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戴鞍钢：鸦片战争前后的上海只是个“县”，为何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

【编者按】今天的上海，在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龙头带动作用，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回溯历史，元明清年间，上海在江南的城市地位，尚不及临近的苏州、杭州。从江南孕育上海，到上海引领江南，是什么让上海的城市地位发生了转变？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指出，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后，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上海很快成为中外贸易第一枢纽大港，超越了苏州，成为江南和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中外文明交汇中心，引领了江南乃至中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江南的城镇格局、交通网络、商贸金融、人口迁徙等，也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下是他在第21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项目“‘文化江南’行走课堂”上的演讲。

今天的主题是上海与江南。要谈江南，首先要明确江南的概念。从时空界定上看，江南的空间概念是经常变化的，有大江南、小江南、中江南之分。江南的地理空间也随着交通条件、中外交往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今天讲的古代江南主要指哪个区域呢？我想简单做一个界定，主要是指南京以东、南通以南和宁波以北这个区域。

江南如何孕育了上海？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江南孕育上海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中心经历了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开始于魏晋南北朝，经历隋唐到两宋，基本上定局。北方人南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人口迁徙现象。魏晋以来，北方多战乱，为了躲避战乱，大批北方人不断南迁，为南方农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劳动力。此处所讲的南方当然也包括江南。除了人口南迁，南方的气候比北方温暖，物产更加丰富。种种因素使得南方的经济逐渐超越了北方，获得了当时中原王朝统治者的重视。在这一点上，京杭大运河就是一个证明。一般认为，京杭大运河的开端是在隋唐，到了元朝基本定型，这一工程非常生动地体现了经济重心的南北迁移。正是因为南方经济的日益重要，才催生了开凿大运河工程的需求。大运河的开凿完成，又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的粮仓和财税主要供应地。

了解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现在我们缩小范围，来看一下江南的内部。江南的经济中心，分别有三个时间点和三个标志——六朝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明清的苏州。在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南京曾经有过一个很风光的时期。所谓的六朝，是指三国时期的东吴、两晋时期的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它们都建都在建康。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战乱，一直延续到北宋。北宋的首都是开封，北宋灭亡以后，南宋在临安建都。关于明清的苏州，从现存一些私家花园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苏州的繁华程度。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变化，历史上城市的经济地位会发生一些更替。

到明清时期，活跃的市镇经济催生了一个江南市镇网络。长江以南的运河沿线上，古色古香、小桥流水的江南市镇星罗棋布。这样的江南市镇网络奠定了江南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老师研究认为，当时的江南市镇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内循环，还有外循环，除了发挥对内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还和海外有交流联系。

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先有江南，后有上海。嘉庆年间，上海县志中称上海“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这个时候的上海，在江南乃至整个中国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城市地位了。那么，江南如何孕育了上海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唐宋的青龙镇。青龙镇在今天上海青浦区，是201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它证明了上海地区的港口有悠久的历史，唐宋时期的青龙镇和青龙港就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一个出海港，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考古发现，当时日本、朝鲜的商船都和青龙镇有来往。当然，中国的商船也由此出海远航。唐宋青龙镇和上海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先有青龙镇，后有上海滩。

第二，元明的上海县。受水文状况变化的影响，随着海岸线的东移，青龙镇这个港口逐渐成为一个内陆港，其海港功能就慢慢弱化了。那么谁取代了它呢？那就是元明时期的上海县。元朝时期上海设县，说明这个地方的开发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是上海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江南史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事件。明朝上海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从今天上海的老城厢、豫园可见一斑。

第三，清代的十六铺。刚才提到上海“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当时的人如果走水路到上海县城，首先就要登陆十六铺，然后进入上海县城。十六铺在历史上曾经是上海的一个代名词。关于清代十六铺的繁华，我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很多人把开埠以前的上海，说成是小渔村，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说法。英国人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以后锁定上海，强调上海必须成为通商口岸？原因之一是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做过一个实地调查。他们派人沿着中国海岸线考察，一路走到了十六铺。从吴淞口到十六铺这一段，中国海船络绎不绝，让他们意识到十六铺的重要性、繁华度丝毫不亚于当时的广州，上海有着比广州更广袤的市场等待他们开拓。这一印象在很多方面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五口通商。

