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防八旗：大清帝国的“宪兵部队”，满清统御天下的“撒手锏”

公元1644年，这一年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也是大清顺治元年。这一年，是大明帝国崇祯皇帝朱由检执政第17个年头；这一年，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登基成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当然实际最高统治权掌控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这一年正月初一，经过17年武装斗争的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于当月誓师东征，目标直指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

李自成率领10万顺军精锐部队，打出“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一路势如破竹，除在山西境内的宁武关遇到守关的明军主将周遇吉的抵抗外，几乎都是兵不血刃就打到了北京城下。李自成狂飙突进的进展，使得崇祯皇帝朱由检反应措手不及，谁也没想到李自成的进军速度会如此之快，当时北京城内名义上有20万在编明军，实际员额不到三分之一，且都是没有经历过战斗的新兵蛋子，哪里是李自成10万虎狼之师的对手。结果可想而知，在李自成的大军进攻和城内内应的配合下，北京城在一天之内就被李自成占领，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防止被俘，遂在煤山（今景山）自杀殉国。

关内的巨大变动，给了雄据关外的大清帝国以绝佳机会。其实早在李自成东征的时候，多尔衮就已经密切注视关内动向，并征召了满蒙汉八旗兵15万组成战略机动兵团，随时准备入关分一杯羹。多尔衮起初的计划是绕过明军重点布防的山海关防线，从新归附的漠南蒙古迂回至明朝北部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入关，只不过李自成的快速推进和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殉国打乱了多尔衮的计划。于是，多尔衮只得再次选择按兵不动，以待进一步的变化。

要说上天确实眷顾满清，当然李自成也着实是“扶不起的阿斗”。当时李自成入主北京，明朝的官员和军队大多选择归顺李自成，本来是一手王炸的牌，却因为李自成的战略短视，打成了死局。由于李自成在北京依旧延续“追赃助饷”的老套路，此举将明朝士绅推到了反对面，而其部将刘宗敏霸占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小妾的行为更是充分暴露的大顺军的军纪涣散和领导人目观短浅的弊端。

当大顺军在北京的所作所为传到山海关，吴三桂判定李自成不会长久，于是转而归顺了满清，多尔衮喜出望外，将吴三桂封为平西王，并与吴三桂一起击破李自成主力，旋即入主中原。此后，清军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天下的统一。

常言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毕竟大明养士三百年，再加上后来多尔衮强制要求汉人“剃发易服”，使得中原内地的人们开始怀念大明，并纷纷开始了武装反抗。面对内地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由于满清主体力量的八旗兵兵力单薄，满清不得不大量启用明朝降将降兵做平叛主力。如南明降将李成栋麾下10余万人就为大清打下了苏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吴三桂更是替大清从山海关杀到云南。

也正因如此，清军除了北京附近、河北、山东一带能够有效控制，其它地区大部分控制在这些汉人军阀手里。此后李成栋在广东、金声桓在江西、姜環在山西同时反叛清廷，差一点就颠覆了清廷的统治，是为“前三藩之乱”。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在云南、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再次发动叛乱，是为“三藩之乱”，最终清军耗时8年才平定。

一系列的叛乱，让满清重新审视其统御地方的政策，为强化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满清当局搬出了他的“撒手锏”，即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八旗兵驻扎在国各个战略要地，以镇守其地，是为驻防八旗，一旦有变可以及时应对，而八旗士兵的特色身份也保证了其对大清的忠诚度，同时也可以起到监视地方绿营兵的作用，防止绿营兵叛乱。

清廷先是在独石口、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热河、密云等地驻扎15800名八旗兵，以拱卫京师；后又在江宁（南京）、西安、太原、德州、杭州、福州、荆州、开封、伊犁等战略要地留驻八旗兵，总兵力55000余人。由此形成了长城—运河—长江—东南的八旗驻防体系。此后，直至太平天国（1850年）运动爆发，大清对中原内地的统治稳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