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投降派的真面目！

当英国大炮在中国沿海边疆轰鸣之际，清统治阶级分化为抵抗派与投降派。两派诚属同一阶级，但抵抗派的言行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投降派严重破坏直至最后出卖了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下面我们从几方面对两派加以比较。

首先谈禁烟问题，两派对立即由此而来。清廷在雍正年间正式禁烟，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几年，并无成效。面对烟 毒泛滥，清政府内部终于爆发一场激烈争论。

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书道光帝，主张弛禁。认为“鸦片烟禁愈严，流弊愈大”。为解决“银荒”，建议“仍用旧例”。(按:清初允许鸦片入口，照药材纳税。)鸦片入口后，只准以货易货。只准百姓吸食，不准官兵吸食。

对此谬论，兵部给事中许球首先表 示 反 对。他 说:“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主张严禁。争论中，反对严禁者大有人在。

权倾一时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这一派实际主持者。直隶总督琦善以所谓“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为名反对严禁。据载，当时复奏二十九件。反对禁烟者二十一 件(满十三，汉八)，赞成严禁者仅八件(满二，汉六)。

尽管以汉吏为主的抵抗派人少，但反映了社会舆论的要求，更提出了不能忽视的“银荒”与“兵弱”问题，使道光帝为之震惊。1838年12月，在召见林则徐十几次之后，他终于命林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弛禁派的首倡者许乃济也在此之前遭到贬斥。严禁派一时得势。还有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下层人士，如维新思想的先驱龚自珍、魏源等也力倡严禁。龚自珍在送林则徐南下时，写下著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对其寄予厚望。

1次年3月，林则徐抵广州。以坚决有力的措施迫使英美烟贩交出大量鸦片。6月，他在虎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销烟壮举。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的还有两广总督邓廷桢(先为弛禁派后转变为严禁派)、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虎门销烟不仅是严禁派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大胜利。

再看两派各是怎样对待外来侵略的。战争爆发后，严禁派成为抵抗派。他们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舍身取义的传统美德。抵抗派首领林则徐为国家力除巨患，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广州率军民痛击侵略者，既使在获遣赴浙江军营效力时，仍不屈不挠继续斗争。甚至在即将远戍伊犁时仍豪迈地表示， “余生岂 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邓廷桢在调任闽浙总督后，坚持备战，使英军在福建碰壁而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大批下层爱国将士的斗争事迹。1841年初，英舰攻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以兵六百当敌数千”，为国死难。随后，关天培在虎门拒敌，虽孤立无援，仍“昼夜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直至中炮身亡。8月，英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9月，英军二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身先士卒，率数千官兵与敌血战六昼夜。葛云飞在战斗中被敌人劈去半面脸，犹挥刀追敌，临死时，“洞胸穴如碗，前后枪铳雨集，中伤数十”。

在浙江战场上为国捐躯的还有据守镇海的总兵谢朝恩，以及率部下明誓“城存具存”，城陷后投水自尽的两江总督裕谦。

与抵抗派斗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降派的叛卖行为。投降派是由弛禁派转化而来。他们主张对外国侵略者实行所谓“羁縻”政策，说“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由于惧怕敌人船坚炮利,宣扬“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总想速降了事。

这派首领穆彰阿握中枢大权，他与琦善等诬陷、打击林则徐等抵抗派。他支持耆英等向侵略者乞和。琦善在直隶漫无布置。当1840年8月，英军抵天津白河口时，他奉命与英国谈判，表示要用惩办抵抗派的办法来讨好侵略者。他任钦差大臣到广州后，力反林则徐之所为，对英军步步退让。尤其令人切齿的是，他不敢反击英军挑衅，反而欲责抗敌将士“以谢夷，兵心由是解体”。陈连升、关天培等孤军作战，他坐视不救，致使英军屡次得逞。最后竟擅订割地赔款的《穿鼻草约》。

