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庄子那样活着

李冬君/文

留白是孤勇者的否定姿态

我们为什么都爱庄子？因为他的人生观可爱！

为了自由，他把一生都活成了“留白”的风景。

“留白”的人生意味，最早就出自庄子，而且源远流长，形成了中国人顽固的审美性格，甚至成为人们拿捏所有精神生活的分寸，赏析人性的尺度。

两千多年前，庄子所处的“人间世”，就已经被人的欲望挤满，他保持着低到“摇尾于涂”的身段，在生存的缝隙里，思想有了氧气和回旋的余地，他便与仕途绝缘，也不再与圣贤接踵。当他告罄人世之累后，内心便“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了，这就是庄子对“留白”的告白。“室”是心房，庄子说：人啊要给心灵留白，不要塞得太满。这与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人啊勿过度”，何其相似。

看来，人之初的理性觉醒，东西方几乎同时，而且悲剧精神同源于“虚室生白”或“勿过度”的理性训诫，心灵有空间了，灵魂才有地方住，是人要过的精神生活的共同诉求。

庄子用“留白”为生命减负，将人生的负重减持到死亡的脚边，让死亡教育活着的一切。想想死亡，活着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于是，顿悟之人，怀着出尘的愿景，爱之、美之，从未疲惫，但能亲之、行之者，算一算，魏晋名士，可弯双掌，算一丛；南宋梁楷，亦可令人弯下一指，算一个，因其有“留白”的画风传世，不仅有“留白”的笔墨意趣，还身体力行，“留白”了一个人的历史。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梁楷用“留白”的笔墨画李白，也学李白出宫，当他“挂金带”出宫以后，他的人生轨迹也就“留白”了。梁楷不过是为皇家服务的“匠人”，王朝史原本也不会给没有功名身份的匠人“立传”。南宋人更没有留下这方面的采访记录，不过，这并不重要，从“李白”以及梁楷的所有作品的气质中，我们已然看到了他的心灵自洽和精神自理能力。

在《走进宋画》一书中，用庄子的“留白”人生观谈梁楷很过瘾！便想问一问庄子，用“留白”谈孔子，是不是更过瘾呢？

有时，一个顿悟，会让我们甘愿放弃生命的积累，去掘一座“自我否定”的坟墓，无论不幸或荣耀，埋葬过往的一切，看起来更像一位“孤勇者”。在“至乐的悲剧身影”里，我们从梁楷回到庄子，恍然两位孤勇者的蒙太奇叠拼，呈现出别样的幽默灰度，在《庄子·寓言》篇里显影，读者可以观看庄子如何埋葬孔子的过往，并让孔子扮演一个自我否定的孤勇者出场。

懒散冷幽的庄子，却拎着一副热肠调侃人间，为“留白”做清道夫，他又何尝不是一位孤勇者呢？庄子的孤勇如那位“徐无鬼”中的“大匠斤人”，抡起斧子嗖嗖，“运斤如风”，横扫装饰在人性鼻尖上的“白粉”，将人性多欲的枝杈砍伐干净，与整个常识意义的世界决斗。当把斧子抡到了孔子的鼻尖上时，他开始称赞孔子“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其实，是他把那“五十九非”全部砍伐干净，仅给孔子留一个六十岁这一年作“瞻前顾后”的抉择。这大概是庄子很得意的“留白”作品，他否定了孔子“此在”以前的所有过往和历史。

那么，庄子对孔子是加持还是减持呢？人们都会为这句话精湛的修辞锋芒而击掌。为什么击掌？因为庄子这句话的奥妙，就像一柄双刃剑投向存在主义的古老湖面，激起的是否定姿态的浪花。

庄子还说过一句话，称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觉悟，说孔子活到六十岁时，终于觉悟了，接近了“大道”。但庄子只给他点了一个赞，仅点赞孔子六十岁这一年。五十九岁以前呢？皆非啊，都被庄子“留白”了，所以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说孔子很了不起，勇于对自己前五十九年进行清算。正是这种自我否定，才使孔子六十岁这一年获得了庄子的由衷赞叹。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是一种“留白”的生命艺术，但却是对历史的反动，谁都知道这意味着对自我的背叛要有无量之勇，“自斫”是东方意味的悲剧精神。

其实，没褒贬可言，还有谁能像庄子这样用发展的眼光看孔子呢？可我们还是怀疑庄子的立场，想探究他究竟怎么看孔子，是加持？还是减持？那是由于我们固执于平素对孔子和庄子形成的思维定式，当我们试图给出“加持孔子”答案时，似乎又感觉到一股减持的诙谐正在接近“加持”的身后，嘲笑我们成见里的“杠精”庄子。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陷入习惯的洞穴，因而丧失了洞明的敏锐。其实，庄子不过用最经济的一语双关，顺带减持了孔门弟子及其儒家学派。

