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祸起萧墙

1856年8月，太平天国自起事以来的老对手，晚清名将向荣的死讯终于传到了天京城中，这让东王杨秀清的威望再一次高隆起来。

向荣是晚清名将，自太平军金田起事，就一直围追堵截太平军，曾把太平军困于永安城中达6个月之久，几乎将太平军扼杀在萌芽状态。

后来，太平军突围至湖南，转战湖北，直下江南，向荣带领的清军也一直尾追而至。直待天国定都南京，向荣眼见南京城大，一时难以攻取，就在城东孝陵卫驻扎下来，建成江南大营，一则监视城中太平军动向，二则与镇江等地呼应，遮蔽苏南、浙东一带免遭太平军袭扰，拱卫清朝最大的钱袋子。

太平军数次出击向荣大营，均未果而终，万不得已，为了不至困守一城，太平军选择了北伐和西征，却因为向荣所部江南大营的原因，不得不留下多数主力部队用以应付，这导致北伐的太平军实力不足，最后功败垂成。

向荣还从广东调来水师，以水陆依护，对南京城实施经济封锁，多次击败太平军的运输船队，让太平天国都城的供应出现了很大问题。若再假以时日，不消清军攻打，太平军困守南京城也都饿毙了。

清军江南大营示意图

所以，向荣是最让太平军将士痛恨的“清妖”，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可是，在东王杨秀清的运筹帷幄之下，向荣的江南大营被攻破，向荣本人也羞愧难当，竟然一命呜呼了。

大敌既除，大仇得报，太平军上下莫不欢欣鼓舞。此时，东王的声望之盛，已经达到了顶峰。

可是，在多数太平军将士憧憬着更加辉煌的未来时，阴谋已在密室策动了。

1856年9月初，北王韦昌辉接到密诏回京，会同燕王秦日纲，借东王为其大摆庆功宴之际，大开杀戒，将东王府上下人等屠戮殆尽。后为斩草除根，更假借天王圣旨，将东王余部骗来一齐杀掉。前后2个月间，竟屠杀2万多人，天京城中的高、中级领导骨干为之一空。

可能东王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才会想到，他这一生算无遗策，可这仅有的一次疏忽大意，就让他身败名裂，连同他的亲属、部员僚属一同惨遭杀害。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盛极而衰”，只是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

南王失策，分封失误

东王之败，既是偶然，也属必然。这是在太平天国初创之时，就已经埋下的祸端。

太平天国的前身是“拜上帝教”。

宗教，这是在中国古代，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的不二法门。从汉朝的黄巾起义，到明朝的红巾军起义，再到清朝的天理教、白莲教起义等等，都打着宗教的旗号。

“拜上帝教”的创始人是洪秀全，可是传道者却是冯云山。

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忠王李秀成在写的《自述》中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见，冯云山在太平天国的元创之功，是得到了太平天国上下的共识的。

1844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和冯云山一起来到了广西桂平一带传教。可是桂平一带早有原生信仰，贫苦的大众对“拜上帝教”也没有多大好感，一时之间传教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情形之下，洪秀全回到了广州去想办法，冯云山则留在当地做苦工维持生计，继续传教。

三年后，冯云山已经在紫荆山区发展出了2000多信众，这其中就有杨秀清和萧朝贵。他们都是当地烧炭工的领袖，社会动员能力很强。冯云山发展他们时，也没有过多宗教宣传，他们都是当地的实力派，作为一个以“起义”为最终目标的组织而言，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都属于实用主义者，而非简单的宗教主义者。

他们都清楚，宗教是宣传和组织的手段，而非目的。

对杨秀清、萧朝贵而言，他们的身份除了实用主义者之外，还多了一层，他们是太平天国李的实力派。

因为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就是依烧炭工为基础战斗力的。实际上，在太平军中，烧炭工这个群体苦大仇深，也确实是作战意志和战斗力最为强大的精锐部队、尖刀部队，是太平军的底子，“老广西”。

冯云山闹的动静太大，后来被桂平的地主们陷害，抓了大狱。洪教主是广东人，在当地毫无办法，只好回广东老家想辙儿。此时，“拜上帝教”到了关键时刻，一把手在外，二把手被抓，这个组织随时都有可能土崩瓦解。而这，也是地主阶级所期望看到的，他们已经着手派人分化瓦解“拜上帝教”组织了。

这时，杨秀清以广西当地“降僮”之术，用“天父上身”的迷信做法，稳住了团队。萧朝贵为了让杨秀清的戏码更加真实，也上演了一出“天兄上身”的大戏，验证了杨秀清“天父上身”的身份。他们最后还想到了“科碳功”的法子，筹集了数百串铜钱，赎回了冯云山。

