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4岁女孩被卖到怡红院，老鸨嫌她丑，她却跪地磕头求收留

1908年，一位亭亭玉立的13岁小女孩被舅舅骗到青楼，舅舅大言不惭地跟老鸨说：“你看这姑娘能给多钱？”不料，老鸨一瞥，就是一脸的嫌弃：长脸，厚嘴，蒜头鼻，不要！

听到老鸨的话，小女孩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妈妈，您就收我吧，我愿意做任何事，什么活我会干！”

这位被卖到青楼的可怜小女孩名叫张玉良。1895年，张玉良生于扬州一个以生产毡帽为业的家庭，她的诞生令一直期盼着生个儿子的爸爸有些不乐意。不过，父亲还是给女儿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张玉良，寓意张家的一块好宝。

但是，悲剧很快降临在这个弱小的生命身上，张玉良的爸爸在她一岁那年病逝；两岁时，厄运再次降临，姐姐也不幸夭折。

父亲和姐姐相继离世后，张玉良和妈妈过着艰难的日子，有一手刺绣手艺的妈妈，只能靠卖手艺维持生活。

一时间，不少人开始讨论这位姑娘的生辰八字。

很多人觉得张玉良是个命硬的女人，说她的出生害死了父亲和姐姐。可是，妈妈却不相信，一如既往地对疼爱女儿。然而，幸运并没有眷顾到可怜的张玉良。八岁那年，唯一疼爱她的妈妈因为劳累过度，昏倒在绣台上，从此身体每况愈下。

母亲临死之前，将女儿交给了亲弟弟吴丁。谁能料到，母亲此番委托却让张玉良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吴丁，是个彻头彻尾的地痞流氓，整天不务正业，经常泡在茶馆、酒馆里，靠着家人攒下的银子逍遥快活。虽是小玉良的舅舅，但他根本没时间去照料小玉良。可以想象，张玉良当时是过得一种怎样非人的日子。

张玉良寄宿在舅舅家六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丁忽然发觉14岁的外甥女已出落的如此苗条，是个天生的小美人儿。他自言自语道“卖到青楼，说不准能赚不少钱！”

从此吴丁对外甥女动了坏心思，不久，吴丁在一场赌博中输了钱，他将那个可耻的想法付诸实施。

一天晚上，吴丁不顾同胞姐姐的手足之情，对着天真无邪的小玉良说要给她找份工作，便把她骗了出去。小玉良信任舅舅，乖乖地跟着他，来到一家名为“怡春院”的青楼。吴丁当着小玉良的面跟老鸨谈论卖身的价格。

谁知道老鸨却显出一副很难看的样子，吐着瓜子皮说道：长脸，厚嘴，蒜头鼻，还有那么大的眉毛，你还是把她领回去被大户人家做个丫鬟吧！

张玉良觉得，与其跟着舅舅每天受他打骂，连饭都没得吃，不如在青楼混个温饱。她连忙跪在老鸨面前，恳求老鸨收留她。13岁的张玉良，就这样进入了青楼。

自从被卖到青楼后，卖艺不卖身的小玉良就一直想着法子逃亡，上吊，毁容。不过，她每次都没有成功。

在张玉良的灵魂深处，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想法。皇天不负有心人，幸运之神终于将一只温柔的手伸给了她。

1912年初夏的一个晚上，芜湖最好的饭店江边饭店灯火通明，笙歌燕舞。原来，芜湖商人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欢迎新任的海关监管潘赞化。

那年，张玉良17岁，个子高挑，虽然称不上“出水芙蓉”，却也是个美人胚子，再加上她性格刚烈，与青楼中那些温顺的姊妹们相比，在技艺辈出的妓院里她有了“鹤立鸡群”的气度。

当地的乡绅富豪，为了让留过洋、见过洋美女的潘赞华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特意请来张玉良唱歌。

