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楷固作为唐朝著名的契丹将领，其归唐前曾参与七世纪末的营州之乱，归唐后转而助唐清剿契丹、靺鞨的余叛，官至左右钤卫大将军，生前受爵“燕国公”，是唐朝东北蕃将群体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员。

李楷固为生活于武则天时代的契丹大贺氏家族的一名将领。关于其姓氏，李楷固并非本姓“李”而是跟随契丹部落酋长窟哥的姓，姓“李”，其本身姓氏同窟哥姓“大贺氏”，后因军功被武后赐姓“武”。那么这么一位契丹将领，原本会跟唐朝打得有来有回，为什么会归顺唐朝呢？这还得从李楷固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李楷固所处时代背景

七至八世纪唐朝国力稳固，四夷咸服。彼时的东亚，高句丽为唐罗联军所灭，在其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朝鲜半岛南端，新罗肆意北进；突厥韩国于唐朝北部新兴不久；于此同时，契丹、靺鞨等族生息于东北地区，此时唐朝民族关系头绪较多，纷繁复杂。

1.唐初对东北的经略

唐初东北地区主要的民族有高句丽、契丹、突厥等，这些民族共存蕃息，相互竞争，彼此往来，在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上，时而归顺，称臣纳贡；时而敌对，兵戎相见；构成了独特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相互渗透的统一体。

在初唐的几十年当中，唐朝对东北经略主要是围绕高句丽问题展开的，中央王朝对东北民族的策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高祖时的“柔抚”为主的政策；第二个时期是以太宗时的“战争”为主的政策。

第一个时期为高祖时期。由于唐朝草创，在隋末的战火当中，还存在很多亟需处理的中原的问题、内政的问题，而完成统一大业是唐初面临的首要任务，所以对于周边的“蛮夷戎狄”，高祖李渊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柔抚”的政策，如与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修好等。

双方不仅常常互派使臣加强联系，荣留王还制定了亲唐政策，恢复先王以来对中原王朝的臣属与朝贡。可见高祖时期，对高句丽采取“怀柔”的政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仅如此，东北边疆，还有突厥和臣属其下的契丹和奚，虎视眈眈，而此时亦不得不采取同样友好、安抚的政策，以保证边疆的安宁，得以抽出更多的经力经略中原。在中原安定之前，唐王朝希望东北地区局势稳定。因而，当建武朝贡后，唐朝君臣自是十分欣慰，愿与高句丽“就申好睦，静乱息氓”。

而之所以对高句丽这么好，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和高句丽恢复友好关系是高祖处理东北问题的一种策略，与当时国力、东北局势有关。

建立伊始的唐朝在分析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形势后，对高句丽实行怀柔与安抚的政策。作为中央王朝的唐朝同时册封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的国王，在国力尚不足以左右东北亚局势时，对于东北亚三政权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这样既牵制了高句丽妄动的可能性和辽西的觊觎，更使高句丽不能与突厥等族互为联盟。这种相对的战略平衡，对于唐朝集中精力经营西北、北方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个时期为太宗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稳定，加上唐太宗本人的雄才大略，所以在边疆治理上一反其父的绥靖和柔抚政策转而以征伐的形式对周边民族进行征讨，对于东北的少数民族征伐来说以对高句丽的经略为重心，主要是战争。

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句丽，亲征后又数次派小股部队前去骚扰，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即使像高句丽这样处于唐朝鞭长莫及地区的少数民族，虽没有被唐太宗消灭，但也严重动摇了其民族政权之根基，为后来安东都护府设置奠定了基础。

太宗时经过高祖时期的恢复发展后，决定对周边民族进行军事征战。贞观初年，太宗派大军并联合回纥、薛延陀等势力，攻破突厥颉利可汗，随后又征服了漠北的薛延陀势力，这是唐朝建国后对外战争取得的空前胜利。

与此同时，周边各族势力纷纷向唐朝投附，形成了“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的观念。东北诸族亦不例外，高句丽亦与其他民族一道，朝贺唐朝。

征服强大的东突厥势力后，东北的高句丽和西域的西突厥等势力尚未臣服，此后的任务就是对东西用兵。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政权内部发生恶性权力更迭，渊盖苏文上位扶持他人，把持朝政。

并在掌握政权之后，与日本建立了联系，联合百济，结成高句丽-百济-日本联盟，想消灭新罗再图其他。胃口着实不小，基于此，贞观十八年，太宗决定亲征高句丽。渊盖苏文干的事儿属于导火索，为此太宗三征高句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救助新罗，那个时候新罗跟百济打的你死我活，旁边的国家也来见缝插针的上下折腾，新罗扛不住，一直找大唐救命，太宗征讨高丽，发兵辽东及朝鲜半岛就有这样的原因，并且能够重新整合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局势，把其纳入自己可控范围之内。

