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扩大”: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演进规律再认识

中国历史辉煌上下五千余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完成到封建社会的过渡,中原汉族一直站在主流区域。无论是秦朝的新纪元,还是汉朝的大一统,甚至后续的隋唐盛世,都是汉族在中原地区大刀阔斧,大展辉煌。

但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个民族所能实现的,除去占据主要位置的汉族以外,还有许多的少数民族,同样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历史河流之中,也曾有他们的闪光点,比如在西晋末年,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就曾内迁中原,建立政权。

在之后的宋朝,由于中原地区并未实现统一,北方各处的游牧民族更加具备主动权,先后建立起了国家。尤其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更是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统一,从少数民族的演进规律来看,“共同性”的扩大,是其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早年的华夷对立与共同性的雏形

1.少数民族与中原最早的差异与对立

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在最初的时候和中原汉族是存在较多差异的,最早的中原地区,除了偶发的水旱灾害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处于这种地区的汉族很容易建筑起赖以生存的部落根基推动生产发展,首先,居住地是稳定的。

北方的游牧民族则不同,相比于中原安稳的环境,处于边远大漠的他们面临的生存问题更加严重,由于地势上一马平川,没有山脉的阻隔,更容易出现风灾,这种迅捷的自然灾害注定少数民族难以形成安定的居所。

北方的广大游牧民族为了对抗频发的自然灾害,只能选择更加简易的部落建筑。由于制造简单,成本低廉,在遭到灾害破坏之后可迅速再建。

只不过这种生活方式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些频繁迁移的少数民族,没有像中原那样稳定的社会发展根基,所以发展缓慢。

早期两者发展演进的第二大差异,就是生产方面。中原地区主要以农耕文明为主,主要以种植业为主要社会资源创造者,并且在后续的社会演进之中学会了粮食的储藏和保存,这种方法的习得导致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相比于中原稳定的农耕,北方游牧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注定难以出现固定的农业形式。尤其是冬季的严寒,乃是当地农耕的第一大敌人,基于生活需要,他们开始以狩猎为主,但无论是猎物的数量还是肉食的保存都很难实现循环。

这种对生产生活资料的缺乏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多次更换居住地,寻找更优秀的环境,这就导致了迁移频率的进一步增加。

长时间无固定居所,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之中,和中原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原人对少数民族的抗拒感也与日俱增。

2.华夷之分与走向共同的最初雏形

中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抗拒感一直持续到了奴隶制社会建立。在西周时期,针对两者的差别,提出了“华夷之分”。

华即是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朝,夷,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后续也将这种仍处于迁移和狩猎中的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蛮夷”或“胡虏”。

当时的西周王室就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歧视,这一点从西周实行的分封制就可以看出,自上而下周天子为最大,诸侯次之,连最底层的平民都在分封体制内,唯独少数民族没有名号和阶级,虽然不被承认,但并不代表不管辖。

根据西周当时的律例,有分封于边疆地区的诸侯王负责管理下辖的少数民族,所需缴纳的赋税涵盖在诸侯所需缴纳的赋税之中,这是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也是北方游牧与中原汉族共同性出现的前兆。

西周之后,东周分裂为春秋和战国两大部分,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都是由此前西周的诸侯王组成。北方的游牧民族自然是下辖在其中,这些国家之间时常爆发兼并战争,为了不被消灭,只能不断增强自己。

于是战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先后都进行了改革,其中赵国的“胡服骑射”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第一次肯定,他主张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和骑射技术,甚至是穿着,这是游牧民族历史演进过程中第一次向汉族靠拢,也是双方“共同性”的最早雏形。

在这件事情以后,中原社会中分崩离析的,不仅是周王室的统治,还有当时提出的“华夷分制”观念,因为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转变了多数人抗拒有游牧民族的传统观念,这是“华夷”历史中共同的重要事件。

二、桎梏打破后愈发明显的“共同性”趋势

1.汉魏体制下的共同性演进

继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问题是天下虽然中原合归一统,但北方游牧民族依然与之地区对立,比如秦始皇曾修建长城抵御所谓的匈奴,甚至还派遣蒙恬远赴大漠作战。

这种民族之间的对立,直到汉朝时期才出现解决的趋势,虽然在西汉初年也曾发生过多次对匈奴的战争,但并非一打到底。汉宣帝时期,曾与少数民族进行了和亲,这是继秦朝之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次交流。

由于匈奴单于地区发生分裂,游牧民族出现了南北对峙,汉朝趁此机会与其进行了和亲,这次和亲不但缓和了汉朝的民族关系,更重要的是,和亲的举行代表双方往来的开始贸易、交流、文化传播等都得到了促进。

这件事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是和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和亲是双方历史演进中共同性的开始,而后续频繁的交流,则是对这种共同性的不断提高和加深。

到了魏晋时期,这种共同性进一步扩大,五胡十六国局面的出现代表着北方游牧民族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不再拘泥于原本艰苦的生活环境,开始向往中原更加优厚的生活条件,于是趁中原西晋王朝的混乱之际,趁机内迁,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建立政权。

这是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又一个节点,“主动认同”。他们入住中原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先后开始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制度,以及习俗,这是少数民族发展史上“政治共同性”的出现。

最典型的就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孝文帝的汉政策化代表着少数民族和中原政权在政治文化上走向同一,因为孝文帝所趋同的,不仅是官僚,姓氏,甚至还有文化,风俗和教育,这种多方面的趋同是共同性的进一步落实。

2.唐宋体制后的经济共同性

唐宋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演变之中的另外一大闪光点,也是“共同性”在另一个方面的体现,那就是经济。唐朝时期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依然以和亲为主,但相比汉朝拥有更强的主动性,和亲的同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到了宋朝,依然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状态,只不过相比于之前,宋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更加强大,与其说是成吉思汗的英明统治,不如理解为北方少数民族历史演进中的必然成果。

早年的五胡内迁,造就了政治制度的优化,而宋朝的政权并立,则是北方民族经济共同化的良好契机。因为只要多个政权同时存在,就注定会发生争端和斗争,当时中原地区有宋,金,辽,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则是强大的蒙古。

蒙古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之下实现了统一,随后开始了统一中原的战争,具体方法就是和宋朝合作,借道攻打金国。这一次对金的战争,让蒙古看到了宋朝先进的经济模式,虽然他在作战能力上不敢恭维,但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早年北宋时期经历“靖康之耻”这样的大劫难之后,依然可以实现经济的迅速恢复,甚至在第二年就在南方重新建立宋朝,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原王朝的先进经济模式和制度,也是蒙古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最看重的地方。

所以在元朝建立之后,对原本宋朝的经济模式几乎是全盘接受,入主中原以来,元朝几乎搁置了原来蒙古几乎所有的牛羊畜牧经济模式,开始着手融合宋朝的冶炼,手工等生产方式,并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利益,这是北方民族历史演进中经济同一化的重要趋势。

总结

从整体上来看,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演进是从排斥逐渐走向融合和认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分歧,到魏晋唐宋时期的逐渐融合,走向共同化。

这种共同化在元朝时期是最好的体现,这时的共同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多方面融合,总之,北方游牧民族的演进历史,就是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从排斥走向融合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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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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