冯云山和洪秀全对此，一个从实用主义出发，一个从宗教领域出发，都选择了承认既成事实，也就等于明确了杨秀清和萧朝贵作为组织的核心领导层的地位。

太平天国最初的领导班子开始形成。

后来，冯云山在从牢狱返回紫荆山区的路上，借宿到韦昌辉家中。一番交谈之下，冯云山又说动了这个当地最大的地主散尽家财入会。韦昌辉是带资进组，很快就被组织重视，后来更是与洪秀全拜为兄弟，进入了核心圈子。

因此，在冯云山的传教过程中，对于普通民众，他是以“拜上帝教”作为组织和宣传手段，而对核心圈层，包括冯云山在内，都属于实用主义者，对现实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金田起义

这与洪秀全不一样。因为从一开始，洪秀全就被当做了精神层面的宗教领袖，并不参与治民理政。而天国起事之初，军事斗争是主线，因为天国实际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向实力派倾斜。

这种结果，在永安封王时就体现在，广西实力派的杨秀清被封为东王九千岁，萧朝贵被封为西王八千岁。作为创业元老的冯云山，排在了第四，南王七千岁。带资进组的韦昌辉则是北王六千岁。

至于洪秀全，虽然是天王万岁，但是他只负责掌管精神层面，手下的直属衙门只有“删书局”，具体的行军打仗，治国理政等实权，都掌握在以东王为首的诸王手中。

这种组织架构，是“虚君”制集体领导。

杨秀清的诸王之首，负责排兵布阵，统筹协调，运筹帷幄，是真正的管理层，而萧朝贵、韦昌辉等人则是核心执行层。在实力派中，萧朝贵和韦昌辉属于一个阶层，与杨秀清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

这种对立，对权力制度的平衡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洪秀全和冯云山可以倚靠萧朝贵和韦昌辉对杨秀清的权力形成制衡。

如此，即使洪秀全并不理政，只要驾驭得当也不会出现权臣凌主的局面。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洪秀全也没有料到，当初与他一起设计架构的冯云山先在蓑衣渡阵亡，体系创始人和解释权所有者突然离世，这让洪秀全在面对实力派时显得孤掌难鸣。

如果此时，凭借着实力派内部的矛盾，洪秀全还能安稳一时，那么在长沙之战后，萧朝贵意外阵亡，则让这个权力结构彻底崩塌。

飞扬跋扈，东王末路

在冯云山去世后，能够对杨秀清形成一定制约的，就只剩下资历、能力相近的萧朝贵了。而当初为了拉拢萧朝贵，洪秀全还认了萧朝贵的发妻洪宣娇做了义妹，因此，萧朝贵实际上也算的是国亲，是洪秀全可以依赖的力量。

当萧朝贵去世后，虽然实力派中，韦昌辉继承了萧朝贵的衣钵，但是必经资历浅，也没什么威望，更没有“天兄附身”的光环加持，在面对杨秀清的逼迫时，根本难有招架之力。

此时，杨秀清已经凭借“天父附身”胁迫洪秀全，凭借资历威压韦昌辉等执行层，事实上处于集天国的军事、政治、宗教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存在了。

洪天王的身份，从长沙城下那一刻，就变得非常微妙了起来。

在明面上，他依然是天国的“万岁”，可是事事不做主，也做不了主，更没有能力做主。就拿军事奏报来说，定制是奏报须先奏韦昌辉，再抄送石达开，最后由杨秀清裁夺。这中间，根本没有洪秀全的事儿。

杨秀强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力之大。

他是一个实力派，但他不是宗教主义者，这是他和洪秀全最大的不同。

作为实用主义者，杨秀清对待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优容的。由于太平军的领导层大多都是文盲，杨秀清本人也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但是杨秀清对于传统儒家的教育还是比较认可的。每到一地，遇到读书人，杨秀清都会延揽进军帐，充当文书、幕僚之类的角色，对他们也是相当尊敬。

杨秀清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如果太平军按照这种方式继续下去的话，根据地建设可能会进行更加有章法。

不过，杨秀清越是春风得意，就越加衬托着洪秀全的落寞失意。他空顶着天国领袖的名号，却形同木偶一般，甚至连同他本人也会被杨秀清挟制。

比如，太平军攻占岳阳后，缴获了大量船只，建立了水师，进而顺势攻下长江重镇武昌城后，杨秀清去拜访了孔庙，这在武昌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杨秀清的这种做法，让洪秀全很是难堪。