“大苏州”与“小上海”

刚才讲了江南孕育了上海，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上海引领江南。从“孕育”到“引领”，这样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1843年。

1843年，上海对外开埠通商。从行政级别来讲，当时的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的级别是最低的，只是个县城，但它为什么特别引人关注？首先，当然和英国人对上海有了粗浅的了解有关。第二，是因为上海已经具备的港口条件。上海有一个繁华的港口，背后有一个热闹的城市，许许多多商人来来往往。近代上海崛起的同时，江南城市先后对外开埠通商。上海和江南城市之间一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鸦片战争以前就有的。如果没有这种内在联系，上海在江南乃至整个中国的重要性或许就不会那么突出。“一木独秀不成林”，我们不能忽略周边城市对上海的一种支持和烘托。上海开埠以后，出现了许多与上海有密切联系的城市。例如，宁波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市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1858年镇江对外开埠，它是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曾经是中国南北的一个重要通道，近代以后它又成为外国列强进入长江的第一个重要港口。镇江的对外开埠通商，意味着当时江苏省的江北、江南都成为可以到达的地区。

19世纪60年代，有一个“大苏州”与“小上海”转化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换？首先，从中外经济交往的角度来讲，从海上来的列强首选的港口不会在内陆，而上海是直接面对大海的。第二点，国内战争的因素。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在清军和太平军交战的过程中，苏州受到重创。但是上海因为有列强的干预，没有直接受到战火的影响。这也加快了区域的经济中心转移。国内战争使得江南地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涌向上海，比较明显地助推了“大苏州”与“小上海”之间的角色转化。从1843年开埠到1863年20年间，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明显由苏州转移到了上海。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温州、苏州、杭州这三个江南的重要城市相继开埠。温州是浙江南部的一个主要商港，它成为上海的一个子港，在对外交往中和宁波承担了同样的角色。外国以上海为中心，通过宁波进入浙江的中部，通过温州进入浙江的南部，再进一步进入江西等内陆地区。这些口岸的开埠更加稳固和突出了上海在江南城市体系中的经济地位。

理解近代上海崛起的“钥匙”

完善的江河海陆交通网决定了上海具有独特的交通优势，这一交通网络的要点分别是江南水系、长江航运和内外海运。

先讲江南水系。发达的水网意味着通过星罗棋布的河湖港岔，能够深入到江南的大小城镇乃至乡村原野。上海海港的背后有非常发达的内河航运体系，江南水系发挥着毛细血管的作用，使得外国商品进入上海之后能够很快运往各地。上海是富庶江南的主要出海港，背后拥有一个广袤的长江腹地。正因如此，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港、中国内外贸易第一枢纽大港的地位，1843年以后就从来没有动摇过。

轮船进入上海港之后，构建起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江河海航运网络。港口、航运的问题，是我们理解近代上海崛起并引领江南的一把“钥匙”。上海的发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港兴市、以港兴工。在近代上海的航运网络中，有三条非常重要的航线，分别是浙东航线、苏北航线和长江航线。浙东航线就是通往宁波、温州的两条线。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叱咤风云、引领商界，和这条航线的活跃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条航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上海和江南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关系。苏北航线是南通和上海之间的航线。近代名人张謇对南通各方面近代化事业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了和上海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是和苏北航线的建立分不开的。长江航线位于南京以东区段，镇江和南京是通往苏南、苏北的一个咽喉要道，这两个港口航线和上海的沟通，使得上海和江南的联系范围和辐射面更加宽广。

上海港口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先天区位优势，也有后天的努力。从上海港的水文状况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海港。轮船进入上海港，首先要进长江口，接着进吴淞口，最后才经过陆家嘴到达十六铺。远洋轮船载重量大、吃水线深，水深问题是上海港一个很大的短板。那么，上海港为什么能够历经百余年长盛不衰？我们一定要注意它后天的努力。比如复兴岛，就是当年黄浦江航道疏浚、堆土形成的。最新的例子还有洋山深水港，它也进一步保障了上海东亚枢纽性港口的地位。

