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架起苏丹塞利姆洲际跨海大桥，折射出领袖的双重身份

伊斯坦布尔，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扼黑海入口，面积5343平方公里，2022年人口有1536.6万，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地跨两大洲的城巿，它更像是城市恢宏历史的一个展览窗口，塞满了古罗马、拜占庭和奥斯曼时代遗留下来的清真寺、宫殿、教堂和民居。这里是土耳其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1、伊斯坦布尔名字的由来

公元7世纪仲夏，身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年仅25岁。当时一支阿拉伯人军队，率领着还飘散着新鲜松木香味的、由两百多艘舰船组成的海军攻打了塞浦路斯、科斯、克里特与罗得诸岛。

君士坦斯的军队人数众多，拜占庭也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足以上溯到一千四百年前希腊水手建立君士坦丁堡之时。然而，交战不到一天，蒙羞的君士坦斯打扮成普通水手的样子跳船逃生，然后蹲伏在民船的甲板上，拼命逃离现今位于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杀戮战场。

这场“船桅之战”，阿拉伯人启用的新型夏兰迪战舰，能用绳索套住拜占庭的德罗蒙战舰，迫使对方进行近距离的肉搏战。尽管拥有了各种战前优势，最后还是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赢得了胜利。

君士坦斯皇帝逃离战场后，先是折回君士坦丁堡，最终逃往西西里岛避难。君士坦丁堡还依靠避居西西里岛的君士坦斯建造的500多艘船舰维系火力。

公元632年（伊斯兰历10年—11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阿拉伯军队攻克了拜占庭的叙利亚，随后至643年，陆续占领赫利奥波利斯、亚历山大、黎波里。

然而，“船桅之战”后，双方进入了休战期。新兴的穆斯林共同体因为一连串的危机与内讧，实力锐减。最终在661年，伊斯兰世界分裂成什叶派和逊尼派，这种分裂的态势一直延续至今。

668年，阿拉伯人卷土重来，穆斯林对困在这座“举世倾羡之城”的人们极尽揶揄恐吓之能，阿拉伯人成为新兴的海上霸主。

717年（伊斯兰历98年—99年），穆斯林再度兵临城下。攻城部队在以叙利亚为根据地的倭马亚哈里发苏莱曼的兄弟率领下，从海陆两路进攻。18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支援着一支规模庞大的穆斯林陆军，但他们的舰队无法封锁君士坦丁堡靠海的那面。他们用泥土在君士坦丁堡外头筑起一道墙，将城市完全包围起来，意在让城内的守军陷于孤立，无法与盟友联系。

在此之前，拜占庭已失去对高加索与亚美尼亚的控制。君士坦丁堡的领导人惊慌失措，他们下令，城内居民必须证明自己拥有作战不可或缺的资金和足以支撑一整年的储粮，并在数重城墙之间种植了小麦。

博斯普鲁斯海峡变化莫测的水流，让从马尔马拉海前来增援的穆斯林船舰吃尽了苦头。阿拉伯人对邻近乡村的破坏，导致自己也无粮可吃；饥荒、恐惧与疾病一波又一波地侵袭着阿拉伯人的营地。严冬降临，大地覆盖上一层雪毯，困于城中的人相安无事，在外头围城的人却吃起了自己的驮畜，到后来甚至演变成了人吃人的局面。

终于，在718年8月15日（圣母安息日），阿拉伯统帅下令撤兵。君士坦丁堡军民发现情势对己有利，于是振作精神对败逃的敌军发动最后一击。

717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之役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也是一场迟来的胜利。奥斯曼人会在日后前来朝拜城内的清真寺与神龛，因他们相信这些寺庙神龛是在围城时期兴建的。

每年的8月15日，基督教世界的许多人仍会感谢圣母马利亚奇迹般的守护力量。君士坦丁堡久攻不破，反倒增加了她的魅力。在许多人心中，君士坦丁堡有着无可取代的分量。

这就是伊斯坦布尔，是故事与历史彼此融合的地方，是一座以理念和信息罗织自身记忆的城市。对众多宗教的信徒和东西两个世界而言，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座城市，它还是一种隐喻和观念、一种可能性。

