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这一生,来的干净,走得明白-仅以此文追忆我的父亲

我们祖籍是内蒙古土左旗善岱乡安民村,按照老人们的记载,是清朝道光年间从山西走西口来的口外。1930年夏天六月的一天,我父亲出生。

这个地方,处于黄河北岸,以黄河为界,南岸是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北面是内蒙古土左旗,在黄河水的淤积、渗透下,这里的土地形成大片的盐碱滩,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那种沼泽地。每到春天,和煦的春风一吹,土壤中的大量盐碱成分就被蒸发了出来,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犹如下了一场大雪。假如遇到春汇地,不了解这里的人无意中走进去,很可能陷进去出不来。土地非常贫瘠,可耕种的粮食作物屈指可数。

这世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加之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越是土地贫瘠的地方,由于民不聊生,就越是不太平。故此,解放前这里土匪横行无忌,时不时冒出来,也时不时闯进村里祸害村民。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之前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后来的新军阀蒋介石政府尽管名义上统一了国家,但也没有能力管理好国家,导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生活特别贫困,地里打不出多少粮食,又经常发生匪患,老百姓吃不饱,只能经常挖野菜度日。因此,我父亲、母亲的童年遍尝了人世艰酸。有一年,因为误吃了一种有毒的野菜中毒,尽管后来捡了一条命,我父亲一边脸上却留下了一片永久的疤痕。

好在有中国共产党出头,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第三年的1951年,由于新政府需要大量工作人员,政府便在民间广泛招聘有文化的人员,以补充政府各部门力量,上过四年私塾的父亲立刻报了名,成了内蒙古萨拉旗粮食局一名工作人员。

国家初建,许多单位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粮食局工作地点选在当地一个城隍庙里办公。

工作地点离家很远,父亲只能住下来。单位给父亲选择的居住地是城隍庙原先的一个仓库,简单收拾了一下里面的杂物,用土坯搭了几块木板,就算是父亲的临时宿舍了。

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吃不好,睡不好,加上冷热不均,工作又忙,几个月以后,父亲就病倒了。找当地一个中医给诊治以后,医生悄悄告诉粮食局领导:“这个人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他现在不能工作了,急需要休息。”

粮食局领导经过商量以后,让父亲回家一边继续接受治疗,一边休息。

被医生判了死刑的父亲,回家以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休养,身体神奇般地康复了。一年后,父亲再次来粮食局报到,要求工作,使粮食局领导大为惊讶,也非常惊喜。因为当时工作人员严重不够,加上父亲有工作经验,局领导让父亲担任了粮食局人事股股长,工资是47万,那时的钱票面金额大,其实就是后来的47元。不过,那时的人民币购买力是非常强大的。根据电视剧《特赦1959》记述,五十年代时一斤大米五毛钱,47元钱,可以买到将近一百斤大米。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几口人绰绰有余了。

父亲生前每次讲到这段经历,都会深有感触地说,那时的政府是真清廉,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非常努力,老百姓非常拥护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是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父亲再次工作不久,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把母亲和两个姐姐也接到了单位一起住。

这时,粮食局领导接到当地群众举报,说粮食局里有一个工作人员经常下饭馆,抽的烟也是好几毛钱一盒的,和他个人每个月收入明显不匹配,怀疑这个人有贪污行为。局领导把这件事的调查工作交给了父亲。

这个人和父亲同样,当时也只有二十多岁。父亲本不想难为他,把他请到办公室,平心静气地让他自己好好说一下,他自己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奢侈。

父亲曾经对我说:“他比我稍微小点,我的意思本来是想让他自己交代出来,然后再让粮食局领导从轻发落,给他个警告也就行了。无奈他抗拒调查,就是死活不交代。结果可想而知,对党对政府不忠诚的人,政府是不想留的。”

后来调查结果是,这个年轻人把农民交来的粮食,采取打白条的做法,粮食自己卖了,拿到钱以后,自己挥霍。一共贪污四百多块钱,被开除公职。

五十年代后期,内蒙古水利厅准备在呼和浩特市东郊某村修建一座水库,这个村在康熙皇帝西巡绥远省(今内蒙古)时,钦定为归化市(今呼和浩特市)的菜园子。周围有大片河水灌溉出来的黑油油的良田,村南是一条由东向西日夜流淌不息的黄河重要支流——大黑河,北面、南面是山,东面延伸出去,一直到大山深处,有二十多里地,地形特别适合修建水库。

由于那时缺乏干部,我父亲被内蒙古水利厅借调到这里,担任水库保卫部负责人。我们全家由市民户口全部落户到这个村里。水利厅调动十万民工修建水库,一年后,因为上面气象部门预测六十年代初期会有一次特大暴雨来临,如果水库被这次暴雨袭击,很难保证不决堤,西面四十里地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将会有灭顶之灾。故此,水库修建一年后被迫下马,不修了。

水库下马以后,父亲被调到呼市郊区农机队(又称为拖拉机站)担任负责人。再后来,又调回当地公社担任副书记,主管下乡的知识青年工作。再后来,是去呼市郊区化肥厂、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直到退休。

退休以后,父亲回到村里,种了十几年自家的承包地,年龄大了,我们这时兄弟姐妹七个已经都出去到了城里工作了,各自成家立业。在我们的劝说下,父亲把承包地租种了出去,没事可干了,开始迷恋上了打麻将。不过,他并不痴迷,每天打八圈,然后掉头骑着电动车回家。

父亲退休以后这几十年,几乎没有怎么让我们太操过心,只是这几年他年龄大了,得过一次哮喘病,右手肿过一次,住过两次医院,都被轻松化解了。不过,2022年冬天这次疫情期间,他终于还是没有熬过去,永远离我们而去,走了。

几年前,父亲说起他当年最初参加工作的单位萨拉齐粮食局,我们兄弟两专程开车陪他去了一趟。可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经过了四五十年,如今的萨拉齐,已经旧貌换新颜,再也不是过去的模样了。已经由过去的一个小镇,变成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小城了,原先粮食局驻地那个城隍庙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有的,是一个设施齐全的宾馆。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我们在宾馆住了一夜,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让我聊以自慰的是,父亲自始至终是清醒的,他干了几十年工作,职位不高,实权不小,但他从没有以权谋私,也没有贪赃枉法。他常说:“我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运动,五十年代反右、三反五反,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文革,每次开展整顿干部作风的活动,我都没有被上级查出任何问题。”一直到他去世前,他还在告诫我们一定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清清白白做人,光明磊落做事。

遵照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生前遗嘱,他去世后,他的后事,我们一切从简,没有收过亲友一分钱礼金,没有大张旗鼓请客吃饭,只是一家里没有感染病毒的兄弟姐妹和几个孙女、外孙,简简单单送走了父亲,让他回到他童年生长和记忆深刻的故乡,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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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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