庄子一语双关，妙趣何其幽远！可如何解“妙”呢？

如果我们用4月份来比喻孔子的60年，那么4月30日的孔子，早已经不是4月1日的孔子了。然而，孔门弟子及其追随者却仍然抱着4月1日的孔子死记硬背，用4月1日的孔子去理解孔子的一生，是对孔子未来的无视和反动。4月1日的孔子，不是进行时态或完成时态的孔子，刻舟求剑、抱残守缺，怎能懂4月30日的孔子所达到的新境高度呢？如果说孔子“吾从周”是4月1日的主张，那么4月30日的孔子早已否定了“吾从周”，而是越来越接近自然大道了。当然，那是道家的“道”，一个关怀个体内在自由的“道”，所以道高于礼，道家高于儒家。而孔子后学却把“干世主”、“作帝王师”作为儒家学派单一的学术目标，严重损害了孔子思想的趣味、包括孔子的人格形象。他们把孔子塑成偶像，摆在皇家的孔庙里，接受皇帝的赐封，却浑然不知他们将招致的教化后果。

用发展的眼光看孔子，只有庄子做到了。有人说庄子是颜回的学生，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孔门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各自为说，各自成派，庄子居道家之巅峰，又何尝不是一说一派呢？

据《论语·阳货篇》载，孔子对子贡说，我现在想沉默不语。子贡急了，说，老师若不讲课，学生们记录什么？学习什么呢？孔子回答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说，天说过什么吗？自然大道，四季变化，万物生长，天又说了什么？天并没有把这些自然厚生给人类的大道据为己有，也没有试图让万物生长对它感恩戴德，这就是一种自然规律。

孔子两次不辞远途向老子求教，想必深深领会了大道无言也无为的思想。庄子在《知北游》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儒道渊源互相加持，而流长各异，庄子于其中薪火相传。

庄子“躺平”在大地上

庄子终其一生，都在以一种绝对个体的“躺平”姿势示人。

《走进宋画》一书里，谈到梁楷的人物画，谓之有一种“狂禅的悲剧精神”。“禅宗”一脉，以佛的加持为肇始，更有本土庄子的人生哲学为底蕴，而孕育了“狂禅”的新境界，所以又称为“庄禅”。

在中国，“狂禅”既没有走向庙宇教堂，“狂禅的悲剧精神”也没有走向舞台，去教化大众，而是远离家国情怀，远离普渡众生，甚至否定常识，挑战共识，叛逆群体，蔑视传统，只为回到内心。因此，它营造的东方悲剧精神，则完全是个体化的。

“狂禅的悲剧精神”与佛教情怀不一样，但凡宗教都要“普渡众生”才会拥有信众，而“狂禅”则唯宗渡己，自己拯救自己，所以说：“佛教有渡人的怀抱，庄子有渡己的格局。”“渡己”，似乎更适合表达这个下沉的时代。

什么是“下沉”时代？就是年轻人高喊“躺平”，宣布“与自己和解”的时代。作为工具人拼搏的意义付水东流，而作为价值人赋予个体的新价值观还未生成，自己不会赋能自己，拜佛无门，只有“躺平”、“和解”。“众生”太多，“佛”也忙不过来；在强调个体的时代，“渡己”迫在眉睫。如何渡己？像庄子那样回到个体渡自己，回到自我才能和自我和解。

庄子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是一位绝对的个体者，用自我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个外化的世界便没有什么诱惑的力量能够入侵他的内在。因此，阅读《庄子》，也许是“下沉时代”最好的一部启示录。

孟子曾放狠话说：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庄子没有孟子那样的圣人格局，他把自己降低到泥沟里，去寻找一个人活着的自由境界。比较起来，以庄子的方式谈今天的躺平，似乎更合适宜。那么“庄子渡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格局”呢？

如果我心即是宇宙，它就有宇宙那么大；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独立人格，它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宗教”。庄子是自己的先知，是自然的信徒，他在“逍遥游”里，把自己渡成了北冥之鲲，化而为鹏，鲲鹏展翅，其大不知几千里，一怒而飞，其翼遮天蔽日；在“大宗师”和“秋水”篇里，他又把自己渡成了苟活于江湖却自由自在的个体，渡成了宁肯“曳尾于涂”而拥抱大地的爬行之鱼。

要么做一只自由飞翔的大鹏鸟，要么做一尾特立独行的至乐之鱼。庄子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当他意识到除非自我回归否则无法享有绝对时，便转身投靠了自己，回到自我，可大可小，在自由精神的宇宙里，自我救赎的方案会生出无穷的变奏，每一个变奏，都像是先锋性小剧场里的一出探索性试演。

庄子在“齐物论”里，还做了一个闻名古今中外的美梦。一直以来，人们对这出美梦甘之如饴，围绕“庄周梦蝶”的鲜花从未曾枯萎过，那只洋溢着浪漫诗意的东方古典精神之蝶，虽然诞生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却蕴含了万物平等且互为转化的后现代勇气。

人和人的平等，是自人类发生等级分化以来的人类理想，而人与物的平等，则是人类对自己凭借理性的优越感，对自然万物的强势和霸权恶果的后现代自省，这种自省早在庄子就先知先觉了。

