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流行病都会过去，每一项问题都不能自己疗愈

流行病带来的创伤，不可能很快痊愈 纵观历史，流行病从来就不是偶发性危机。仅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为例，贸易繁荣从来就与瘟疫蔓延相交。后来的人们在欣赏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些意大利城邦留下的璀璨艺术杰作时，大体并不会想起瘟疫历史，更不会想到正是传染病无孔不入的威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前后的艺术大师、艺术赞助者的态度转变，这最终促成了人们用有机会长期“不朽”艺术杰作来“洗白”自身形象，更可以将脆弱的个人存在融入艺术品，变相让自己“不朽”。

流行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只是程度很轻的表象，从过去到现在，这种危机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比如人们的精神创伤加重，难以在短期内自我疗愈，又如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鸿沟，社会凝聚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市场出现较为严重的分化而使得部分市场主体陷入债务困境，社会冲突乃至战争的威胁增大，等等。

新出版的《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一书感慨说，人类历史上遭遇过的每一次流行病都会过去，社会经济会逐步调整，人们努力回归正常生活，但流行病持续期间带来的恐慌仍然让人心有余悸，包括对疾病的恐慌，对隔离的恐慌，对于“他人”（这里所指的他人，既包括存在导致自己传染患病的他人，也包括拥有影响力或权力导致自己在遭遇传染等风险时不能及时获得帮助的他人），对于未来的恐慌，这些恐慌带来的心理冲击都将需要较长时间才可能予以平息。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逾三年，一些变化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自动化创新的不断加速并因此造成就业危机的出现，中美竞争、欧盟震荡、俄乌矛盾，局部倒退的全球化进程，社会不平等所滋生的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等等，经由疫情引发了更具戏剧性的变化。而这几年，环境灾难和气候变化正在更近地逼近人口高度密集的北半球。

人们不得不尴尬地意识到，要解决现有问题，应对种种重大挑战，支离破碎式的调整是不起作用的，技术创新与模式转换，社会经济的深层次调整，管理社会与经济的制度、法律、规则以及相关的国际协调法则都需要改变，人们尤其是衣食无忧、习惯了丰裕社会的中产阶级需要改变既有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

改变叙事逻辑的必要性 《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这本书认为，在而今的后疫情时代，如果基于过去的叙事框架和行动方式，我们会不断致力于零碎地修补现有的问题，然后被不断凸显的新问题、更加严重的现有问题搞得心烦意乱，甚至失去系统地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勇气。

之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叙事和行动无效，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身处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体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不仅仅指的是要素的庞杂，而且要素之间有交叉多元的联系，并因此产生互动中的非线性效应。如前所述，流行病会在21世纪的情况下，带来如此之多的关联反应，这就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估。书作者还指出，复杂性科学结合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生态学、流行病学和其他学科，这本身也佐证了现实的复杂性。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早已习惯所谓的即时文化，也就是希望获得基于复杂系统运转所获得的良好结果，还要马上（或者尽快）获得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在不断推动准时制供应链，金融机构会推出“高频交易”的原因。更快的速度，这几乎就使得许许多多决策其实变成了下意识思考、直觉判断，从而不可避免出现较大概率的错误，这种错误什么时候出现，导致什么样的连带后果，也成为无法预估的不确定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即时文化情况下，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和行动完全偏离真正重要的事情、足够关键的问题。

因而需要改变叙事逻辑，以更多、更新的角度来思考如何通过发现、创新、变革来突破现有问题，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

后疫情时代，什么才是大问题？ 第一，就是增长。虽然近些年，连经济学家都加入了对于GDP崇拜、迷信增长等做法的批判，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的发展越快，就越可能充分释放经济、社会、人力资源的潜力，也更可能拥有解决现有问题的资源和条件。

现在，全球人口老龄化，在后疫情时代还可能因为慢性病、不断新发的新传染病受到威胁，这种悲观预期影响了包括中老年人甚至年轻人进入职场，广泛流动的信心。而地缘冲突、从国家到城市再到企业普遍存在的高负债水平、全球化的局部倒退等现象，都使得很多经济体难以破解当下的增长难题。

第二，公共债务。在疫情之前，各个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无论从规模、发展速度还是覆盖范围来看，都已经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而在疫情发生后，全球债务总量增长了至少两倍多——要让各国经济走出疫情带来的颓势，就不可避免需要加大投资，而那又会继续滋长债务。

《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书中甚至提出担心，认为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甚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来应对几年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最终可能在左支右绌中造成资本大量外流、融资成本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也日渐变得突出。

第三，环境和气候危机已经走向相当严重的地步。截至2021年10月，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仅仅完成2030年以前减排目标的7.5%。《公约》的落实看上去是没有希望的。按照科学家的估计，全球气温将在本世纪末累积升高3摄氏度的年度均值，并将比现在更为频繁的引发大洪水、森林大火、知名热浪、强飓风、强降雪、持续干旱等灾害。

解决上述问题，在很多国家存在一个致命的障碍，那就是书中所说的“短期阵痛和长期收益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一些决策者普遍抱有‘不要发生在我任期内’的心态”……也就是说，这些决策者“履职期间不奉行既定的政策或策略，明知其十分必要，却把接力棒和责任留给继任者”。其实，民众也好，企业也好，都存在这方面的特点或者说弱点。

无论是气候问题，还是债务问题，以及解决增长所面临的障碍，以及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现状需要尽快得到改变（比如，气候危机及其关联的环境危机），但最好是不影响自己利益、不增加自己成本支出情况下的改变（比如，不能影响自己开空调，不能增收水电气费用），并且希望自己不参与其中，能够搭便车为之——当很大一部分的人这样想，问题就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

推翻主流叙事，改变视角 《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指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盛行“人各为己”的观念，迎合了民间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但这种观念导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人本身属于社会动物，不能离开他人支持以及协作。上述问题的出现、延续和加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社会一如既往地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一己感受并凌驾于群体、社会的真实环境。

有意思的是，新兴学科“社会神经科学”已经说明所有哺乳动物中都存在强烈的社会性，神经网络的本质也归于此，归属感、社会性、与人为伴的需求正是驱动哺乳动物进化的动力之一。事实上，与西方主流叙事逻辑相反的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够关心别人，也关注社会福利。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打破西方主流叙事逻辑，重新建立起一套叙事方式，以推崇友爱为合作前提，鼓励由此改善人的情绪、品质和情感，增进各自的同理心。书作者甚至认为，我们可以大规模实施促进社会交往的政策，在学校教育等环节培养公众开展合作的能力，这不仅可以在若干年以后很好地惠及整个社会，而且积极作用也会在目前就得以释放。

改变视角还可以突破西方主流叙事所对应的一般方案，从技术的更多可能，从商业和社会运行模式的新组合，从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案选择，等等，寻求破局答案。书中为此举例谈到了生物经济、地球工程的新方案。

突破西方主流叙事，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在于重建社会、经济的韧性。“必须提高社会经济的韧性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主导性思维”，为此要改变社会、经济等方面建设、发展的资源投入方式和方向，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有序运行，能够具有更强的容灾、抵御风险能力。

所评图书：

书名：《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

作者：（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

译者：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