宴会上，张玉良弹着琵琶，缓缓张开红唇，一首《卜算子》的古调，在大厅中婉转回荡。

在这种社交场合，潘赞化竟然能听到这么凄惨的歌声。他忍不住仔细端详了一下张玉良。过了好一会儿，潘赞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首词曲的作者是谁？”

张玉良长叹一口气：“作者是一位和我一样有着悲惨命运的女子。”

潘赞化继续道：“她是谁？”张玉良似是在回答，又似是在自语：严蕊，南宋著名歌妓、女词人！

潘赞化默默点头，认真地打量她：“是啊！你还真是有见识。”张玉良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红了脸答：“潘大人，我没有读过书哩。”

“啊”的一声，潘赞化忍不住地说道:“太遗憾了!’”

有人说，青楼女子看两样东西绝不会走眼，一是珠宝首饰，二是男人。

在青楼这么多年，张玉良见过的男人不计其数。当听见潘赞化发自内心的那句话时，张玉良的心脏，忽然就跳了一下。她有一种直觉，眼前的男人能救她。因此，张玉良冒险向他恳求，请求他为自己赎身，她将以身相许。

潘赞化是个当官的，居然对青楼女子潘玉良起了怜悯之心，他不惜以牺牲名誉为代价，将潘玉良赎了出来。

阳光似乎在一夜之间照亮了潘玉良的生活，她仿佛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她不敢奢望太多，哪怕是在潘大人身边做一个丫鬟她也乐意。

潘赞化是个正人君子，他怜惜张玉良的才华，希望她返回家乡，过正常人的生活。看着潘赞化诚挚的面容，张玉良感动的热泪盈眶。

其实，在这冰冷的人世间，张玉良已经没有了任何亲人，潘赞化对她来说，就像是她的至亲之人，如果没有他，她将一无所有。

于是，张玉良跪下恳请潘赞化，希望他能把自己留在身边，这次，她的真情彻底打动了潘赞化的心。

张爱玲曾经说过，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青楼才是真正的爱情所在。

潘赞化收留了张玉良，让她作了自己的小妾。1913年，陈独秀作为证婚人，为两人举行了一场婚礼。张玉良在洞房花烛之夜，改姓张为姓潘，一来是为了报答自己的丈夫，二来是为了表示自己要开启新的人生。

婚后，潘赞化为了给潘玉良一个崭新的生活，带着她来到上海，并在渔阳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安了新居。

当时，在渔阳里居住着不少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间就有一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洪野先生。洪野先生在自家绘画时，潘玉良从自家的客堂里能看清楚他所画的内容。因为无所事事，她便常常趴在客堂的窗子边看他作画。久而久之，她也在不知不觉中涂鸦了几张，洪先生看到后，发现了其间的惊艳之处，于是，便收她为徒。

潘玉良充满坎坷的从艺道路，自此拉开了华丽的序幕。

1918年，在丈夫和老师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以惊人的绘画天赋赢得了第一的成绩。然而，青楼女子的身份阻碍了她被录取的资格。心灰意冷之时，洪野先生带来了好消息:原来，身为校长的刘海粟破格录取了她。

至此，潘玉良作为一个青楼女子的前世结束，作为一个新女性的今生开始了。潘玉良，成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第一位女学生，师从国画大师朱屺瞻、王济远先生。在学校里，随处可见她勤奋习画的身影。

当时，学校的西洋画派率先引进了画人体模特，可是，这一举措招来了社会各界舆论的强烈攻击，险些把学校给关闭了。

经历一些风波后，画人体模特便成了最为忌讳的事。这让玉良极为难过:她是如此钟情于人体绘画!因为“钟情”，便发生了后来那场被载入历史的“浴室风波”。

一天，她到浴室洗澡，在雾气腾腾的洗浴间，她的眼睛放出了光彩。于是，她放弃了洗澡的念头，跑回宿舍，拿来了速写本和铅笔，借卧位的一隅，迅捷地画了起来。她沉浸在艺术实践的兴奋中，不一会儿，几张浴女群像便一挥即就。

