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演过杨白劳

文|东方朔

责编|飘飘花语


昨天,央视戏剧频道播放了京剧《白毛女》,那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剧情,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了童年时代。那还是我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乡的土改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不甘灭亡的地主阶级与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组织反动武装向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那样疯狂镇压民众。一些翻身农民,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威胁迫害,白天分到的土地、耕畜、生产资料,夜晚乘人不备又偷偷的给地主老财送了回去,並赔情道歉,求得反动势力的宽恕和谅解。后来,一些胆小怕事的贫僱农干脆不参加土攺会议,拒绝接受分得的物资、田产,初步兴起的农民运动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遭受到了挫折和窒碍。

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重新恢复的人民政权,一方面集中军事力量清剿反动武装,打击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另一方面加大政治宣传力度,提高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然而,单靠党员、干部的凭空说教,一是人们对那些革命理论听不懂,二是对革命的前景还存有疑虑,尽管工作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成效甚微,作用不大。为了把土改运动健康、扎实的开展下去,县委提出要采取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从意识形态上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动员起来,向反动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是,那个时候坝上地区除了寒冬季节,请江湖艺人说几段京东大鼓和正月十五唱几天二人台小戏外,再没有其他文化娱乐活动。这些草根艺术不是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演唱内容低俗,取笑逗乐的浑段子,与宣传党的政策、教化民众风马牛不相及,起不到宣传效果。正在土改工作队一筹莫展,找不到合适教育方式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朱万臣老师主动请缨,提出要利用学校资源,为土改工作尽一份力量,把这场伟大的农民运动进行下去。

朱万臣老师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祖藉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自幼饱读诗书,二十二岁开舘办学,结出累累硕果。一九四九年冬,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自愿报名只身来到荒芜的坝上草原支教,成了我的第二任老师。朱老师文化底蕴深厚,智力超强,不仅教书育人有独特的技巧,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书法,他的作品可谓是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群鸿戏海,舞鹤游天,犹如春风拂面,气象万千。

他的楷书、草书真的是苍劲有力,功力不凡,是全县颇具名望的书法人才。更让人惊诧的是,朱老师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既能引喉高歌,又能普曲作词;既能编写剧本,又能导演伴奏,堪称文艺界的一个全才。因为他具备这些先天条件,责任促使他站出来,主动请战,要在学校排演几部戏剧,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迫害,唤醒人们的觉悟,砸碎封建枷锁,做新中国的真正主人。

朱老师的建议,得到了区、县领导的高度赞赏和支持。通过文艺团体搞到了剧本和一些剧照,做为脚本资料供朱老师参考。经过筛选,决定用歌剧《白毛女》做基础剧目,取得经验,再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排练其他节目。

剧目选定后,挑选演员又成了最大难题。全校40多个学生,都是草原上十二、三岁不开面的懵懂少年,甭说演戏,就是在生人面前说句话也是面红耳赤,语无伦次,说不出一句整话。然而,那个时候的学生视老师的话如同圣旨,谁敢不听?于是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就成了《白毛女》剧组的“演员”了。长相俊逸的学哥田凤贵出演黄世仁;我的最好玩伴、堂侄文贵可能是模样长的圆头杏脑、说话尖酸刻薄、加上姓氏原因,被安排扮演穆仁智;老师看我容貌老气横秋、性格沉稳憨厚。安排我演杨白劳,女同学张秀兰饰演我的闺女喜儿,还有几个配角演员分别由一些小同学担任。

导演、舞美设计、琴师由朱老师独揽,几个二人台艺人协助伴奏。至于音乐曲谱,他亲自赴京找他在蓝靛厂中学任教的同学沈剑秋处获取,並拿回了相应的艺术资料。服装导具根据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就地取材,由演员自行筹借,经老师审查后使用。我演的是个穷苦老汉,把父亲新买的茄色毡帽头缀了几块红、白、黄色旧布,看上去十分破烂。棉衣是我弃之不用的旧衣服,妈妈给缝缀了七、八块五颜六色的补丁,与杨白劳的身份处境相当匹配。服装准备就绪,我穿戴上去学校验证,老师极为满意,也逗的同学们笑个不停,有两个女同学还笑的岔了气。