进出港口的大量货物，必须通过其他运输方式来集散疏运，这就涉及铁路、公路和水路联运。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次年沪杭铁路通车；1916年建成上海站至新龙华间的铁路，一举联结沪宁、沪杭两条铁路，形成了贯通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交通干线。这一时期，上海到杭州乘小轮船走运河要20多个小时，铁路只需6小时。铁路的修筑和线路的增辟，对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核心经济圈的经济联系更为便捷紧密，并因此加强了对整个流域经济的辐射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与江南各地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公路的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一些著名的上海通往各地的公路。例如，上海大学附近的老沪太路。沪太路的修筑，是为了将棉花从太仓运往上海的纺织厂，所以建造沪太路首先是太仓的棉商提议的，很快就得到上海工商界的支持。又如，华东师大附近有一个老沪闵路。当时浙江方面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就是通过黄浦江进入松江，然后到闵行，在闵行上岸之后经由沪闵路进入上海。

水路与铁路及公路的衔接在江南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水网密布，修筑铁路和公路过程中会不断碰到大小河道。当时的中国人非常睿智，他们将传统水运和现代铁路、公路有机结合，尽可能地发挥其运输功能。比如，湖州没有铁路，那里的商人可以乘船到嘉兴，然后乘火车到上海。又如，当时沿线火车站边停着很多船，一旦火车到站，他们就上前拉客。乘客可以乘船到附近水乡各地。近代上海和江南之间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各种运输手段各展优势的生动画面。

敢于迎接挑战的先进中国人

交通活跃了之后，商贸和金融业就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中国的商业中心和航运中心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上海是近代中国的航运中心，大批进口商品进入上海、运往各地，同时上海又汇聚了各地的农副产品，经由上海输出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枢纽港地位、经济中心城市地位更加稳固。

近代上海出现了新式商人群体和组织。传统社会的商人群体和近代中国的商人群体的来源、组成和志向是有所区别的。传统中国的商人群体以米商、棉布商、木材商等为主。进入近代以后，出现了一批比旧式商人更有能量、更有志向、活动能力更强的群体，这批商人和进出口贸易紧密相关，他们的眼界、抱负和能量远远超出了传统商人。早期的新式商人群体以买办为代表。需要注意的是，买办不能被简单界定为一个阶级，而是一种职业。这批人最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知识，直接推动了中国工商业和世界的接轨，充当着中西经济、贸易桥梁的角色。新式商人组织在近代中国进步、近代上海发展和上海引领江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除了买办之外，还有两个群体值得关注，即留学生和华侨。他们比新式商人更直接地知晓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知识和本领。我举一个例子，当年上海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其投资人都是从澳大利亚回国投资的香山侨商。民国时期号称“中国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很大程度上是由这四大公司撑起来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近代上海和江南关系的时候，不要过多强调租界和在华洋人的作用，更要关注当时敢于迎接挑战的先进中国人，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各方面进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贸发展需要金融服务。中国过去没有银行，南方有钱庄，北方有票号，银行是外国人带来的。但钱庄并没有被银行冲击消亡，直到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才消失。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钱庄是随时可以打交道的，门槛很低，银行则是高不可攀的。事实上，银行和钱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外国银行资金雄厚，但是人脉有限；钱庄资金不够，但是人脉深厚。钱庄和银行携手，完成了当时中外贸易对大额资金的迫切需求。

1901年以后，上海人口基本上以十年一百万的速度递增，这样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比较罕见的。都市人口集聚背后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有被上海都市经济吸引而来的，有逃荒而来的，有战争避难而来的。但不管什么原因，他们都给上海的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劳动力，提供了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甚至财力资源。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有退有进，外来工人在城市打工，接济他在农村的家庭，如果城市待不住了，他可能会退回农村。与这种人口流动与迁徙过程相伴随的，是上海和江南地区活跃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因为外来人员进入上海后，眼界大开、技能长进，这些人的谋生能力、头脑灵活程度远比没有走出乡村的人强得多，他们即使退回农村，生活也是大不一样的。与此同时，评弹、越剧、锡剧、淮剧以及各地的菜系、方言等跟随外来移民进入上海，在近代上海形成了极其生动的文化交融与碰撞景象。可以说，移民对上海城市发展、上海与江南的经济文化互动、长三角和全国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整理人：周丹旎）

【思想者小传】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晚清史、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晚清史》《大变局下的民生》《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社科项目，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中国图书奖”等全国及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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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周丹旎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朱瓅

来源：作者：戴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