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王朝占领云南后为何不再向印度洋挺进？

古代中原王朝占领云南是从西汉开始的，而西汉进军云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打通到印度的交通线。尽管此后两千多年始终未能真正打通滇缅入印的道路，但在明初一度形成了云南是沿海省份、西边南边都到大海的认识，并将印东北、缅甸全境到泰国北部都纳为云南省辖下的羁縻土司；此外，唐朝和吐蕃也都曾经通过青藏线越过喜马拉雅山将势力扩张到恒河流域，建立起对印度腹地的宗主权。至于为何没能实现长期实质性的统治，其原因比较复杂，只能说并非没有推进，而是无法推进。近现代由于中国衰败，为避免“友邦惊诧”，无论学界还是宣传都极其讳言对外扩张和历史上的宗主权经营。

我们知道，早在战国和秦代就有对西南夷的经营，比如楚将庄蹻入滇，比如秦始皇时“略通五尺道”，《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注“五尺道在郎州”，大抵在今四川南部到云南曲靖，不过当时对云南以外的地区实质上是没有概念的，仅仅是视作世界边缘，因此也谈不上有多大的动力。但到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情况发生了巨变：

《史记·大宛列传》：“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张骞在中亚看到来自印度的四川商品，得知云南到印度存在商道，因此引起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史记》司马相如传、西南夷传、大宛列传等对此均有浓墨重笔，可见当时之重视程度。汉武帝频繁遣使经略西南夷，“指求身毒国”，目的就是寻找通往印度的交通线，然而“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此后汉武帝大举对南方用兵，滇国、夜郎均入朝称臣，汉人进入云贵设置郡县，同时西域、南海两路畅通，见于汉书后汉书的汉朝与印度的往来，要么经由西域、要么经由海上，但张骞和汉武帝从一开始就寄以厚望的云南到印度的陆路交通，反而始终没能打通。

汉朝官方未能打通这条商道，固然有外云南、缅甸、印东北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原因在，汉朝是气候温暖期，当时缅甸气候当比现在更炎热。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和独立倾向。事实上，正如张骞所知道的那样，作为商道的滇缅线早在汉武帝以前就存在、以后也一直存在，汉朝人也知道“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商人或能通过，而使者则难以通行，显然是当地人垄断商道、刻意抗拒外部势力介入的结果。印东北、缅甸、藏缅走廊以前甚至被认为是黄种人的发祥地，现在看来可能不大对，但当地民族多样性复杂，民风彪悍，各种小政治体发达，独立倾向强，缺乏大型政治体，这都极其不利于中央政府展开统治，连扶持代理人都很困难。薛克翘总结古代滇缅道的特点“主要是民间交往，不大受中央政府干涉，交往者之间具有平等性，不存在宗主关系”，未免有点拔高，但这种倾向确实影响很大。阻断交通的是人，而不是大自然。

东汉时期，哀牢内附，设永昌郡，“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而只设置两县，羁縻性质明显，且足见当地政治体之复杂。即使如此，东汉开设永昌郡之后，似乎总算打开了西南到大海的交通线，《后汉书》记载“永昌徼外”的“掸国”朝贡，“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掸国”一说即叙利亚“苫国”，但更多认为是古代缅甸的政权，来自大秦即罗马的杂技演员经海路到缅甸，经滇缅道进入中国，《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也记载“大秦道……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还记载印东北有“盘越国……与益部相近”，然而“蜀人贾似至焉”，仍是不确定的语气。

到了唐代，中原王朝已经掌握了滇缅路的详细情况，《新唐书·地理志》记录了从云南到印度的详细路线：“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羊苴咩城是南诏首都，唐朝没能控制云南，只能对滇缅道望洋兴叹了。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虽然有很强的异域风格（南诏是乌蛮征服云南而建之国自不必提，即使是后来的大理国，也奉行佛教密宗阿吒力教、号称妙香佛国，很多层面上迥异内地），总体上依然是半汉式政权，大理国势衰微，但南诏一度相当强势。此时缅族尚未崛起，统治今缅甸中部的骠国，《旧唐书》称其“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考古也确实在丹那沙林和阿拉干发现骠人遗址，但骠国对地方的统治应相当松散。骠国是南诏属国，“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贞元中，骠王因南诏献乐唐廷的机会“有内附心”，唐朝也希望直接羁縻骠国以牵制南诏，从《新唐书》记载“大和六年，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柘东”可知，南诏对骠国的“羁制”力并不强，时而会发生战争，甚至学界普遍认为骠国衰落很可能就是因为南诏的打击。南诏与印度的民间交流实际上非常密切，大量梵僧进入云南，留下了很多记载，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滇密阿吒力教。但要在政治或军事上南进印度洋或者西进东印度，对南诏而言显然还是太遥远。

