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叙事：游牧民族闪米特人

到目前为止，欧洲史学中最著名的破坏叙事的例子当然是“人民的迁徙”的传统表现，根据这种说法，日耳曼群众从北部和东部移民到中欧，从而导致古典古代文明世界的终结。

因此，在罗马帝国衰落的历史记载中，“人民的迁徙”一直是解释性因素之一，尽管这个外部因素是决定性的还是仅仅是压垮骆驼的稻草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但是，罗马及其衰落通常被视为文明脆弱和逃亡特征的缩影。

与对开端的史学表现一样，这种叙事方法，讲述出“野蛮的入侵者终结了一个繁荣或已经腐朽的文明”从未局限于古代晚期的史学，在欧洲史学中，古日耳曼人是野蛮或高贵的侵略者的缩影，而在古代近东研究中，通常是闪米特人扮演了这个真正矛盾的角色，近东的毁灭和终结与闪米特人有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闪米特人最初被视为游牧民族。

然而，游牧民族与破坏和野蛮的联系绝不是新鲜事，也可以追溯到古代，为了反映对游牧民族的传统偏见，二十世纪初的东方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以更普遍的方式考虑了闪米特游牧民族在近东的作用，在这样做时，他们通常指的是莱比锡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极具影响力的工作。

拉采尔强调，沙漠和草原仍然是野生游牧民族的蓄水池，他们会周期性地形成威胁人类的波浪：“对于这样的波浪，类似的图像是发光的熔岩流，烧焦了沿途的一切，并不太大胆。“这是他的一般移民法的基础，根据该法则，文明的中心地区定期被来自周边地区的游牧入侵者淹没或压倒。

最早采用拉策尔理论的学术领域之一是古代近东研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柏林亚述学家和考古学家雨果·温克勒（Hugo Winckler），他基于“阿拉伯饥饿和贪婪的暴民”的前提发展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意思是：闪米特游牧民族会定期摧毁近东文明。

因此，他阐述了阿拉伯沙漠中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如何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之间形成不同的民族，并占领了所谓的新月领地，那可是相当肥沃的一片土地。

通过研究亚述学家和历史学家讨论阿卡德人（据说是第一批进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移民）与苏美尔人（假定的文明创始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揭示这些想法如何塑造了对历史的解释，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毫无疑问，闪米特人是作为没有文化的野蛮人来到这里的，他们只是挪用了苏美尔人的文化成就。

此外，基于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假设，十九世纪后期的大多数学者将闪米特人移民到美索不达米亚描述为破坏性的入侵，对入侵叙事最全面的描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当时外星人的入侵和征服是真正的威胁，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正是英国考古学家和亚述学家伦纳德·金（Leonard King）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巴比伦史》的第一卷中总结了苏美尔人的终结：巴比伦在苏美尔和阿卡德交战王朝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可以被视为闪米特人对苏美尔人的最终胜利，他在漫长的种族竞争中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从自己的血统中得到了增援，而苏美尔人一旦在该国定居，此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苏美尔人沉没并最终消失的闪米特巨浪，一直从东地中海的沿海地区到达幼发拉底河，最终宣告了结束。

相比之下，其他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将闪米特人移民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描述为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不是一场公开的战争，早在1884年，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就强调，阿卡德人的定居一定主要是和平的，指的是后来的闪米特人迁徙，或者说阿拉米人或阿拉伯人，以及现代贝都因人的迁徙。

他认为，最初闪米特人很弱，无法统治文化上优越的苏美尔人，只有小群体的不断渗透和他们对文明的迅速接受，才导致了闪米特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了统治，然而，无论移民被描述为入侵还是渗透，这些故事总是以苏美尔创始人的终结和闪米特游牧民族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关于闪米特语言和民族的论述都受到反犹太主义偏见的扭曲，但反犹太主义绝对是导致这些学者认为闪米特族人特别适合破坏性移民角色的核心因素，一般来说，闪米特游牧民族的负面数字包括所有闪米特民族。

因此，可以说它是字面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然而，在当代欧洲人对犹太人仇恨的背景下，很多人都将古代闪米特人描述为对文明的永久威胁，这显然是针对他们所谓的现代继承人和代表：犹太人。

当代对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入侵或渗透德国的唤起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入侵或渗透闪米特人的学术论述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多数东方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局限于含沙射影，但这些学者中最杰出的，著名的亚述学家弗里德里希·德利奇（Friedrich Delitzsch）在这方面非常明确，公开宣称阿卡德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

德利奇对苏美尔人文化成就的赞美之后，描述了这个文明是如何被入侵的闪米特人“吸干和流血”，因此，他以庄严的警告结束：“自从自愿成为一个没有家园的民族以来，犹太人民至少代表了同样的危险。“

鉴于这种“反犹太主义的历史考古变体”，闪米特人和苏美尔人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苏美尔问题”，所以并不令人奇怪，反而成为反犹太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参考。例如，臭名昭著的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在他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反犹太主义书籍之一。

然而，闪米特人与游牧民族的掠夺和破坏的联系只是闪米特人的一种可能性代表，由于游牧民族在欧洲，虽然不仅仅是在欧洲，但想象中他们的关系一直是高度矛盾的，因此这些联系并不都是负面的。

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正面形象当然是高贵的贝都因人的神话，它不应该与高贵的野蛮人的更着名的神话混淆，这与对南海岛屿居民的幻想不同，贝都因人的吸引力不是基于牛奶和蜂蜜之地生活与自然的明显和谐，而是基于文明之外所谓的不腐化生活的挑战和艰辛，这位高贵的贝都因人最初被十九世纪的欧洲旅行者和作家从阿拉伯来源采用，成为近东历史和文化著作中的知名人物。

利用这一传统，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闪米特人的迁徙，并建立替代叙事。

因此，对于一些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来说，闪米特人扮演了英勇的征服者的角色，他们因沙漠的挑战而变得坚强，他们更新了苏美尔人的颓废文明。

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将旧约中的早期希伯来人和入侵的以色列人与高贵的贝都因人等同起来并不少见，特别是德国学者，因为他们急于将他们与后来的犹太人分开。

但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后流放犹太教”的概念，由德国圣经或“更高”批评的创始人之一马丁·W·L·德·维特（Martin W. L. de Wette）在十九世纪初引入：根据这一概念，必须清楚地区分早期的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与后期的犹太人。

像这样的理论使学者能够防止犹太人成为浪漫化的对象，并将高贵的闪米特战士的角色限制在阿拉伯人或他们所谓的前身，如阿卡德人，这种叙事模式也适用于苏美尔问题。

因此，布雷斯劳亚述学家布鲁诺·迈斯纳（Bruno Meissner）将“沉稳”甚至堕落的苏美尔人与入侵的闪米特人进行了对比，并提到了入侵者所谓的强壮身体和勇敢的相貌，尽管闪米特移民仍然在迈斯纳这样的故事中结束了颓废的苏美尔人，但它们也代表了新事物的开始。

通过标记结束和新开始，这些移民叙事完整地循环，表明所叙述的事件构成了周期性事件链的一部分，温克勒的波浪理论显示出这种周期性特征，描绘了通过闪米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入侵而持续的破坏和恢复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叙事显然符合经典的兴衰范式，经常被用来解释文明或帝国的开始和结束，或者以更普遍的方式反映历史的节奏。

然而，闪米特人浪潮的理论涉及将重点从单一移民或入侵转移到反复和持续的移民（及其假定的模式），在遥远的过去，移民远非独特的夺取土地行为，而是发展成为人类历史的重要因素，能够以塑造过去的方式塑造现在，这就对过去和现代社会的性质提出了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