作为宗教领袖，而且是一神论的宗教领袖，如果天国也要尊孔，将孔老夫子视为至圣先师，那么他是否连宗教领袖的身份都保留不得了？

洪秀全并不满意虚君的身份

洪秀全不能坐以待毙，他要夺权。

可是他能做的，实在有限，因为他手上能够直接动用的衙门，只有一个“删书局”。可他管不了那么多，洪秀全指挥着众人以“上帝”的名义在武昌城打砸孔庙，焚烧书籍，要实行思想恐怖政策。

在思想领域搞事情，这是洪秀全最大的杀手锏了，因为这会让杨秀清投鼠忌器。此时，太平军的组织手段，依然是宗教主义，如果杨秀清公然反对，那么就等于是否认自身的权力的合法性。

杨秀清对洪秀全的做法虽然很是不满，但又必须在表面上尊重他的领袖地位。因此，杨秀清只好借“天父附身”的戏码，劝告洪秀全，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可是，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

定都天京之后，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

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

杨秀清祭出了“终极大法”，洪秀全也不得不收敛起来，不过为了维护宗教领袖的尊严和地位，他要求对四书五经进行删减，以此来作为妥协。

在双元政治之下，洪秀全虽然尊为教首，可却拿杨秀清毫无办法。

本身双元政治就是不稳定的，再加上一方过于强势，就更加造成了这种不稳定性，只待一个时机的爆发。

向荣的死讯传到天京，危机解除，洪秀全多年的隐忍也达到了极限。这几年，杨秀清秉政，为了加强东王权威，做派相当霸道，行事飞扬跋扈，已然得罪了不少朝中人物。洪秀全稍加笼络，就很容易得到同盟军。

洪秀全的这个同盟军，就是继承了萧朝贵的实力派韦昌辉。

杨秀清权势熏天，韦昌辉数次被其欺压。一次，韦昌辉的亲属不小心得罪了东王府的侍卫，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杨秀清却视为对其本人的大不敬，将罪人发还给韦昌辉去处理。韦昌辉深知东王秉性，如若不合他意，万一再来一出“天父附身”，他的爵位都有可能不保。最后，韦昌辉含泪将那个犯事的亲属“五马分尸”了。

韦昌辉对东王之怨毒，于此可见一斑。

东王对位高权重的北王都如此对待，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北王韦昌辉

但是东王对此也不是一无所知，他将天京城变成了他的大本营，城中遍布他的亲信，又借着军中事务紧急的名义，将各个实权派都调离出京。

如此，有诸王人质在手，又有东王府绝对兵力优势，杨秀清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即使倒行逆施，也不会有人敢于对他下手。

可偏偏就是在他的大本营的天京城，就在他的东王府，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惊天的阴谋。

可见，太平天国起事时设计的权力结构能够稳定运行，有赖于实力派之间的相互制衡。这里面最为关键的人物，其实是有着“天兄”身份的萧朝贵。其一，作为“天父”家族人物，萧朝贵同样有“天父”、“天兄”代言的解释权，可以与杨秀清平分秋色。其二，作为实力派，萧朝贵自成一体，也可以与杨秀清分庭抗礼。

天国失去了转型的机会

至于冯云山，虽然是他开国者，有着崇高的威望，可是他并不是实力派。威望转化为实力，有时候是可以的，但多数时候是不行的。即使冯云山活着到天京，在面对着洪杨之争的局面时，他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甚至于他会选择有条件地支持杨秀清。

因为，在本质上，冯云山和杨秀清也属于同一种人，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

天京事变，既是路线之争，也是权力之争，是洪秀全不甘于做“虚君”任人摆布而发动的政变。在这场事变之后，天国的神话体系就破灭了，尽管洪秀全拼力维护，但是天父家族的争权夺利的面目已然被揭露了。太平军将士思想混乱，这对建立在宗教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太平天国的打击是根本性的。

更为致命的是，太平天国从此失去了向正常国家转型的窗口期。洪秀全本人以意识心态起家，自然不会改弦更张，天国对待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终于将天道人常等道德制高点拱手送给了曾国藩。洪秀全建立的神权国家，再也没能创建起正常的运转体系，直到整个太平天国出现了2000多个王的混乱局面。

陈玉成：安庆保卫战

虽然还有李秀成、陈玉成带领太平军转战南北，也一时间取得了不少的战绩，但始终都处于下风，最终被湘军反攻，直至天京城破，天国事业也一朝陨灭，如同幻梦一场。

只是可叹，太平天国运动十四年，波及十八个省，造成的人口消亡近7000万人，只留下了一片废墟。唯一让人欣慰的是，这场运动促进了汉族军事武装的崛起，这才有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