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中兴关键一招：畅通信息渠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谈及安禄山的叛乱，他认为安禄山能够如此正大光明地举兵反叛，关键在于中央政权关于安禄山的真实信息渠道完全阻塞，以至安禄山的阴谋没有上达君主，且更因为唐玄宗由于虚骄自信，拒绝相信一切关于安禄山准备叛乱的信息，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信息传递的重要性在信息化时代如此，在中古文明时代更是。在唐王朝统治集团进行施政执行的过程中，谁能控制或影响各种信息渠道，谁就能影响最终的结果，保证自己的或集团的利益。信息就是通往权力成功的秘钥。

安史乱后，宦官集团、翰林学士集团、宰相集团、地方藩镇集团等等相继崛起，以皇权为中心的多元顶层治国集团的格局形成，统治集团内部为控制信息渠道而进行的斗争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唐肃宗在位时，宦官李辅国取得皇帝信任，《旧唐书》说，当时“宰相群臣欲不时见天子，皆因辅国以请，乃得可”，李辅国实际控制了皇帝与外界之间的联系渠道。宦官利用这种地位，不但获得极大的权势，还往往为保持自己的权势而阻塞信息上达，有时甚至造成重大危机。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冬，十月，过邻州，上始闻之。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

宦官程元振对代宗封锁军情，致使朝廷无法对吐蕃组织有效的防御，长安陷没于吐蕃，唐代宗狼狈出逃，唐王朝险些颠覆。

不仅宦官，宰相和其他权臣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巩固自已的地位，也会在必要的时刻控制信息渠道。

代宗大历初年，宰相元载当政时期要求百官上奏都要把文件信息汇总到他那里，由他筛选后亲自向皇帝汇报。这其实就是封锁那些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以巩固权力。当然元载的做法遭到朝官的反对，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激烈反对。上疏的结果并无作用，因为颜真卿的上书首先就要到元载那里，元载岂能自己弹劾自己？颜真卿被元载加以诽谤罪名贬斥为峡州别驾，长期专权。

除宰相外，朝廷其他大臣也往往谎报下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新唐书》记载财臣韩滉时说：

大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状，韩恐有所蠲贷，固表不实。

韩滉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专管全国西部的财政收入，位高权重。地方和中央的官员为不愿得罪他，也跟着向皇帝谎报地方灾情，可见代宗时宰相和大臣在控制信息渠道方面占据主动的地位。

代宗之后的唐德宗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性格多疑自负，对宰相和大臣并不信任，也很少相信臣下上报情况的真实程度，因而经常滥用皇权，盲目决策军国政事，使唐王朝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宰相陆贽曾说：

德宗长于深官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

人的性情一旦形成，后天便很难改变，唐德宗就是典型代表。由当时的宰相陆贽所写可见，德宗既暗于经国之务，缺乏决策判断的能力，且下情不上通，很少了解外界的实际情况，使他发动的讨伐藩镇战争屡遭失败，使民众遭受重大的苦难，唐王朝再濒危亡之险。

德宗贞元八年，江淮、关东发生大水灾，州县申报：霖雨成灾，淹没田苗，损坏庐舍，丧亡流离。在各地纷纷向中央上报灾情，同时灾情已经宰相多方核实之际，德宗却认为宰相和地方官是在谎报灾情而欺骗他，不肯对灾区进行赈济。

德宗的多疑猜忌，当时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央政权的正常决策。他唯恐受到臣下的欺骗，并不信任宰臣，必然只能依靠一些亲信人获得外界信息，结果往往同样受到欺骗而不自觉。

德宗一生最信任的奸相卢杞，先后陷害杨炎、颜真卿、严郭、张签等当朝能人，并为筹集军费在长安征收苛税引发兵变，德宗出逃，被当时朝野评论为：“蒙藏天听，致乱危国。”但卢杞却得到德宗的高度信任，就是因为只有他能让唐德宗听到他想听的事，可见封锁不利信息和善于迎合君主，是奸臣弄权的传统手段。

后来，德宗问宰相李勉说：“众人论杞奸邪，朕何不知？”

李勉回答说：“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

这句话说得非常非常有水平。当君主只愿意听取符合自已心意的消息，不愿听取逆耳的信息时，善于迎合君主的少数亲信实际上成为君主唯一信任的信息渠道。德宗时期的屡屡决策失误导致朝政混乱，国家动荡，与君主不愿意兼听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贬斥直言的臣下是有密切关系的。

之后的唐宪宗吸取了德宗时期的教训，为了重新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平藩镇割据势力，他意识到必须充分地了解地方的情况，使中央的动作建立在可靠信息的基础上。

因此，宪宗一朝宰相能够听取多方面的意见，高层在对各种渠道的信息作出分析与判断的基础上共同决策，使元和年间的政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中央政权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所了解的地方政事情况，都必须先上报中书门下，由宰相加以分析后再上奏皇帝。

从宪宗时期起，对高层信息流通的权力控制，在决策核心集团内部得到部分调整，皇帝的控制权力有所被少，而宰相的控制权力则有所增加。各种信息果道的报告，在上奏皇帝的同时，也要送交副本给中书门下（宰相集团）审阅分析。

皇权与相权在某种程度上又达成平衡，多一分思考就会减少一分失误。减少中央政权决策过程中的失误，加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与相对平衡，对于唐代后期中央政权维持自己的统治和抑制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是有利的。

宪宗时期中央政权各个信息渠道的相对畅达，以及中央决策集团内部权力的相对平衡，使重大决策较少失误，因而取得了讨伐藩镇战争的胜利，再次在全国建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即后代史学家所称的“元和中兴”。

当然，在唐统治集团内部通过控制信息渠道从而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在权力顶点的皇帝始终占据主动地位，因为皇帝对宰相、宦官、翰林学士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受宠人在统治集团内部信息获得的掌控量，从而影响和决定了权力的分配，这也是当一家独大之后，皇帝往往诛之而找他人代替的原因所在。

信息不能不知，但知道太多，雍弊了他人的渠道便会成为群人的标靶，因为信息就是受到宠信的基石，就是权力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