简单说就是，欲取印东北，必先定缅甸，而欲定缅甸，必先取云南。从印东北到四川南部，民族复杂、民风彪悍、小政治体多、自治倾向强，汉朝时云南尚为新占之地，不足以支撑继续远征；六朝以降云南虽然汉化，但内地纷乱导致云南趋于自治并重新“蛮”化，唐宋时形成了独立的南诏-大理国，而南诏虽强，以云南之力不足以吞并缅甸；直到元代，中央势力才重新进入云南，并开始经略缅甸；明初全盛之时成功羁縻全缅甸，形式上第一次打通印度洋和印东北，虽然实际只停留在纸面而且时间很短，但一度在明朝人乃至来华的外国旅行家眼里都形成了云南是沿海省份、西边南边都到大海的印象（参《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钟焓论文）。而明中期以后缅甸东吁朝崛起，边界退至腾越八关，外云南尽失。清朝云南边界继续收缩，虽然形式上与缅甸重建了宗藩关系，缅甸称臣纳贡成为清朝属国，但缅王对内、以及对中国以外的国家均妄自尊大，甚至还用边境土司的女儿冒充乾隆孙女，向暹罗和英国人夸耀。

当然，要占领印度，并不是只能走滇缅道，还可以取道青藏高原，以及从中亚南下印度的这条传统道路。汉武帝经略西南未能打通道路，但在西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亚各国全部称臣，在罽宾国策动了政变，把势力伸入西北印度河流域。之后罽宾反叛，杀害汉使，汉元帝无力征讨，东汉时大月氏-贵霜崛起，此后直到隋代，中原王朝势力所及最远也只到西北印度边缘。唐初极盛之时，才第一次成功进入印度，在恒河流域建立宗主权，以前写过：西域道不同于滇缅道，中亚人对于广域国家的接受程度高，军事上长期臣服于草原游牧民族，汉兵也多次到达（在古代中西亚人眼里，图兰-突厥-汉地都是中国人），而且贪图利益，愿意为了经济利益而下跪，承认中国宗主权，而即使这样，中原王朝的势力哪怕在名义上到西北印度也几乎是极限了

唐朝成功建立对印度的宗主权，关键其实就在青藏线的开通。尽管戒日王向唐太宗称臣时，唐使仍是取道传统的从西域进入印度的路线，但一旦面临危难需要真正展示宗主权时，王玄策调动的却是来自吐蕃和尼泊尔的军队，吐蕃是新兴政权，此时与唐朝正处于蜜月期，此后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都是取道青藏高原了，并在西藏留下碑铭保存至今。同样，后来吐蕃追求与唐朝的对等外交地位，不再承认唐朝宗主权，唐蕃之间展开了长期战争，而吐蕃鼎盛之时，一样进军印度，把势力扩张到恒河流域：

8世纪后半，赤松德赞（754-797年在位）时，据《白史》引《跋耶》记载“藏王命令，凡能备鞍之马，皆使征集……顿时出现于印度平原中。彼国国王，深为惊骇……遂皆宾服。次度恒河，进兵摩揭陀国……于恒河北岸，命藏人立碑，谓此以北，是西藏地界”，当时蒂尔胡特地区居民也以西藏领属自居，《白史》引却杰贝旅行记“次度恒河，翌日抵印度”，可见当时恒河以北的蒂尔胡特已不被视为印度。《西藏通史》吐蕃卷引用《莲花生遗教》记载孟加拉的帕拉王也“解散军队，原地待命，将印度王国献于吐蕃治下，印度国之财富、珍宝与上好的食粮，按时贡奉。上部和下部的印度大王，为表尽忠之心，上吐蕃元帅无比尊号”，吐蕃影响力跨过恒河深入印度腹地。此时距离王玄策事件，已经一百年了

唐朝和吐蕃先后在印度恒河流域建立了宗主权（吐蕃甚至在蒂尔胡特地区建立了主权），均是取道自青藏高原。尽管在地理上，由云南到缅甸再到印度的路线最方便，但现实历史却非常诡异地让这条路始终没打通；而尽管青藏高原地理上最为艰险，但历史上中国短暂对印度建立过统治，都是依靠青藏高原而君临印度。