2. 七世纪唐朝和契丹的关系

契丹这支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属于唐朝东北边疆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时期，契丹族仍游牧于现在的河西走廊地区，其发展离不开唐朝的支持。唐朝初年，契丹依附于突厥，中央王朝忙于统一的大业，而且奉行关中本位政策，无暇顾及东北边疆，契丹趁势侵扰北疆地区。

此时唐朝面对契丹的侵扰，在东北地区采取防御政策与低调姿态的姑息政策。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唐朝迅速翦平割据势力统一中原后，威震四方，加之此时突厥突利可汗对奚、霫（xí）等数十部“征税无度，诸部多怨之”，契丹也有同感，因此对唐态度发生了变化，迅速与唐朝建立友好联系。

总的来说，唐高祖时期，契丹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契丹处于主动一方，中央王朝此时忙于统一中原，对于契丹的所作所为没有采取主动性措施，以安抚为主。究其原因，主要是此时北疆地区还未形成统一局面，突厥与中央王朝相抗衡，契丹受控于突厥，想与唐朝建立联系必定受其阻碍。

唐朝尚未具备对抗突厥的实力，所以，唐朝对契丹推行不同于突厥的民族政策，即对契丹主要采取扶持笼络政策以牵制突厥。同时唐王朝的强大对契丹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推动着契丹与中央王朝建立密切的联系。

后期，唐朝还在契丹设置了唐朝松漠都督府，松漠都督府的设置使契丹族部落成为唐朝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构，此后契丹正式纳入唐王朝行政建置，从而把辽西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松漠都督府及其下属各州，具有中央王朝的羁縻府州的性质，是唐前期管辖契丹族的一种有效方式。

同时，在营州城还设置东夷都护府管理契丹、奚事务，可见，太宗采取了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实行“怀柔政策”，采取羁縻府州的形式对民族地区进行管理，契丹族也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羁縻统治之中。总之，这个阶段契丹与唐王朝的关系比较稳定，统治者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着契丹民族的发展。

3. 唐初契丹与周边民族的交往

唐初契丹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主要是与北方的突厥、薛延陀，以及东北边疆势力较强的高句丽和靺鞨、奚、室韦等弱小民族。契丹与这些民族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与突厥关系的限制，与东北其他弱小民族交往较少。契丹与周边民族不断发生各种复杂的关系，在和与战的交织中影响并推动东北边疆的发展。

契丹东距高丽、北邻靺鞨、室韦，西临奚，契丹族在东北边疆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必定与这些东北民族产生一定的交往，尤其是强大的高句丽。唐初唐王朝在东北经略的重要对象即为高句丽，贞观年间，太宗出兵征伐高句丽，必然也会与契丹产生关联。

在太宗讨伐高句丽战争中，契丹给予极大配合出兵作战，而史料记载东北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率兵参加了，如奚、靺鞨，于此过程中契丹与这些东北民族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集，换言之，这场唐丽战争无形当中增加了契丹与其他东北民族政权互相交往的机会。

契丹在唐军指挥下与高句丽交战，可见，契丹对高句丽的态度是强硬的，此时契丹与高句丽交往方式是通过战争，双方显然处于敌对状态。

随着契丹自身实力在不断的增强，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交往主要方式是互相打击，这里主要是指与高句丽以外的靺鞨、室韦、奚等东北弱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契丹北临靺鞨，粟末靺鞨突地稽部于隋朝后就被安置于营州，武德四年（621）契丹孙叔敖被安置于营州，可推断这两支民族容易产生矛盾与冲突。

后唐朝设置营州都督府和东夷都护府管辖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契丹与东北民族被相同机构管辖，其联系必然会不断加深。

综上所述，唐初，中央王朝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时，是否处理好与契丹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既可达到牵制突厥和高句丽的目的，又可进而控制东北其他民族，以此东北民族之间达到了相互间的制衡，为有效的管理东北边疆地区打下了基础。

总结：

当唐王朝实力强大后，在灭东突厥、征高句丽过程中采用了“以夷攻夷”的策略，任用了许多蕃将、蕃兵，可见唐统治者对蕃将、蕃兵甚是重视。

唐统治者有鲜卑即蕃化血统，夷狄观念较淡漠，能够对蕃将给予重用，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观念下，吸纳和委任了许多新附蕃人将领管理中央或地方重要事务，为蕃将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

任用蕃人为将领的民族思想存在于整个唐朝，使得唐代蕃将的军事行迹及政治活动贯穿并影响着整个唐朝，而李楷固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观念下入仕唐朝的蕃人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