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大家会想到什么？“铁血强宋”、文化灿烂、科技发达、靖康耻，还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一众绕不开的闪耀群星，共同将宋词推向比肩唐诗的另一座文化高峰。

但备受历代文人推崇的时代却被宋朝独占，这份“恩宠”其实与宋朝厚待文人密不可分。

一、文盛武衰的扭转

宋朝上承五代乱世，那是个“兴亡以兵”的黑暗时代，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后，自然深谙什么是“帅强则叛上”。为了防止历史重演，即位后便再次贡献了一个历史名场面——杯酒释兵权。

一连串的神操作后，赵匡胤算是暂时稳住了唐末五代以来的乱局。为了不重蹈前辈们的覆辙，赵匡胤选择了“收权中央，崇文抑武”的策略，稳扎稳打。

毕竟唐中后期一百多年里，藩镇、宦官、起义一个比一个烂，五代十国的五十三年中，政权又走马灯似的换，归根结底就是武人乱政。

1、崇文抑武

打江山易，守江江山难。收权也还需人治理，在收编了后周的大部分政治势力后，赵匡胤还需要借助新的势力来平衡朝堂关系。

此外，始终笼罩在赵匡胤头顶的一块乌云便是得国不正。以史为鉴，王莽、曹魏、西晋、隋朝纷纷表示摇头，即便是强悍如盛唐，也会在经纬交错的繁华间嗅到各种政变的血腥。

在武人乱政和法理不足的双重阴影下，五代时期地位不高的文人便成了最优解。迅速提升一个群体的地位可以加大政权的向心力，还可以借助文人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来维护巩固政权，并且还不会兴兵作乱。

而且，自隋唐以来的世家大族已经在漫长的攻伐动荡中趋于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土地和宗族为纽带的小领主。他们比较分散且又在地方有较高的话语权，以科举为拔擢手段也是尽快凝聚大多数人心的利器。

是故，赵匡胤重开科举，亲自主持殿试，选拔人才为“天子门生”，以此杜绝政出宰相、主司的情况，加强了中央集权。由此奠定了宋朝“以文靖国”的基础，并且还有留下了那句广为流传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为招揽人才的金字招牌。

2、文尊武卑

再到宋太祖赵光义继位，尽管有金匮之盟的三传论，但是越不过“立嫡立长不立贤”的宗法。法理不足且没有传位诏书，头顶“烛影斧声”的赵光义对这个皇位自然是如坐针毡。

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赵光义迫不及待地来了超额大收编。在继位后的第一次开科取士便超额录取三百多人，或许还吸取了唐朝“落榜生”黄巢屡试不中则反的经验，将太祖时期连续参考十五次未中的一百多人直接录取。

此外，还将一些高龄未中者一并录取，达成一次录取五百多人的壮举。要知道，终太祖一朝的十五次科举加在一起的录取人数也才三百多。

这还不够，为了给朝堂光速换血，赵光义做了有违祖制的改革。太祖时期，新科进士须得去地方历练三年，到了赵光义这里，新招揽来的“天子门生”可以直接上位掌权。

外派做官时，赵光义还会专门接见，每人额外赏赐装置费。这样一波“范进馋哭了”操作后，赵光义算是站稳了脚跟，也打出了礼遇天下文人的招牌。

而后赵光义开始完成哥哥赵光胤统一中原的意志。在吴越钱俶和泉漳陈洪进审时度势自献封地后，宋朝完成了南方的统一。随着北汉末帝刘继元举城出降后，宋朝收复太原，五代十国时期彻底结束。

春风得意的赵光义携余威攻辽，兵锋直指幽云十六州，可惜突袭涿州的胜利后宋军迎来了“宋主仅以身免”的惨败，喜提“高粱河战神”名号。

或许，身中两箭的赵光义在狂奔的驴车上就已经对桀骜不驯的武将们有了更深的忌惮，而后将领们的所作所为更是给了他一记“心灵暴击”。

那时宋军将领还有“拥兵换帝”的五代遗风，赵光义中箭受伤，与大军失去联系，以石守信为首的一些将领就谋划着要拥立太祖次子赵德昭，吓得赵光义不顾伤势火速颠回了宋境。

“武力夺权”的熟悉记忆再次袭来，赵光义在军队回京后未敢责罚，只是迫不及待地逼死了赵德昭。

此后，赵光义便对哥哥赵光胤的“抑武”有了新的想法。赵光胤的策略只是裁换有威望有威胁的将领，削帅不抑兵，甚至还会培植新的武将势力为以后北伐所用。但赵光义不是武人，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政治手段。

具体实施就是给出征的主帅授方略，赐阵图。且不论赵光义军事才能如何，战场上兵贵适变，这样的“按部就班”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机动性，还十分打击士兵士气。