就在她全心全意作画时，不幸被一好奇的女人看见，于是一场骚乱开始了。混乱中她被那些禁欲的女人们死死地撕缠着，弄得极为狼狈。最后，在一位曾在美专做过模特的女孩的帮助下，才逃离开浴池。

这一场浴女风波，使她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她决定以自己为模特儿。她乘着家中无人，就对着镜子描摹自己的身体。她常常会沉醉其间，仿佛可触摸到画中肌肤的弹性，感受到画中人的血液奔流不息。

她的这些人体习作，后来在毕业作品汇报展上，一时轰动全校。时为校长的刘海栗，更是被惊得目瞪口呆!他开始意识到，封建思想依旧盛行的中国，将会把玉良惊人的绘画天赋抹杀掉。于是，他建议玉良到欧洲发展。

潘赞化并没有为了儿女私情阻挡玉良出国深造，而是利用职务之便申请了一个官费留学的资格。于是，在1921年，潘玉良第一次离开祖国，远赴法国巴黎。

1928年，潘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刘海粟相遇。第二天，刘海粟决定聘学有成就的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于是，潘玉良带着满满的思念和圆满的喜悦，回到了她魂牵梦萦的上海。

两个月后，王济远先生为她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画展伊始，就震动了中国画坛。接着，她又办了几场个人画展，每次参观者都络绎不绝，使她一时成为上海滩最具魅力的风云女子。

然而，命运对于潘玉良来说，总是一脚幸运、一脚蹉跎。幸运的是，她的艺术道路越走越顺利;蹉跎的是，她的情感道路越来越坎坷。

潘赞化的原配把原配夫人的架子端得十足，她把自己徒有的身份看得比任何事情都要强。本来回国任教的潘玉良是要去拜见她的，潘玉良深知为丈夫守活寡的她这么多年不好过，再说礼数的事情不能省略。所以，她曾多次求潘赞化带他回老家拜见她。可是，不知潘有什么难言之隐，总是一再推托。

想来，潘赞化知道这么多年来大太太的那份怨怒终是难以消除的吧!没去拜见大太太，便成了她留在那个把原配身份看得比天还高的大太太手中的把柄。

于是，她千里迢迢地从安徽老家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誓要看看这传说中的小妾何德何能把自己的丈夫给绑住。

那天，潘玉良正在给美专的学生上课，突然接到潘赞化的电话。潘赞化只说了一句“她来了”，玉良便知道是大太太来了。于是，下了课，她就赶紧往家赶。

当潘玉良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大太太说:“有点头面的人家要娶小老婆，可是为了自己和太太享受，你养一个小老婆却让她读书。我不管她是不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不管她是不是大学的教授，她在家里就是妾，妾就得给大太太下跪、请安。”

这声音里的蔑视诋毁，瞬间就让潘玉良的心跌到了谷底。之后，她听到潘赞化的呵斥:“轻声点，你是大户人家的出身，要懂得什么是知书达理。”潘玉良听出潘赞化的真挚来。

于是，为了不让潘赞化为难，进屋后她就“啪”地一下跪在了大太太的面前。这对于一向好强的她而言，内心的苦痛和委屈是深刻的。她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看似早已与她脱了干系的“前世”里了。

潘玉良爱潘赞化，但是这爱让她觉得太沉重、太压抑。她知道他一直对她好，可是爱情里一旦有了伤痛或者隔阂，相爱的两个人就如同掉进了深渊。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让潘玉良至为伤心的事情。抗日期间，潘玉良在她第五次个人画展展出了一幅名为《人力壮士》的油画，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用他非常有力的双臂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大的岩石，好让下面脆弱的花朵能够绽露，其象征的是中国人抗日的决心。

