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驻美公使作为本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和会上却处处受到歧视，日本政府更企图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辩论会上，顾维钧从很多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但巴黎和会最终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我国外交官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19年6月28日中国终于第一次像列强说“不”。

中国作为战胜国到法国参加巴黎和会，作为外交官顾维钧却在巴黎街头惨遭法国士兵的群殴，显然作为弱国的黄种人并不值得他们忌惮。会议前夕原本中国的五个外交官席位竟也被削减至两个，这无疑是给中国的下马威。国际舞台只是强国大国的“秀场”，而穷国小国只能“陪跑”，在那时候的国际舞台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国际关系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在这次巴黎和会上，中国再次处于风口浪尖，像当时外交总长陆征祥的话说“我们要争取到与会大国的‘同情’”。可是，那样一个“破败不堪”的中国，怎么会得到那些国家所谓的同情和怜悯。那时的中国连国家最起码的尊严都不能维护，被人百般蹂躏，万般践踏并未换得一丝一毫的怜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在辩论会上，顾维钧利用日本外交官丢失的怀表发表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四万万的中国人该不该愤”怒！”“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针对日方叙述的中国在战争中未出一兵一卒，他拿出了一组法国战场华工的照片和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的照片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在一战中的贡献，对日方言论进行有效的反驳。不可否认，顾维钧精彩的演讲却抵不过国家实力上的差距，日方代表只言片语的背后是当时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沉稳内敛的顾维钧背后却是饱受侵害、动荡不安的中国，顾维钧在演讲上越是据理力争和成功，越是显得当时的中国弱小与无助。“弱国无外交”显得当时社会的残酷与冰冷，却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顾维钧是勇敢的，敢于站在围着一圈列强的中间大声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却也是无奈的，在那种孤立无援的世界里，只能无奈地呐喊。电影中顾维钧有一位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当克俭，历史上无此人，是电影《我的1919》塑造的爱国志士，为抗议列强瓜分中国，在凡尔赛宫广场自焚。从爱国的角度看，顾维钧和肖克俭是一致的，但是采用的方式大相径庭。这件事情上没有对错，只能用求同存异的角度去看待。激烈的爱国方式可能现实直观上更能证明爱国情怀，更能从情绪上让群众共情，但是顾维钧的沉稳内敛睿智更适合大国外交。不同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一样。中国在1919年6月28日，第一次勇敢地向列强说不，中国人昂起了头。

顾维钧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强音。发自肺腑的的呐喊爆破了整个天空。随后，黑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落下了帷幕，新的光明新的舞台展示在世人面前。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继往开来，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