尽管有臣下上疏劝阻，赵光义依旧坚持“将从中御”，以此来筛选出忠于自己的将领。

此举，给宋军的战斗力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导致雍熙北伐失败。此后，收复燕云十六再无指望，赵光义也逐步将军事方针转为“重内虚外”。

与大受压制的武将不同，在赵德昭、赵德芳和赵廷美等有承继大统的候选人相继“意外”和被贬黜后，赵光义出于对生前威望和身后名声的考量，更是对掌控着舆论的文人大加笼络。

除了高官厚禄的优待，还重金从民间收购书籍，组织大规模编修，以此来教化官民思想，进一步提升文人地位。

太宗一朝不断扩大取士范围，以文官替换武将，造成了朝堂上文武失衡的局面。并且持续提高文人待遇，在一捧一踩间，“文尊武卑”的趋势已然成型。

3、偃武修文

时间来到了宋真宗赵恒继位。宋朝除了两宋的开国君主和“靖康耻”的徽、钦二宗之外，其他皇帝的存在感都比较低，宋真宗就是其中一位，提起他常人一般都是印象模糊，但他的“成就”却让人耳熟能详，主要就是签订澶渊之盟和搞臭泰山封禅。

澶渊之盟的评价从古至今一直都褒贬不一，就像当时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吵得不可开交一样，后世人也围绕着“城下之耻”和“圣德大业”各有雄论，在此不做评论。只看此后的影响，澶渊之盟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不再交战。

这使得宋朝在往后的对外战争中形成了路径依赖，谋和成了主要手段，哪怕在取得局部优势的情况下，也会采取“破财消灾”的消极国防战略，直接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宋朝就此开始削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人数，并且降低军人待遇，使大量习武之人“背武入商”。政策的转向还使得大量的民间人才转投科举之路致仕。

而且宋朝的军官将领选拔是荫补制度，也就是说考上武举人也无法得到重用，极大程度降低了百姓习武和参加武举考试的积极性。武举开始衰落，自朝堂至民间武性渐失。

与此同时，宋真宗还亲作《劝学诗》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加以引导，再加上文官们的榜样力量，使得状元及第为最高荣耀的观点深入民心，汉唐以来充沛的武德至此开始稀释。

二、农商并重的助力

自商鞅变法强秦后，“重农耕”就一直是历代王朝的主基调，土地的兼并与再分配，可以说是每个百年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而脱胎于五代的宋朝在开国之初却没有能力完成土地再分配，从唐中后期均田法崩坏的近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土地私有制已形成巨大的惯性。

而且，宋朝的统一战争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大规模流血厮杀，它是以温和兼并的方式完成的“统一”。

所以，根基不稳的宋朝也不敢冒然妄动，面对“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情况下，只能顺势推出“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并为田产交易出台了十分详尽的法律条令。

与之相匹配的是，为了解决财政税收，也为了让失去田地的农户有活路不造反，宋朝也一改历朝历代的“抑商”思维，由朝廷带头开始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业等多种行业，来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小地主和小商户有了财富累积，再加上宋朝统治者大兴文教的政策和前所未有的政治诱惑，让他们开始积累政治资本。

比如，一些更有权势和能力的家族会兴办义学来培植自己家族的人参加科举，以此来壮大本族势力。除了传道授业，也会定时发放补贴，以资家用。

科举资助组织也很多，类似于今天的助学基金，只是这些组织是自发而成。给予考生一定的物质资助后，还会签订契约，如果考生考取功名，则会对资助人约定好的回报。

还有个人资助，即某些有才能的学子中第希望极大，但缺乏钱财，则会有人主动给予资助，以求高中后的回报帮扶。

这些扶助方式不管目的为何，总归是将读书的门槛再降一级，让更多真正的寒门子弟也有了向上阶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刷术的崛起。宋朝开国后的兴文政策促成了民间讲学的风潮，与工商业的发达共同造就了雕版印刷的兴盛。这是自东汉蔡伦造纸后再一次降低了知识的传播速度与成本的伟大成就，雕版印刷以“便于人”为主要目的快速取代了手抄本，开启了知识传播的新纪元。

结语

综上，在得国不正的致命硬伤和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使得赵姓皇权不得不选择“文以靖国”、“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并以更加完备和公平的科举制度来重构稳固皇权的官僚体系，即士大夫阶层。

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号召下，文人有了空前绝后的社会地位，使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了宋朝社会根深蒂固的共同认知。而农商并重的经济基础和发达的印刷传媒又为读书人提供了相对优渥的空间。

可以说，整个宋朝自上而下引导底层社会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共同认知，诸多可获取知识的官办或民办书院学堂以及至少可以维持温饱的经济支撑，三位一体地为宋朝培养“读书种子”提供了优质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