继任的奕山等人同样腐朽，在英军炮火威胁之下订立丧权辱国的《广州和约》。在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闻英军来犯，不战而逃。再此后主持军事者是扬威将军奕经，他只知花天酒地,不懂用兵，在浙江一败之后，不敢再战。军事上接连失利，再加上人民反抗的威胁，促使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迅速变为一意投降。

盛京将军耆英，前任两江总督伊里布(他也是投降派，在英军初犯浙江时竟撤退镇海后被革职)受命往乍浦乞和，被拒。在英军攻打吴淞时，两江总督牛鉴闻风逃跑。1842年8月，英军在攻陷镇江之后又抵南京江面。耆英等赶到南京议和。值得一提的是，耆英等卖国贼的昏聩卑怯已达到极点。当耆英派人商议条约草案时，中方声明英国索取太苛，难以允诺。耆英等还无耻地 因爱惜百姓生命、顾全大局。以上就是投降派 在侵略者面前的主要表现。

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抵抗派与投降派也有着明显区别。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情得“民心可用”。 林则徐号召人民持刀杀敌，并组织民众，这对于击退侵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抵抗派能有胜利皆在于此。其他抵抗派如姚莹等都对人民的作用有所认识。抵抗派也受到群众的支持，广东民众闻林则徐革职，“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衢巷”。葛云飞等死后，遗骸由人民护送至宁波，都说明这点。

当然，抵抗派由于阶级本质决定，不可能与人民真正结合。但是在鸦片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他们能对人民的力量有所认识，还是难能可贵的。

投降派琦善、奕山等人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他们解散乡勇，诬人民为汉奸，欺压人民，为虎作伥。1841年5月底，广州三元里人民围困英军于炮台。奕山等官吏非但不助民歼敌，反而无耻地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为侵略者解围，与林则徐等形成鲜明对照。1842年3月，浙江战事失利后，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除高喊“用兵不易”外，还特别提醒道光帝防止人民揭竿造反，以此为理由主张妥协。

从道光帝来看，尽管他忽战忽和，但最终成为投降派总头目。他把可耻结局归罪于人民，在签约后说:“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充分暴露其敌视人民卖国媚外的卑鄙面目。

另外，在如何对待科学技术和了解世界形势方面，抵抗派也比投降派高明数筹。林则徐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接受新事物之快，思想之先进令人惊叹。他一到广州就向最早具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梁廷枬请教。他仿造西洋大炮;翻译外文报纸、书籍;主持编纂《四洲志》;了解世界形势;允许正当贸易;建议利用矛盾集中对付英国。这一系列措施显示了卓越见识。

他详细研究西洋造船，在1840年制成西洋形式的战船，在浙东协办军务时，与机械制造家龚振麟计划造炮船。到镇海时携带战船图式，包括车轮船图。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说:“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

抵抗派中另一些地位较低的官吏、士人，如姚莹、魏源、包世臣等当时都注重研究时事，在鸦片战争后，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主张。如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形成与他这一时期亲自参与抗敌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仅对外屈服，在思想方面也是愚顽守旧。如琦善在广州，有向其报洋情者，则自命清高地拒之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连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兵家常识也不顾，怎能不败!当然，也有的投降派高喊造船以掩饰妥协卖国的真面目，而实际上并不认真学习西方技术。

道光帝虽对西洋枪炮表示惊奇，却又对林则徐关于建设国防工业抵抗外侮的主张置之不行，反斥为“一派胡言”。

以上，我们简述了抵抗派与投降派在四个主要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可以明确地说，抵抗派的爱国精神是值得后人歌颂的。尽管抵抗派首先忠于的是清王朝，连林则徐这样杰出人物也不例外。他在踏上戍途的时候，不是在吟诵。“君恩每饭总难忘……宝剑还期赐尚方”。但历史已经证明，当外侮来临之际，统治阶级内部会产生分化。他们之中的抵抗派可以为反侵略做出贡献。林则徐就以本身的行动使自己成为举世钦仰的人物，成为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第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士的英名将永垂青史，而琦善、奕山等投降派则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