无论如何，大伊斯坦布尔拥有丰富的动植物与地质自然资源，这些都涵盖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历史名称，“拜占庭”之下。这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本名，这位罗马皇帝于324年重建城市，他肇建的文明直到16世纪才被称为君士坦丁堡。

但就在1453年城市遭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之前，君士坦丁堡已经沦为四周围着高墙的废墟，仅剩少许毗邻的土地。

1930年3月28日，《土耳其邮务法》规定邮件地址不许使用“君士坦丁堡”，此后，这个名称才正式被废除。现在，这座城市的官方名称是伊斯坦布尔。

所有城市都免不了盛衰兴替，在时光中倾颓湮没，唯有君士坦丁堡堪称不朽，只要有人类生存，无论继承或重建，这座城市都将延续下去。

这座城市经历了古典时代、拜占庭时代、奥斯曼时代与土耳其时代，伊斯坦布尔是跨越时间的存在，同时被称为新罗马、新耶路撒冷、安拉的永恒之城，拥有三个名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与伊斯坦布尔。八千多年来，超过三百二十代人在此生活、工作、游憩。

这座城市存续了数千年所需的调适与发展，以及这座猛烈燃烧的熔炉又是如何迸出火花、点亮外部世界的呢？

2、现代的伊斯坦布尔

2016年8月2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三座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苏丹塞利姆大桥通车，连接起欧亚两端的交通更为便捷。大桥总‬成‬本‬造价近45亿美元，长1.4公里，宽59米，有8条车道和2条铁道线，是世界上最大的悬索桥之一。

伊斯坦布尔前两座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分别于1973年和1988年建成。

2016年7月15日，军方派系发动政变，意欲推翻埃尔多安政府。许多坦克停放在连接现代伊斯坦布尔欧亚两端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上。

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与阿塔图克国际机场被占领，而横跨欧亚大陆的穆罕默德二世大桥也遭到了封锁。

晚间，博斯普鲁斯大桥（这次事件后改名为“7月15日烈士大桥”）上的抗议民众遭开枪射击。天亮时，年轻的叛军士兵举起手，在分隔欧亚大陆的水路上方投降；之后有些叛军士兵被处以私刑。伊斯坦布尔是个如同得了热病一般变化多端的地方，其基调与行事将决定东西方未来的安全。

马尔马拉隧道是一条洲际海底隧道，是世界首条横跨欧洲与亚洲的海底隧道，连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和欧洲部分。

土耳其马尔马拉海底隧道也是土耳其首个海底铁路隧道工程项目，被誉为是“世纪工程”。早在1860年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当时的苏丹皇帝就设想打通马尔马拉海底隧道。1997年正式提出建造马尔马拉海底隧道计划。

2004年开始动工修建，然而后来由于涉及到拜占庭时代的考古遗址以及其他障碍，马尔马拉隧道工程曾被多次推迟，直到在2008年，这条跨海隧道基本竣工，在2009年又在隧道内修建了铁轨。

2013年10月29日，历史16年的工程，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90周年之际正式通车，该隧道贯通欧亚大陆，全长13.5公里，水下部分1.4公里，具有抗地震设计，总造价40亿美元，其中日本投资占10亿美元。

2016年12月20日，位于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长度为14.6公里的海底隧道竣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开通仪式并开车通行。

隧道建成后，将分上下两层单向行驶，过往车辆仅限小轿车和面包车，日通行量最高可达到9万辆，可以分流桥梁的通行压力。

伊斯坦布尔拥有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位置，长期以来，城市满足了人们在身心上对旅行、探索、联结与控制的渴望。这块如同犀牛角的陆地位于巴黎以东约2736公里，巴格达以北约2253公里，一直延伸至马尔马拉海。

如果文明是走到地平线外拥抱未知、建立联系、寻求与他人的相处之道的话，那么伊斯坦布尔就是可以满足东西方这一需求的绝佳场所。今日，我们愈加需要了解拜占庭人所谓“举世倾羡之城”的意义。

3、塞利姆的宗教改革

今天，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信仰的信徒总人数合在一起超过了地球上总人口的一半。

在塞利姆击败马穆鲁克帝国的1517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情——基督教的宗教改革。

