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朝见”和“朝辞”，宋朝皇帝与地方官员的交流方式很独特

引言：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制度始终伴随着王朝的浮沉兴衰。从战国中期到清朝末期，以君主专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权力体系，整体上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从战国群雄相继裂土称王，到秦始皇扫清六合自号皇帝，从西汉的“推恩令”“独尊儒术”，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无不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权利收归中央的重视。

北宋建立初期，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的帝位，所以在加强皇权这件事上尤为在意。于是，他通过“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等举措，收回大批武将和边疆节度使的兵权，将行政、军事和财政权力收归中央，大大加强了北宋的中央集权。而从北宋开始盛行的“朝见”与“朝辞”制度，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君臣之礼：何谓“朝见”与“朝辞”？

通俗地讲，“朝见”就是指古代臣下拜见皇帝的礼节，或者天子在朝廷之上接见臣子，也可以谓之“朝见”。而“朝辞”则是指大臣即将远赴外地上任，在临走前入朝向帝王叩拜辞谢、告别。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礼节性问题，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职能。

唐朝后期，这种辞见的制度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地方官员任期届满，都会进京入朝拜谢。离京就任时，也会专门辞见天子。但是，随着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的加剧，地方割据势力愈发猖獗，君臣之道渐遭凌替，“朝见”和“朝辞”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宋太祖即位后，从前朝的失败教训中深刻汲取教训，把对“辞见”制度的重视程度拔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朝文官治国的大背景下，这种制度也终于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宋朝初期沿用五代时的旧有制度，凡七品以上官员入朝，都必须先到御史台录名，再过丞相府，然后才得以入殿面见皇帝。有一次，宋太祖紧急召见一位边关武将，有大事找他商量，结果一连等了好几日都不见人影。宋太祖等得不耐烦，就亲自跑到御史台询问，御史台官员告诉他，那位武将还没到御史台报名。经过此事，宋太祖觉得这种制度效率太低了，很快下诏改制，规定从此以后，入朝官员先见天子，然后再去丞相府衙门，大大拉近了天子与各地官员之间的距离，提高了宋朝朝廷的办事效率。

统一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国内政治动荡、朝局不稳，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急需一批精干的明吏能臣。为此，宋太祖频繁召见百官，亲自遴选人才，对前来应征的文人士子，不论出身贵贱，大都亲自诏入殿内面试，通过其谈吐举止，判断是否有真才实学，该委派什么职位。面试一遍之后，宋太祖会将自己心仪的人物在名单上勾出来，然后再送到中书省进行二次审校。作为日理万机的一国之君，如此费心劳神、亲力亲为，足以看出宋太祖对于治国人才的强烈渴望。而那些得到宋太祖赏识，从此改变命运的官员，自然也会对圣上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命。

在宋太祖之后，宋朝的其他皇帝虽然做不到太祖那般事必躬亲，但也对“朝见”与“朝辞”制度予以传承和发扬。宋真宗时曾多次颁布诏令，强调全国各地的地方长官，如知州、通判、监司等，在回朝面圣之前，必须先推荐辖区内的有才之士，或者汇报当地属官近期的“为政善恶”，以便朝廷选拔能人、弃奸用贤，而后方得入见。这种附加给地方高级官员的任务，不仅能起到优化官场的作用，对这些大权在握的大官们也是一种鞭策和警醒。

北宋境内共有三百多个州，知州按例两年一任，不论赴任还是罢任，都要进宫亲自做汇报，这对于皇帝来说，任务量其实是不小的。宋哲宗即位之初，小皇帝少不更事，主要由高太后垂帘听政，这对于地方官员上殿“辞见”来说，无疑存在各种不方便，因此，中央逐渐放宽了对这一制度的要求，规定只有正负宰相等中央高官必须定期入见，其余职阶较低的官员则可以“免对”。直到绍圣四年，长大成人的宋哲宗亲政之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增加了大量必须定期“辞见”的官员人数。

纵观两宋，南宋孝宗朝是国家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朝见”“朝辞”制度执行得最严格的时期。宋孝宗非常注重加强皇权，甚至规定地方上所有的知州和武官，就任离任时都务必亲自上殿奏事，即便是远在蜀地、两广的大员，也必须不远万里入朝觐见，否则就会面临乌纱不保的风险。一路上路途遥遥，耗时耗力，来回一趟可能需要小半年的光景。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淳熙十三年天子下诏，四川、两广的知州可以就近，到掌管边防军务的制置司做汇报，不必再受长途跋涉之苦。

二、推心置腹：“朝见”“朝辞”的时候，天子和大臣都说些什么？

在朝堂“辞见”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的期望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自然是通过面对面交谈的方式，拉近与地方官员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能力，从精神上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只要笼络了这一个人，就相当于笼络了一方百姓的人心。其次，面见天子也会令地方官员心生敬畏和感激，从而更加勤勉廉政，自发地将统治者的意志贯彻落实，也就达到了巩固中央政权的目的。

当然，从外任官员的角度来说，“朝见”和“朝辞”也是难得的面圣机会，他们可以越过层层权力关卡，直接向天子汇报工作，能提出一些更接地气的建议，或者传达当地老百姓的心愿。

（一）统治者的目的：考察官吏、了解民情、鞭策勉励、笼络人心

宋朝天子召见百官，往往会颁布降戒辞，传达一些勉励或督促的戒谕，鼓励官员在任期间不可玩忽职守、玩弄职权。从宋太宗的“戒谕百官辞”到淳化五年的“戒励辞”，从宋真宗的“文武七条”到后来印刷成册人手一本的“戒石铭”，无不体现了朝廷对于在野官员的考课督促。