当时，一官员亦来参观了这次画展，并当场订下了这幅画。玉良的意思是等画展结束以后再把这幅画送过去。可就在付订金的当天晚上，整个画展遭到了致命的人为破坏，许多画被撕掉，那一幅订购的《人力壮士》不仅被撕毁，在上面还贴着一张令她心寒的纸条:“这是妓 女对嫖 客的歌颂。”再坚强的心，在这一刻也顷刻瓦解，支离破碎了。

潘玉良终于知道，在这个国度里，所谓的凡俗道德是不会放过她的。于是，潘玉良再一次选择离开，把她和他的伤情离歌唱个不休。她，这一走就是40多年。带着深深伤痛的潘玉良再次来到法国，一个人坚韧地、孤独地居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个阁楼里。潘玉良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她给自己制订了一个“三不主义”:一是，不恋爱;二是，不入外国籍;三是，不签约于画廊。

三项中前两项是为潘赞化而订的。潘赞化对她而言，是刻骨铭心的，是无法忘怀的。所以，她用这样真挚的牺牲去回报。她的“不入外国国籍”，其实是因为她一直希望潘赞化能给她写信，让自己回去。远在异国他乡的她无时无刻不思念着丈夫。

可是，潘玉良不知道，她的祖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潘赞化丢掉了海关监督一职，潘生活很困苦。也许因这样的情况，他才不愿意让潘玉良回来吧。

世界诸多事情的微妙关系，我们无从揣测，只是我们知道，潘玉良直到人生的暮年，也没能等到丈夫的邀请。这造成了她终生的遗憾，使她一生都滞留在孤寂的异国他乡。

1960年，当潘玉良把获得的巴黎市市长亲自颁发的“多尔烈”奖和颁奖照片寄给潘赞化时，她深爱一生的丈夫却已在安徽病逝。得知此事的她悲恸欲绝，遥望蓝天，她感到自己的心空了。

潘玉良陷入了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孤寂和疼痛，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他偕她漫步荷塘;耳鬓厮磨在灯下给她授课;他端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药向她走来，一匙一匙送到她嘴边;他猫腰钻出了假山洞;他翘首在吴淞口巴望她回来......一合上眼，他就微笑着向她走来。

此后，潘玉良的身体状况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她把思念汇聚成灾，在追忆中思念着关于丈夫的一切。她誓要，即便是碧落黄泉，她也要等到柳暗花明;即使是天人两隔，她也要坚定地念着他。所以，多年后，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她保存一生的两件物品:一件是结婚时潘赞化送给她的西式鸡心盒项链;一件是当年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金怀表。

西式项链里藏着两幅她和他的照片;怀表则是他作为一种信物、一份诺言，送给再次赴法的她。于此，我们看到了隔着浩瀚的海洋，隔着催人老的光阴，她和他续写着一份伟大的爱情: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张爱玲说过，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墙上的钉子都是自己钉上去的。第二次赴法的潘玉良，因着她的“三不主义”，在没有任何亲人朋友，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得拮据而没有着落。诚然，她是用“三不主义”死死地把自己钉在了墙上的。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默默地离开了人间。临死前，她把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那两件遗物交到朋友王守义的手上，要他带回故里交到孙儿们的手上。如此，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心心念念着丈夫。不知他泉下可知?

1985年，经过吕霞光等人的努力，潘玉良2000多件遗作得以运回到故乡，安放在建成的“潘玉良纪念馆”里。至此，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她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后来，潘玉良的遗作艺术价值逐渐得到认可，其油画自画像更是拍出了1021万元的天价，这或许是她在九泉之下最大的慰藉。

潘玉良，这个女子非同寻常的一生无疑成了一个传说，像是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那一丝萦绕于唇边的永恒如谜的微笑一样，令人回味无穷!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辗转到艺术之都的巴黎，她带给我们的是一段掺杂了旧上海和异国风情的红颜沉香。她，用她如烟花一般寂寞的传说，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