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秦朝、西汉、新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东汉王朝

东汉王朝（25年-220年），始于光武帝刘秀，终于汉献帝刘协，共传八世14帝，立国195年，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西汉、新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出身的刘秀趁势而起。邓禹渡河入关中，击败更始军十万人。寇恂等攻入洛阳，刘秀定都洛阳，开始建立东汉朝。26年，大将冯异代邓禹领兵击赤眉。27年，冯异大败赤眉军。赤眉军走向宜阳，刘秀亲率大军截断去路，赤眉军刘盆子樊崇以下十余万人全部投降。农民领导的起义军被豪强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当时豪强割据，全国分裂，最大的豪强，东方有张步，据青州十二郡，北方有彭宠，据渔阳等郡，西方有隗嚣，据天水等郡，西南有公孙述，据益州全部，南方有更始军残部据郾、宛、邓、淮阳等地。较小的割据者和乡间营堡，不计其数。

刘秀为统一天下而战争，次第削平割据者，也平毁了许多营堡，到36年，大将吴汉攻破成都，灭公孙述，结束了豪强割据，恢复了中国的统一。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在汉章帝后期，外戚日益跋扈，汉和帝继位后扫灭外戚，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中后期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幼年继位的幼君多借助宦官才能亲政，史称戚宦之争，朝政日益腐败，而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桓灵在位时期，昏庸无道、横征暴敛、买官鬻爵，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荷，184年爆发黄巾之乱，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方将民变基本平定，却导致地方豪强拥兵自重。190年，董卓之乱又起，自此汉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中国进入三国时期。

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元年（25年）即帝位，先后削平王莽以来割据政权，恢复统一。延光二年 （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由于北边匈奴族内部分裂，鲜卑乘机拓展强土，西击乌孙，东却扶余，尽据匈奴故地。其时青藏高原为诸羌所居。东北鸭绿江上游两岸则为高句丽国领土。

自从东汉光武帝正式废除全民兵役制的兵农合一政策，历代皇朝统治首要的政治政策就是警惕人民普遍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

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东汉不设丞相（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刘秀即位，置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徒，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空，负责水利工程、城防建筑、宫室营建等事务。与太尉、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马，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以三公领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

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品级最高，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三公之上还有太傅，其职责辅导皇帝，但不常设。

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没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掾属、令史、御属各二、三十名。其中，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掾是正职，属是副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按东汉以三公领九卿的制度，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

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上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碌勋与卫尉负责，光碌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碌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碌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九卿是太常、光掾、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长掌典礼，光碌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属太尉；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属司空。东汉九卿均于官称上加“卿”字，如太常卿等，秩中二千石。

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物。性质与就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

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东汉将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另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称司隶部。司隶校尉是京官，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东汉时，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所以司隶校尉号为“雄职”。

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称“三独坐”。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警察部队，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

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州领九郡。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

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侯国置相一人，相当于县令或县长（以侯国大小为异），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满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东汉的侯另有乡侯、亭侯，所封之地各为一乡、一亭，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与乡、亭相等。

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称邑，置令、长。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隶属于郡，多设于巴、蜀等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县丞、县尉各一人。东汉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负责管理盐场、盐矿，征收盐税。出产铁的县置铁官，负责冶炼、铸造。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负责管理工匠、征收工商税赋。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负责管理渔场、征收税赋。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

在军事方面，相当三公的中央高级官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相当九卿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以上将军均开府，府属有长史、司马各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职掌参谋，均由朝廷任命。将军直接领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别设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统兵官。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另有所谓杂号将军，临事设置，事毕即撤。唯度辽将军因南匈奴所部时有内乱，自永平八年（65年）后常设。汉灵帝设西园八校尉，统率首都洛阳驻防军队，以宦官主之，这是后世宦官领兵的开端。常备军由中央与地方军（郡国兵）组成。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北军下辖五个兵种的部，番号分别为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长官为校尉，副职司马。全军总数约五千人不到。北军平时驻屯在京城长管君主宿卫、助理首都治安，发生战事就成为组建出征部队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

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

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牛耕技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时期河南南阳为全国最大的冶铁中心，其中南阳官员、发明家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排的极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约早于欧洲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

铁制兵器开始逐步取代青铜兵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冶炼钢铁技术——“百炼钢”。所谓“百炼钢”，就是将块炼铁反复加热折叠锻打，使钢的组织致密、成份均匀，杂质减少，从而提高钢的质量。用这种技术制造的刀剑——“环首刀”，刀柄端带有金属圆环以利操控，刃直刀长，刚硬锋利，质量上完全无可挑剔，轻易的压倒了青铜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环首刀和百炼钢技术的孕育阶段是在西汉，而成熟和普及则是在东汉，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

东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和效率的进步，对钢刀的炼制锻打次数已可有西汉的10多次提高至30次乃至50次。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

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东汉时期，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东汉在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亦有显著成就，文化上郑玄将经学推向高峰并开创郑学;科技上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军事上迫使北匈奴西迁，同时佛教也在此期间传入中国，道教也于东汉时期形成，成就儒道释三足鼎立。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扩张并形成门阀士族，匈奴、羌族、氐族等民族内迁，北匈奴西迁后鲜卑人占据漠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东汉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巨大贡献。梁启超先生有一个观点是从秦汉以来，曾经发生过四次学术思潮，即两汉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和清代的朴学。两汉经学的四大代表人物均生于东汉时期，即贾逵、许慎（编著了《说文解字》）、马融和郑玄。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

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候风地动仪”、“水动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计程车、飞行器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地动仪，直到1700多年之后，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他在天文学巨著《灵宪》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发现了月球不会发光，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揭示了月食成因的人。因其仪器为木制，称其为木圣。

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发明麻沸散，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成为世界上有记载的第一次进行外科手术的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中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南阳人张机（字仲景，医圣）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被称为“医方之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并向群众传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两个国家，两国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倭奴国王印”金印。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并作为中日两国最早友好交往的证明，现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永元六年（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 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西汉末年，丝绸之路荒废， 到东汉初，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也是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西端从欧洲，东端到东汉京师洛阳。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由海路来到东汉洛阳，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觐见汉桓帝并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