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到底合不合算

东汉末年，各个军阀间明争暗斗不断，曹操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徙大驾至许”，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地位，成为曹操集团势力发展的重要环节和转折点。

这种优势首先就表现在争夺人才方面，曹操本就求贤若渴，再加之有汉天子在，增强了他的权威性，使他获得了比其他集团更大的优势，各类人才纷纷归附。《后汉书》记载：“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其一是曹操不断借汉天子的名义招揽人才。东汉末年，由于各地军阀割据混战，许多朝廷任命的有才之人被阻在各地无法还朝，各个政治集团都会去招揽这些人才，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削弱对手的力量，曹操便假借汉天子的名义四处征辟。《汉晋春秋》记载，东汉末年，王朗任会稽太守，为孙策所降，留置曲阿。“建安三年(198)，太祖表征朗，策遣之”。王朗自曲阿辗转江海，数年后才到达许昌，可见王朗回归中央的阻力与艰难。时任豫章太守的华歆，也为孙策留用。官渡之战爆发后，曹操“表天子征歆”，而“孙权欲不遣”。华歆欲回到朝廷，便以王命劝说孙权：“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正是孙权表面上依然遵奉汉天子不敢公然违背皇命，华歆才能够离开江东。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局势下，由于曹操将汉天子挟持在许昌，所以才能征召许多有才干的人，并为他效力。其二是许多名士也相继归附曹操，东汉末年，赵俨、杜袭、繁钦等人避乱于荆州，对于各政治军事集团持观望态度。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赵俨对繁钦说：“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建安二年(197)，赵俨“扶持老弱诣太祖，太祖以俨为朗陵长”。颍川定陵人杜袭在荆州受到刘表的礼遇，但他认为刘表并非“拨乱之主”，在荆州只是为了“龙蟠幽数，待时凤翔”，而不愿意为刘表出力。在得知“太祖迎天子都许”的消息后，杜袭也从长沙“逃归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杜袭、赵俨等人主动归附曹操，为他做事，显然是由于汉天子在曹操掌握之中，曹操代表着能匡扶正统的力量才愿意归附的。

其次，在政治方面，曹操获得了“名正”，他挟天子都许，使他成为了维护汉朝正统地位的代表，于是他以天子的名义讨伐不臣之人，自然也就“言顺”了。在东汉末年混乱的政局中，各军阀虽割据一方，却仍都表面上承认汉天子的合法地位，而想要建立新的皇朝的军事集团，必然成为各军阀讨伐的对象。袁术认为“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于建安二年（197）二月，自立为帝，因此被当作叛臣，成为各军阀公然的敌人，被曹操很快击败。《三国志》记载：“袁术欲称帝于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公到，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公还许。”官渡之战中，崔琰谏阻袁绍说：“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如守境述职，以宁区宇。”袁绍不听，结果大败。曹操也由此一战成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进入荆州，刘琮投降，然后率师南下，直逼江东。东吴臣僚对曹操畏之如虎：“曹公豺虎也，然讬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这些都说明，曹操借汉天子的招牌使他在政治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地位，也使他在讨伐活动中占有道义上的优势。

另外，在军事方面，曹操也获得了相当大的优势，取得了军阀间合纵连横的成功。“上政伐谋，其次伐交”，曹操能百战百胜除了他具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外，善用纵横权谋使敌军处于孤立等不利境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在政局动荡，各地割据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中小军阀，汉天子的招牌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如庐江太守刘勋、广陵太守陈登），对有一定规模但野心较小、自守型的军阀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力(如关中韩遂、马腾)；对于大军阀、或桀骜的军阀(如袁绍、吕布)则有效增加了纵横回旋的余地。

然而，曹操在“挟天子”后，其集团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即拥汉派反对曹操代汉。

其一，曹操集团中拥汉派的政变活动，让曹操挟天子过程中增加了政治上的危险与担忧。面对曹操的独裁，汉献帝身边一部分官员十分反感，暗中进行政变活动，比较大的政变活动共有三次：第一次，建安五年(200)，车骑将军董承等称受献帝衣带诏，联合刘备谋杀曹操，事泄被杀。曹操为此东进击破刘备，刘备被迫逃亡到袁绍处。次年，刘备在汝南被曹操击败后投刘表。第二次，建安十九年(214)，伏皇后父伏完欲图曹操，事泄被杀。第三次，建安二十三年(218)，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败死。这些政变活动，虽然没有对曹操的大业造成重大影响，却也使其分身乏术，在面临强劲外敌的同时，还要对内部人员进行防备。

其二，曹操“挟天子”之后，其集团内部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使得他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整顿集团内部，从而影响了他统一国家的步伐。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因为拥汉，于建安十七年(212)被逼自杀。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又以怨谤罪名，杀中尉崔琰。曹操因“挟天子”而得到的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并不是为曹操而来，而是为拥汉，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曹操要称王，这些人必然要反对，而且是相当彻底的反对。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欲进爵国公、加封九锡。荀彧认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因此“心不能平”。重要谋士的死亡，使曹操错失了左膀右臂，对他的统一大业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此外，曹操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获得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前期使曹操集团迅速发展，但其与世家大族的政治联盟，却为以后晋代魏埋下了祸患。曹操奉迎汉天子以取得士族的支持是他赢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但扩大了的政治基础内部从曹魏代汉之日起就存在着代表寒族地主的专制王权与士族势力的内在张力。士族阶级作为新王朝的主要支持力量必然获得了相当的发展空间，它日益强盛最终发展到可以轻易挑战专制王权的程度。代表封建士族利益的司马氏战胜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曹魏专制王权是社会阶级力量消长的必然结果。曹操重用寒门庶族，但至曹爽时，庶族地主已难以和世家大族对抗，《汉晋春秋》记载：“今曹爽……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至此，曹氏集团被司马氏所取代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战略虽获得了许多优势，但这些优势都是短期的，表面的，而其产生的不利因素却是长远的，根本的。譬如曹操借汉天子的名义大肆招揽人才，但招揽的人才大都是为拥汉而来，一旦曹操有不忠于汉朝的举动，这些人必然会加以反对，荀彧的死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些人才即使在前期对曹操集团的大业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后期也必然会成为曹操称霸天下，取而代汉的最大阻碍。再如曹操与世家大族的联盟，为晋代魏埋下了隐患，使曹魏集团并没有长久的传承下去。故而这一战略从长远的来看是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