奥斯曼帝国对宗教改革的催化作用时常被人们忽视，但除非正视这一作用，否则我们不可能正确理解这起给基督教造成根本性裂痕的事件。

在16世纪的前25年里，世界上的伊斯兰帝国和基督教帝国都有意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增强自身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奥斯曼帝国夺取了麦加和麦地那，从一个基督徒人口占主体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塞利姆又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与哈里发合为一体。

所有这些事件，都让逊尼派信仰成了奥斯曼帝国的核心特征和用来对付帝国的非逊尼派敌人的武器。相应地，萨法维帝国把自己的国家与什叶派信仰融为一体，主要就是为了在争夺伊斯兰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让自己区别于奥斯曼帝国（和其他的逊尼派国家）。

与之相类似，在基督教欧洲，非天主教徒不仅在地位上低人一等，甚至被视为敌人。在把犹太人和穆斯林变成他们的目标之后，天主教徒又把其他基督徒当成他们在欧洲的敌人，把美洲原住民当成他们在美洲的敌人，把异教信徒和穆斯林当成他们在西非的敌人，把印度教徒当成他们在印度的敌人。

奥斯曼军队的强大实力在欧洲引发了恐慌，进而促使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存亡问题，这就为欧洲人向一成不变、根深蒂固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秩序发起挑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位名叫马丁·路德的年轻的德意志牧师，向天主教会发动论战的过程中，伊斯兰文明为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弹药。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先是塞利姆，后来是苏莱曼——成了路德的绝佳工具。他对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利奥十世大加挞伐，声称正是这位教皇在道德上的腐化堕落给了奥斯曼人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机会。路德的最终结论是，这位教皇要比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加邪恶。

就在奥斯曼人于1514年击败了萨法维王朝之后，利奥十世立刻就号召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每一场能够增强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胜利，即便发生在远离欧洲的地方，都会引发欧洲人的担忧，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每增长一分，他们对欧洲的威胁就加强一分。除了1456年在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一场小规模战争，欧洲人并未对伊斯兰世界发动大规模的十字军运动。

随着塞利姆于1516年和1517年完成的征服而达到了顶峰。1571年，爱奥尼亚海爆发了史诗般的勒班陀海战，欧洲人在这场战役中打败了奥斯曼人，取得了在整个16世纪都十分罕见的一场胜利。

正是由于土耳其人发动入侵的威胁一直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不敢对路德的宗教改革采取严厉手段。在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帝国需要信仰新教的贵族的支持，因而不得不搁置消灭路德的计划。

路德对教会最强烈的谴责之一，就落脚在教皇利奥十世号召发动新的十字军运动这件事上。在路德看来，奥斯曼人是上帝的“责罚罪孽之鞭”，是他用以惩罚基督教世界罪恶的工具。而教会的领袖们故意忽视了这些罪恶，甚至允许人们轻而易举地用购买的方式赎罪，实际上是在鼓励罪恶的发生。

在路德看来，伊斯兰文明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就是伊斯兰文明对基督教世界做出的贡献。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伊斯兰文明就是用来清除天主教中腐朽成分的工具。

塞利姆在1516年和1517年完成的征服，不仅让他的帝国自开国以来首次成为一个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同时也让奥斯曼帝国拥有了阿勒颇、大马士革、开罗、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等拥有悠久而且光荣历史的穆斯林文化和学术名城。

这些古老的城市承载着伊斯兰世界最负盛名的一些宗教场所，例如麦加和麦地那的多座清真寺、开罗的爱资哈尔建筑群、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等，这就要求奥斯曼人必须表现出自己对宗教的虔诚。

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基督教世界的土地，帝国的行政体系内也充斥着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的前基督徒。因此，尽管身为征服者，奥斯曼人还是必须证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才能赢得这些新征服土地上居民（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忠心。

就像路德改革天主教会的目标一样，塞利姆也想把伊斯兰教法法庭变成一个可以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社会组织。现在，伊斯兰法庭具有多种功能，集合了地方公共档案室、警察局、公开羞辱平台和争端解决机构等数个角色。

塞利姆的伊斯兰宗教改革，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宗教组织提供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新方式。这正是伊斯兰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行政体系改革，也让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早期世界的全球性宗教改革运动中居于舞台中心的位置。