元代蒙古人征战四方，成吉思汗见角端而班师、过印度而不入，虽然《元史》也记载了窝阔台时“印度国主来朝”，而且伊斯兰史料也记载了此后蒙古军队多次侵入印度未果，但总体而言，蒙古与印度（德里苏丹）并没有建立稳定的封贡关系，而且忽必烈以后元朝对西北宗藩本身的宗主权影响就很弱了。在西藏方向上，唐代是气候温暖期，吐蕃人口众多经济富庶，吐蕃崩溃后，直到今天都没有恢复，元代蒙古人对西藏实际上并没有扩张欲望，反倒更多是藏僧希望借助蒙古兵威，迫使全藏贵族服从其统治，以此重建政治秩序。因而就连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招抚范围，都只限于以藏人为主的前后藏和阿里（包括拉达克），而对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尼泊尔和当时藏人建立的统治尼泊尔西部的雅济国，都不视为己域。但雅济国一样向元朝朝贡并以中国藩臣自居，跟德里苏丹国关系紧张，《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中国遣使德里要求重建佛寺，此事不见于汉藏文史料，可信度存疑，不过何启龙考证认为，中国遣使一事可能实际上是雅济国假借蒙古或西藏萨迦的名义派往德里的，并指出：

借助中国元朝之名向印度大陆扩张，雅济不是孤例。屈露河谷（Kullu valley）位于喜马拉雅山最西端的喜马遮罗地区（雪山Himachal，印度喜马偕尔邦），位于克什米尔之南，库马盎之西北方之外。那里有个古老的屈露多国。屈露河谷向北能通往麻域——拉达克。据屈露诸王的世系谱[Vansavali]，屈露多国曾被“中国”(Sin）侵入。屈露多国主投奔德里，德里国王协助屈露多复国，更进兵北上山区，占据巴尔蒂斯坦、盖亚山(Gya)，甚至远及玛旁雍错湖云云。同样，汉文史籍并未记载元朝曾经入侵屈露多国。这记载夸张了屈露多国仇敌之大败。不过，这自称“中国”的应是阿里三围的宗主，麻域、古格、布让以“纳里速古鲁孙元帅”的元朝官号而自称中国，入侵屈露河谷。（《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3辑）

这种历史惯性甚至也延续到明朝，明成祖以天下共主自居，在派郑和下西洋让印度洋各国称臣的同时，也派宦官侯显出使印度，经西藏到达尼泊尔，并册封尼八剌王。然而明初在陆路上的宗主权似乎也只到尼泊尔，并没能让中印度诸国称臣。此后侯显出使东印度，榜葛剌（孟加拉）向明朝称臣，这是乘宝船跨海而去，而《明史》记载沼纳朴儿（章普尔）与榜葛剌构兵，“诏中官侯显赍敕谕以睦邻保境之义，因赐之彩币；所过金刚宝座之地，亦有赐。然其王以去中国绝远，朝贡竟不至”。元明两朝在印度腹地都没有建立过哪怕名义上的宗主权。

明初的云南省范围极大，名义上西边南边都到大海，今缅甸诸国到泰国北部均为其辖下土司。而侯显下西洋又在孟加拉建立了宗主权，并直接控制察地港（今吉大港），建官厂并设置抽分所：

《宝日堂初集》：（永乐）十三年遣少监侯显等使榜葛剌国，宣诏书，赐其国王、王妃、头目以下。……其国海口有港曰察地港，一名察的可湾，官舶停焉。柳塘公（张璇）以病卒于其地官厂内，葬其东门之左隅。……柳塘卒海外，而葬其国凤凰山左翼，一太监指其地曰“当令后世代有文人”，故后人厅事联曰“一派春从海上来”，盖指此矣。

《星槎胜览》：永乐十年并永乐十三年，二次上命太监侯显等统领舟师赉捧诏敕，赏赐国王、王妃、头目，至其国海口，有港曰察地港，立抽分之所。其王知我中国宝船到彼，遣部领赉衣服等物，人马千数迎接。

