问的隔阂，增强了汉族同北方民族之问的凝聚力。和亲政策是我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后世边疆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时期的和亲政策对汉族和匈奴两个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民族问的融合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更开启了西汉以后各朝代和亲的先河。

汉代的政治婚姻的弊端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显露无疑，鉴于西汉末期因外戚篡位夺权，东汉尤其重视防范外威专权。近亲结婚频繁，造成了王朝末期皇嗣经常早天的现象。公主的婚姻也不全都可以善始善终。

汉代的尚主之仪规定的公主的地位高于夫君，公主地位在驸马之上，封建伦理道德也无法对公主有所束缚，所以有些公主性格娇妒，“内行不修”，难以为夫君所忍耐，驸马有时甚至产生杀意，“杀主” 的现象在东汉一代尤为突出。

光武帝之女郦邑公主和附马因性格不合而产生的婚姻悲剧，结局令人唏嘘。大臣对于娶公主这项殊荣并不都是会欣然接受的，也会严辞拒绝以死抗争。绝食而死的做法未免极端，不过也印证了与公主结婚对于官吏并不都是喜闻乐见的。

公主和驸马的结合是两个家族的政治结盟，双方没有爱情成分，产生许多不能善终的婚姻。由于公主特殊的身份地位，造成了公主不像普通人家的女儿，出嫁之后在家对文夫言听计从毫无违逆之心。公主大多自恃身份高而数压文夫，驸马难以忍耐而杀書公主，以求从悲剧的婚姻中解脱。

结语

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如果说只有以受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然而在统治阶层的婚姻中，即便没有爱情也必须维持下去，个人的情感意愿对于家族利益是无足重轻。长此以往个人的真实情忠得不到宣泄，婚姻生活无法美满难免陷入悲剧当中。

婚姻始于政治，是否达到政治目的成为考察婚姻成败的准则。对于统治者来说，与权臣之家的联姻可以稳固统治根基，尤其是刚继承大统的皇帝。当皇帝在朝中总览军政大权，无领外力的加持，这时候的婚姻就是对大臣的奖赏，使普通官俄位列皇来因成，手中分得一定权力。

对外和亲政策的实行在维护民族和平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促进两族文化的交流。和亲时所带去的工匠，耕织技术彤响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民族间通婚促进民族融合，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因家的发展。

婚姻完全变成了政治家的工具，对女性的束缚越来越紧，加诸在妇女身上的枷锁越加厚重。婚姻不自主引发的悲剧数不胜数，政治婚姻本身对爱情的排斥，都不利于婚姻正常的发展。尤其汉代仍然保留了重亲等原始婚制，摧残婚姻双方的身心健康。利用婚姻维持统治始终是治标不治本，处理不好各方的利益所造成的后宫千政和外威专权，成为新的威胁国家长治久安的弊病。

参考文献

《史记》

《后汉书》

《汉书 外戚传》

《汉代公主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