到18世纪初，英国人在北美的征服事业成了英国殖民战争的最佳范本。19世纪早期英国人返回中东，殖民这里的部分地区。当奥斯曼人在1500年左右将欧洲人逐渐挤出地中海时，他们全然不知欧洲人有朝一日将如何凶猛地卷土重来。

美国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接受移民，从而在美国本土与真正的穆斯林产生了联系；另一方面，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海外旅行、基督教传教活动、海外移居、外交活动和战争（这一原因越发重要）等也让美国人与真正的穆斯林产生了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美国人在黎巴嫩、索马里、伊拉克、也门和阿富汗等地死于非命的事件证实了伊斯兰的邪恶，而“9·11”恐怖袭击更是把毁灭带到了美国本土。

这些太过真实的“穆斯林杀戮美国人”的例子，为存在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穆斯林威胁美国”的想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和妖魔化也就轻而易举地产生了。

在过去30年中，是美国曾数次入侵伊斯兰国家，而不是伊斯兰国家入侵美国。即便到了2020年，美国依然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其他地方与伊斯兰世界交战，甚至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有可能是它曾经参与的历时最长的一场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美军驾驶着“阿帕奇”和“基奥瓦”直升机飞过伊斯兰城镇，对着下方的目标发射“战斧”导弹。在“杰罗尼莫行动”中，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乘坐着“黑鹰”直升机趁夜发动突袭，在巴基斯坦打死了奥萨马·本·拉登。从这些词汇中可以看出，美国人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把针对美洲原住民的暴力活动和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暴力活动在理念上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伊斯兰是美洲的心腹大患”是新世界最古老的文化桥段之一，与欧洲的殖民活动和欧洲人带到美洲的疾病一样古老。因此，要理解美洲的历史，就必须了解这一想法。

伊斯兰文明不仅塑造了在美洲的欧洲人对种族与民族的看法，还塑造了西半球的战争史。到2070年，伊斯兰教可能会取代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只有理解了奥斯曼帝国在过去500年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才有可能理解过去和今天的世界。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对塞利姆表现出的极大兴趣，远超过对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人物的兴趣，他还不惜动用大量的资源，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弘扬这位苏丹的遗产。

2013年5月29日，埃尔多安和他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同僚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侧无比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对塞利姆的向往与崇敬。

5月29日在土耳其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它是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纪念日，而此前修建的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座大桥中，就有一座以穆罕默德的名字命名。在穆罕默德征服伟业560周年纪念日这天，第三座大桥被宣布将以穆罕默德的孙子的名字命名——冷酷者苏丹塞利姆大桥。

用塞利姆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的洲际大桥，是为了服务于埃尔多安的政治目标。此举动向土耳其国内最主要的少数族群之一传达了一个信息——谁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

现代土耳其用世俗主义取代了伊斯兰教，用议会取代了苏丹，用拉丁字母取代了奥斯曼字母，用土耳其认同取代了奥斯曼认同。凯末尔以来的土耳其领袖更热衷于强调土耳其的共和主义，而不是谈及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的联系，直到埃尔多安上台。

在埃尔多安看来，塞利姆在政治上的扩张主义和对正统逊尼派教义的支持是十分值得赞颂和效仿的。对于埃尔多安及其热情的支持者而言，塞利姆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奥斯曼帝国——因此也就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坚定的捍卫者，而他们也想要咄咄逼人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土耳其伊斯兰强权。

在世界舞台上，塞利姆当年的奥斯曼帝国要远远强于今日的土耳其，而埃尔多安想要恢复昔日的全球影响力。今日的土耳其也将是中东逊尼派的坚定捍卫者，甚至还会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武力支持逊尼派对抗什叶派势力，与被他视作土耳其的敌人的势力作战。

埃尔多安在赢得2017年公投之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将失窃的塞利姆的衣冠送回了这位已故苏丹的陵寝。塞利姆是第一位身兼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哈里发双重身份的领袖，而在世人面前亲自手持塞利姆的长袍与冠冕的埃尔多安，则成了第一个公开表明自己是这双重身份的继承者的共和国领袖。

从某些意义上讲，尽管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但2017年与1517年也没有那么不同。如今，大桥在海峡的碧水上投下的灰色影子正连接着欧亚两洲，并随着太阳的起落而不停移动。真主的影子也永远投在了世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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