为了不影响正常教学,朱老师科学安排,按时施教,保证全方位、足课时地完成教学任务。排练节目全部安排在晚间进行,从饭后到深夜,每天要练习四、五个小时。那时的孩子思想单纯,没有杂念,並有超强的记忆力,大段的台词老师教两遍,就能背的滚瓜烂熟,一字不差。但缺乏生活常识,很难把握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表演难度很大。有的孩子没有音乐细胞,五音不全,演唱起来南腔北调,怪声不断。面对如此窘况,朱老师不急不躁,耐心疏导,一个动作,一个音符的教授,很快扭转了尴尬局面,把排练引向了正常的轨道。条件基本成熟后,土改工作队组织了一次试演,邀请附近村庄的干部、贫农团成员现场观摩,寻找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就在这次试演时,我出了两次洋相,差点失去了参演的机会。

那天大幕拉开,喜儿演唱完毕,轮到杨白劳上场。我穿的破衣烂衫,脸上勾画的老态龙钟,萎靡颓丧,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活脱脱一个农村受难老人的形象。音乐响起,在老师用碎纸片子制造的风雪中颤颤巍巍走上了舞台。本来应该唱:“十里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回家来,指望着熬过了这一关,挨冷受冻我也能忍耐。”

可我被两盏大气灯一照,台下坐了黑压压一堆人,头晕脑胀,一片空白,早把台词忘的九霄云外去了。慌乱中竟然唱出了“烂蓆片”的段子:“这山山瞭见那个山山高,摸不着哪个山上长着好樱桃,樱桃那个好吃树难栽,小曲曲那个好唱口难开……。”在我饶有兴趣的继续往下唱的时侯,就听老师大吼一声:“够啦,你给我滚下台去!”我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就被老师给拽到了后台。

他赶紧走到台口,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得到大家的谅解后,才回到后台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演出继续进行,挨了一顿骂我的情绪倒冷静了下来,也不再怯场了,可心里觉得特别委屈,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重新上场后虽然表现平静,发挥正常,但情绪一直不好。下一场戏穆仁智带我去黄府逼债,走进大院我有四句唱词:“廊檐下的红灯照花了眼,黄家好似鬼门关,不知道这一去是何事?喜儿等我快回还。”这时饰演穆仁智的堂侄文贵,表演的特别颐指气使,张牙舞爪,呼五喝六的威吓我,一下子又把我的愤怒情绪调动起来了。

然,刚挨了骂,再不敢轻易造次,还是畏畏懦懦地跟着他进了黄府。演到穆仁智强行拉着我的手在卖女儿文书上按指印的时候,我早已忘记了这是在做戏,邪火腾的一下就蹿了起来,抡圆巴掌就给了侄儿一耳光,嘴里还骂道:“你个不孝子孙,竟敢逼你叔按手印!”打的他不知所措,愣在那无言答对。还是饰演黄世仁的学哥激灵,想把搞乱的场子救回来,就高声喊嚇:“来人呀!把这个疯老汉拖出去重打四十大棍。”但文贵没有领会他的意思,急忙分辩说:“凭什么呀?我叔是生我的气,跟你有什么关系?”台下一片哗然,说什么的也有,把个朱老师气的脸色煞白,浑身哆嗦,下令立刻停演。就这样一场观摩演出被我的鲁莽和无知搅黄了。

第二天,我惊惧不安,无颜面对老师,决心放弃学业,再不回校读书了。早饭后,朱老师笑容可掬地赶到我家,把我搂在怀里问我:“根子(我的乳名),为什么不去上学了?”我饱含泪水地对他说:“老师,我对不起你,把你精心排练的戏演砸了”。“嗨,这算什么呀!你还是个孩子,敢上台就是好样的。也是老师不好,昨天晚上有些急躁,你别放在心里。走吧,上课去,同学们还等着你呢。”老师暖心的话语让我非常感动,决心再不耍小孩子脾气了。