宋仁宗时，大臣刘平在三川口之战中殉国，天子为了抚恤刘家，特别提拔刘平之弟刘兼济，接替刘平之位做了一州太守。赴任之前，刘兼济照例入朝辞谢。宋仁宗亲口勉励他说，国家的忧患还没有解除，你哥哥的血海深仇还没有报，不能不用心啊。又如宋杜宗时，刘子荐任融州知府，朝辞之时，度宗谆谆告诫：戎州地广民稀，荒僻贫瘠，全靠爱卿用心治理。对于即将远离京师，远赴要职的官员来说，这种在大殿上与天子面对面的谈话，无疑是对其勤勉治政的一种极大促进。

南宋之初，面对战争留下的烂摊子，朝廷非常注重边关辖区内的防务和民情，吩咐即将上任的边臣到任半年后，要详细地向朝廷汇报民生疾苦和边关防务，以供中央制定相关对策。后来，这种制度得到长期沿用，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法案，如《淳熙重修令》《庆元令》等。宋高宗时，广州知府龚茂良任期届满，回京师朝见天子述职。龚茂良说，岭外地广人稀，有大片田地被搁置荒废，都是因为外地流寇侵扰广东，导致人口大量外流。如今这种情况正在慢慢好转。听了龚茂良详细的汇报，宋高宗非常满意，朝廷也就知晓接下来在广东一带该如何行政，有利于国家权力机关从政策上对全国各地进行权衡、调整。

此外，宋朝法律规定，外地官员上朝朝见、朝辞的时候，朝廷都会根据其官职大小，发放衣物、金带、鞍马等赏赐之物，以皇恩浩荡外示荣宠。对于个别特殊要员，朝廷还会专门为其举办告别宴会，天子时不时还会钦赐御酒送行。又是受封又是受赏，百官自然更加倾心拜服，对天子感激不尽，地方叛乱的情况随即大大减少。

（二）臣子的愿望：汇报工作、为民请愿、提出建议、针砭时弊

吉州知府郑作肃卸任之际，就在朝见天子时汇报了州内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吉州一度盗寇猖獗，为害一方民不聊生。后来官府派兵捕拿，虽然将贼人消灭殆尽，却损坏了渡过黄河必须经过的索道。重新修建索道需要一大笔数目，州内百姓肩上的负担过重了。于是郑作肃为民请命，请求朝廷给予恩旨减免。

南宋时，北方防务时常告急。宋理宗时，徐佑朝、张元简等边关将领就多次入朝上奏，向天子陈述边防利害，介绍边疆的驻兵多少、防务虚实、情报搜集等情况，加强了南宋北境的稳固安宁。

即便是与自己所辖州府不相干的政事，只要有好的建议，官员们也可以在辞见时提出来，天子大都会认真听取。比如政和七年时，明州人楼异被任命为随州知府。辞谢的时候，楼异诚恳地对宋徽宗说，自己的家乡明州已经是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楼异建议，朝廷拨款在当地建两艘大船、百余艘小船，以充分利用湖海航运之便，为国家府库创造税收。此外，还可以把广德湖垦作良田，那里水土丰饶，十分适合粮食种植。

听完楼异的建议，宋徽宗频频点头，对这位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年轻人非常赏识，当即调任其到自己的家乡明州做太守，随州知府另换他人，并自掏腰包把六万两白银交给楼异。后来，楼异果然没有让宋徽宗失望，到任后不久就开垦出良田七百倾，大大改善了当地民生。

三、“祖宗家法”：“朝见”“朝辞”制度的影响

从宋初逐渐盛行起来的“朝见”“朝辞”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的被执行程度各异，但是从总体上讲，对两宋的朝堂格局、君臣关系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一场司空见惯的辞见仪式，可能会左右一位封疆大吏的仕途，可能会改写一部颁行天下的法律，更能够将文武百官的忠心紧紧凝聚在一起，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在九五之尊的周围。

对于官员来说，辞见制度可不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反倒更像是一场面试考核，其在入朝面圣时的表现，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仕途命运。如果某位官员答非所问或者老迈昏聩，就会引起天子不悦，严重时可能当场遭到罢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滥竽充数的贪官庸吏无所遁形，相继被淘汰，而空出来的职缺正好可以提供给有抱负有才能的人，让他们一展才华。

当然，朝辞后原地升迁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著名的监察御史王蔺，原本朝廷委派给他的官职是舒州太守。后来皇帝聆听他的辞对时，觉得他耿直敢言，所指出的时症弊端皆切中要害，遂出手诏擢升其为监察御史。

宋朝的上殿面奏制度，深受广大官僚士大夫的支持，甚至赞其为大宋江山的“祖宗家法”，时常提醒当朝天子将这一制度传扬下去。元祐八年，苏轼任定州兼河北西路安抚使，按惯例理应上殿朝辞，但当日天子懒政得过且过，下诏通知苏轼朝辞取消。苏轼却不依不饶，当即上奏称：我听说天下或治或乱，都源于民情能否通达中央。祖宗传下来的的老规矩，不可随意废止。天子闻奏后非常羞愧，再次邀请苏轼上殿面谈。

结语：

“朝辞登对之日，亲闻陛下圣语”，宋朝时期兴起的“朝见”“朝辞”制度，成为当时地方长官与最高统治者面对面直接交流的重要机会。作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重要一环，一直沿用到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刻。

参考：

1、《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

2、《宋朝辍朝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