吉大港距离阿拉干不远，而阿拉干与缅甸本土只隔着若开山脉。上缅甸的阿瓦（即缅甸宣慰司）和下缅甸的勃固（大古剌宣慰司），以及阿拉干（底兀剌宣慰司）、甚至印东北的阿萨姆（底马撒宣慰司）均为明朝云南辖下的羁縻土司（底兀剌由于设置时间极短以致地望不明，传统观点认为即东吁，但缅甸史料记载以及考虑当时局势，恐怕应该是阿拉干更合理；底马撒《明史》误作“大古剌东南”而长期被误认在缅甸东南，后据出土文物及考证当在今印东北的阿萨姆），然而明朝并没有打通从吉大港经缅甸到云南的陆路交通线。

明朝直接羁縻阿拉干和阿萨姆的时间极短，但对阿瓦和勃固的羁縻则持续很久，阿瓦即缅甸司名列于明史土司传，与明朝来往密切，自不必提，勃固即大古剌司《明史》一笔带过，似乎设置时间不长，但考虑到直到正德云南志都有记载，可见明朝对其羁縻应该断断续续一直有维持。明朝对勃固的羁縻程度弱于阿瓦，据《西南夷风土记》“岁时，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摆古(即勃固)无历，唯数甲子，今亦窃听于六慰，颇知旬朔矣”，可见勃固没有接受明朝颁历。勃固是下缅甸孟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元朝未能羁縻到，《明实录》记载永乐四年派中官杨瑄等前往招谕，其王泼的那浪拒绝下跪，杨瑄等曰“大明天子遣使抚谕四夷，尔迎诏使不拜，何也？”泼的那浪怒曰“吾处此土，知受拜而已，焉知拜人？”并囚禁使者，其左右劝言说“如中国举云南全师以向我，譬如铁挝击鸡卵，能膺其锋耶？”勃固王这才屈服称臣。然而从前述“今亦窃听于六慰”看，勃固没有接受明朝颁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道路阻隔，而非主观不愿。因为统治上缅甸的阿瓦同样以大国自居，虽然从元代以来就受云南羁縻，但多次抗命中央，在孟养司问题上与明朝一度关系紧张，明使威胁“倘若天威震怒，下令讨违敕者，一路海船从福建出海，六十日可至得冷（即勃固）。一路海船从广东出海，五十日至得冷。就令得冷为向导，以伐其南。一路大军从木邦入……一路大军由金沙江（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以伐北”（《使缅录》），勃固与阿瓦是宿敌，由此看来，勃固王虽然一开始很不情愿跪拜明使，但接受臣服后，相比阿瓦还要更恭顺些，以致明朝能借勃固之势以威胁阿瓦。同样，理论上明军可以从海上直抵勃固，但明朝在威胁勃固时反而是以云南陆路之师，后来葡萄牙人也记载明军曾由内地远征至勃固，从阿瓦到勃固均有明军留下的遗迹。

事实上，明朝在外云南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以夷制夷”，阿瓦和勃固虽然受封为土司，并在总体上保持臣属姿态，但也很难建立更深入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明初的云南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已经是沿海省份，但其土司并不忠顺，道路并不畅通，就连下西洋，也没有使用缅甸的港口，而是选择在更忠顺也更富庶的孟加拉建立据点。另外，《明实录》记载正统十三年“府军卫卒赵旺等自西洋还……初，旺等随太监洪保入西洋，舟败，漂至卜国……后颇闻其地近云南八百大甸，得间遂脱归”，赵旺是宣德年间最后一次下西洋时的水手，船在印度洋失事（一般认为卜国即卜剌哇国，今索马里巴拉韦），漂泊海外十八年才回国，“云南八百大甸”即今泰国北部的清迈，也是明朝的羁縻土司，可见相比经过缅甸腹地，从泰国清迈到北京的道路要更畅通。明中期以后缅甸东吁崛起，外云南尽失，云南就彻底成为内陆省份了。

时至今天，缅甸北部西部以及印东北依然局势复杂，各种中小政治体发达、独立倾向强的局面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独立后的缅甸，都未能改变这种状况。从这个角度上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条从汉武帝开始就寄以厚望的地理上最便捷的交通线，历经两千多年却都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了。

最后顺带一提，即使今天，一带一路在缅甸也遭遇很多困难，而且同样还是因为其政治上的碎片化所致。造成这种结果的本质原因可能就是，这一带的地理区位极好，距离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对应古代就是经济发达地区）很近，但地势又极险，技术上是铁器文明、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外人无论用经济诱惑还是军事征服都难以收效，本地民族复杂又使得无法自发形成统一的经济体或政治体。结果就变成鸡肋之地了，放着这样优越的地理区位而几千年都是边缘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