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胡乱认祖归宗，其罪魁祸首还真算不到土耳其人头上

稍有欧洲史基础的人都知道，格拉纳达苏丹国是中世纪西班牙的一个穆斯林政权，其统治者是阿拉伯-柏柏尔人，和突厥人-土耳其人不说是毫无关系，也得说是阴阳两隔。

然而，这丝毫不妨碍雨果在《东方集》的诗歌当中，把格拉纳达苏丹称为“突厥人”。

请欣赏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诗作《苏丹艾哈迈德》——

格拉纳达姑娘胡安娜
总是爱开玩笑又唱歌
苏丹艾哈迈德有天对她说：
-我愿永远献出我的王国
-去换取麦地那
-再用麦地那换取你的爱

-你得成为基督徒！至尊的国王
-因为在一个轻浮的突厥人怀抱里
-得到的欢愉并不合法
-我怕犯下罪孽
-那可是好大的罪过！

我们不知道雨果是真不懂还是故意的。但无论是何种原因，这首诗都表明了一个事实——突厥是一个他者化的称呼。

也就是说，突厥这个帽子是被别人安上的，而不是自诩的。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的起点还得追溯到中古时代，从突厥汗国的兴起与灭亡说起。

和草原上的历代汗国一样，突厥汗国之所以叫突厥，只是因为居于政权统治地位的部族是突厥人，被突厥人统治的广大民众不是突厥人，也不认为自己是突厥人。

所以，草原上的历代汗国解体之后，作为政治认同的“前朝身份”就会消失。匈奴之后不再有匈奴，鲜卑之后不再有鲜卑，突厥取代柔然之后，柔然也湮灭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突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逃脱这一惯性，事情后来也确实是这么发展的。

突厥汗国在唐朝和回鹘的夹击下灭亡之后，蒙古高原的人们就像抛弃匈奴、鲜卑、柔然一样，心安理得地抛弃了突厥，转而接受回鹘汗国及其后继者的新名号。

从五代十国乱世中走出来的中原也把突厥抛到了脑后。中国人熟稔东亚的游戏规则，在中原人口中，来自北方的新霸主名叫契丹、女真、蒙古，也没有人再使用突厥这个古老的名词。

但是突厥的例外之处就在于，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认同在蒙古高原不复存在。但是统治中亚的西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名号却以一种特殊形式保留了下来。

这种形式就是作为“他者”的称呼。

从“成分”来讲，西突厥汗国的“含突厥量”极低，它的绝大多数臣民都来自归附突厥的中亚游牧部族，比东突厥的混杂程度更高。但是，这并不妨碍西突厥周边的定居民族把他们称为“突厥”。

更关键的是，西突厥灭亡后，它昔日的邻居和对手们——伊朗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拉伯人——还坚持把中亚游牧民族称为“突厥人”，这一点和东亚完全不一样，而且一坚持就是上千年。

西突厥人走后，东罗马人把佩琴涅格人、塞尔柱人、奥斯曼人继续称为突厥人。帝国眼前的对手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突厥人的称呼却保留了下来，最终还由东罗马人传给了斯拉夫人和西欧人。

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同样习惯了突厥人的叫法，作为他们的伊斯兰教教胞，中亚民众反过来也接受了突厥人这个名字，甚至以这一身份为荣，例如《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喀什噶里，就在书中了盛赞突厥人的荣耀。

但是，在整个中世纪，突厥都不算是个响亮的名号。“突厥人”的对手斯拉夫人和十字军自不必说，可是就连“突厥人”的教胞伊朗人和阿拉伯人也瞧不起他们。

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传统当中，“突厥”是奴隶、野蛮人、文盲、游牧民、军阀的代名词。直到15世纪，以察合台突厥语书写的文学方才冒头，但其地位依然远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之下。

被现代人和同时代欧洲人称为“土耳其人”的奥斯曼人也看不起突厥人，在奥斯曼帝国精英眼中，突厥人一词就像是辱骂。把东方来的土库曼游牧民流放到塞浦路斯等地是帝国的传统政策。对于高贵的“奥斯曼人”来说，“突厥人”仿佛是某种来自下等世界的生物。

在欧亚大陆西半部分，突厥的名号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它并没有确切的含义，只是当权者用于蔑称“他者”的一个工具。欧洲人用它称呼穆斯林，定居者用它称呼游牧者。

这个工具就如同当时亚洲人所说的“法兰克人（佛郎机）”一样简陋，只要是西欧基督徒都可以叫做法兰克人，不管他来自拉丁世界还是日耳曼世界，信仰的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作为标签，“突厥”是一个边界从未明晰的概念，从中世纪到现代都是如此。

但这件简陋的工具最终变成了一颗火种，在殖民主义狂飙猛进，民族主义大鸣大放的19世纪，“突厥”的意义得到了重新发明。

首先找到这个抓手的是来自俄国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他们需要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把帝俄境内一盘散沙的殖民地民众团结起来，而唯一能够涵盖其中大多数人的身份标签，就是突厥。

克里米亚人、喀山人、诺盖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雅库特人......他们最大的也是几乎唯一的共性，就是都被称为突厥人。

殖民地知识分子积极走动，不惜大力发明各类神话，推动“突厥人”的民族事业。他们建立学校，号召改革，著书立说，就和同时代所有救亡图存者一样狂热。

与此同时，欧洲人的考古事业和东方学知识结构成了重新发明“突厥”含义的第二支点。以德国和奥匈帝国考古学家为代表的西欧学者们，结合着那个时代盛行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东方主义偏见，把内陆亚洲众多语言的合集命名为“突厥语族”，乃至一个更大的“阿尔泰语系”（须知阿尔泰山是古突厥人的发源地）。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浪漫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是“新中世纪”的回归。中世纪的“突厥”一词，至此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在殖民者的“他者化”和被殖民者的“自我他者化”双重作用下，“突厥”一词的概念外延迅速扩张。来自奥斯曼和帝俄的“突厥”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乃至认定匈奴是个“突厥语民族”，因此就是突厥人的祖先。这样的事情放在中世纪，或者放在东亚的传统当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创建了“青年土耳其党”，奥斯曼精英排斥鄙夷突厥人的观念正在迅速成为历史。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33年，在纪念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会上，凯末尔说出了那句在土耳其流传甚广的名言：“说我是突厥人是多么幸福啊。”（Ne mutlu Türküm diyene）

到20世纪上半叶结束时，“突厥”概念的改造和泛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19世纪以来，伴随这个新概念诞生的，就是极度夸张的民族神话以及纷繁复杂的身份认同。

土耳其人自称突厥人的后代，或许就和苏格兰人自称“法兰克人”后代一样荒唐。只是在我们这个时空当中，被殖民、被边缘化、被他者化的是中东和中亚，而不是西欧。所以前者成了现实，而后者只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奇怪设想。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当中，借书中角色之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个法兰克人，走在一片法兰克草原上......

这个故事开头何尝不是对东方主义的一种讽刺呢？在某个平行世界当中，会不会有诗人把波兰国王称为卑鄙的法兰克人，会不会有人提问不列颠岛的居民为什么要乱认法兰克人和希腊人做祖宗？

权力与知识相互缔造，结果或许荒谬，但并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