当天晚上,学校没有组织活动,让孩子们根据饰演的角色,自行感觉体会。晚饭后父亲问起昨晚试演的情况,我没有隐瞒,据实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父亲听后没有生气,和颜悦色的对我说:“你主要是没有经历过杨白劳那样的生活,体验不到卖儿卖女所承受的痛苦和悲伤。所以表演起来生硬呆板,缺乏感情,自个都进入不了角色,怎么能打动观众的心呢。”在说到《白毛女》剧情的时候,他慢慢的陷入了沉思,痛苦的回忆了我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因祖父为我军筹粮送药,掩护救治伤员遭到敌冦抓捕。

几个儿子倾家中所有,把他营救了出来,但因伤势过重很快就离开了人世。为了躲避日伪势力的纠缠,父亲只好携妻儿逃荒出口外谋生。然而,九岁的大姐因祖父在世时就给她订下了娃娃亲,婆家死活不肯退亲,又不准随父母远行。大姐听说马上要骨肉分离,再也看不到父母亲人,哭的死去活来,痛不欲生。父母要抛下亲生骨肉,其心灵的折磨用文字很难表述得清。就在他们逃难出走的当天晚上,大姐竟然在仓房里欲悬梁自尽,多亏了母亲发现的早才救下她一条小命。为了保证她的安全,第二天早晨父亲含悲忍痛把她送进婆家的门。在嘱托她婆婆要善待孩子的瞬间,父亲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大姐知道马上就要骨肉分离,要想再见爹娘的面,只能在梦中。无尽的悲凄和痛苦化作蛮力,哭喊着抱住父亲的双腿宁死也不放松……。

讲到这里父亲早已老泪纵横,我也泪如泉涌。稍事平静后,父亲语重心长的说:“孩子,你琢磨琢磨,是谁让我们遭受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又为什么叫我们的苦难无头无尽。这些问题想明白了,你再演杨白劳就会得心应手,溶入到角色中了。”大姐的苦难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对杨白劳、喜儿的悲惨遭遇产生了莫名的同情。从此,再排剧的时候我就有了感觉,尤其是杨白劳最后的一场戏与心肝宝贝、相依为命女儿诀别的时侯,我父亲的眼泪、大姐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总在头脑中萦绕回放,仿佛喜儿就是大姐,我就是父亲,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演的声泪俱下,十分逼真。

经过几天的排练,老师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就和工作队商量做一次公演。那天,十里八乡的乡亲闻讯都赶来看热闹,区里的高文连书记带了一些干部也来观摩,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开演后我表演自如,唱腔激愤,把一个受尽苦难、走头无路的杨白劳演绎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博得了无数人的眼泪和阵阵掌声。杨白劳最后的一场戏中,说的是他被逼在卖女文书上强按指纹后的无奈、悲伤、不舍和绝望的复杂心情 ,表演难度很大。

在赵大叔、大春娘、王大春同喜儿包饺子过除夕的欢乐氛围中,他既要表演出无法抑制的悲凄痛苦,又要佯装欢乐喜庆,两者反差很大,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很难做到的。但我有老师的鼓励、示范和自身情感已经融入到了角色中,演的有模有样,情理相溶。年夜饭后,亲友散去,喜儿偎依在父亲身旁,幸福的进入了梦乡。杨白劳抚摸着即将落入虎口的女儿,再也抑制不住自已的感情,哭泣着唱道:“喜儿喜儿你睡着了,爹爹叫你不知道,你作梦也想不到,你爹有罪不能饶……”这时演员要有大段的表演,既要演绎出对人生的留恋,又要展示出死亡的恐惧;既要表现出对女儿万般的不舍,又要显示出生命即将终结的哀怨。在这复杂的表演动作之后,“我”绝望的捧起了一罐点豆腐的卤水喝了下去。

在即将结束生命之前,眼望女儿,声泪俱下,表现出将死之人对女儿的爱抚、牵挂、难以割舍的动人场景。然后,一个僵尸动作摔倒在舞台上。这时,台下一片痛哭声,“打倒地主阶级!”“向反动派讨还血债!”“坚决彻底的把土改运动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首场演出获得成功。区政府邀请我们到大二号的东戏楼连演三天,又推荐给了县土改工作大会上汇报表演。后来,附近的十几个乡镇去人邀请,我们都尽量满足,先后上演了近三十场次,对发动群众,推动土改运动健康深入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美文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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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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