庄子的“寓言”篇，句句醒人，预言了作为“物上人”和“人上人”——他们以智慧和财富显示出人类“优越”的堕落。

为了保持他作为自然的产物和万物平等的灵魂原生态和精神原教旨，他索性远离那些越来越异化或变异的人类欲望，躺平在天地之间人类初生时的产房里，就像在科林斯广场上躺平在破木桶里的野狗第欧根尼。这位犬儒派大哲，懒懒地与亚历山大大帝东一句西一句抖着自由的激灵，惹得大帝顿时涌起做“野狗”的冲动。

若不是千年来人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堕落重演，我们怎知庄子是人类躺平者的先知和先驱呢？又怎知他那万古哲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内奥？若不是进化论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那张“催命符”，生命本来应该是一场慢慢走向黄昏的美轮美奂的梦境。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庄子回答说“此之谓物化”。既然万物平等，就可以互为转化。他在万物平等的乐趣、在蝶化的欢快中，渡己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养生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出自《庄子·内篇》。“主”是“主要”的意思，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使得“养生”变得如此重要？当欲望拥堵的时代来临，哲学家们不得不转而为朝生暮死的盛大寻找人生中段的活法儿？

庄子活在权力下移和权力分化的时代，也是围绕周天子共主的封建诸侯们争权夺利最激烈的时代。

时代变了，社会在转型，但是，源自西周定调的民本主义集体潜意识语境未变，相反顺应民意正适应了新生代为新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的时代潮流。新生代将旧时代即将没落的民本理性彻底工具化，个体作为唯一的独立本体，再次沦为民意的一份子。哪怕再底层的群体，只要贴上“民意”的护身符，就有翻身的可能。而个体一旦脱离群体依赖或丧失社会身份的通行证，便会成为没有任何保障的、孤立的弱势个体，因此，群体主义体系里弱势的永远是个体。

作为绝对个体的庄子当然无疑地绝对弱势，可在他的那个“下沉”时代，他却仍能以思想的力量特立独行，为孤立弱势的个体寻求一条奇妙的“幸福”通道。这条“奇妙的幸福通道”在哪里？

它就在牛的骨头缝里。庄子在“养生主”里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位高级庖丁为梁惠王杀牛，他把全身心都融入到牛的骨头缝里了。但见庖丁手触之、肩顶之、脚踩之、膝抵之……随后便听到皮骨相分离的唰啦声连成一片，游刃在皮骨之间的嚯嚯声首尾相随，甚至完全合乎音乐的节拍。动作流畅，若随“桑林”起舞，如和“经首”节奏。把梁惠王看呆了，连忙鼓掌，啧啧赞叹：“善哉，技盖至此乎？”你杀牛的技艺盖了帽儿了！庖丁放下手中的刀解释说：我喜好的是“道”，技艺不过是小菜一碟。接着，他向梁惠王揭秘了他的杀牛之“道”，而不是杀牛之“技”。所谓“良庖岁更刀”，可他的刀十九年杀牛数千，刀刃仍然如新。因为，他与牛是“神遇而不以目视”，所以，他可以在牛的筋骨皮肉缝隙间游刃有余。梁惠王听完庖丁的话，拍手称快：“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对，讲的正是“庖丁解牛”的故事。

梁惠王听明白了，在滔滔逐利的庸众中，要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独行幽径，以“逆行者”的姿态，争人之所不争，见人所见不到的利益，像庖丁手中的刀，十数年游刃于牛骨的缝隙中，虽曲折但不会折戟逐利的沙场。

“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故事，讲了两千多年，竟然越讲越缩水，越固化，越流俗为一句仅须背诵的成语，又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主流语境中，完成了向“俗语”的华丽转身。庄子“养生”哲学的原教旨，就这样被简化“技术纯熟”和“遵循自然规律”的教条训诫。以至于庄子的后学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寓言”时代，向庄子学习借寓言而说真话。

这则寓言所寓意的意味深长的讽刺，激活了那些埋藏在生命深处的、甚至一生都不曾动用过的自救本能，在梁惠王的释然中清醒起来。原来庄子在强调独立的个体人生。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是一个生活在夹缝时代的自由人的独特的生命轨迹，是一个人归隐在自己慧眼选择的低调而曲折的生命之途中。做一个游刃有余的隐形人，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亦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要像庖丁解牛那样，以敏锐犀利的见识，选择一种与众不同的活着。

其实，人欲横流、阴谋丛生的时代，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要活着！一般来说，活着包括生存和生活。可生存与生活还有不同，生存仅仅是满足人的自然本能，而生活则要讲究精神质量。像庄子那样活着，是因为庄子提供了讲究精神质量的、活着的样式。

布满刀枪剑戟的犀利现实，敌不过庄子思想的犀利，他披荆斩棘，在“争利”的丛林里找到了活着的缝隙，虽然那缝隙被扭曲得如牛骨筋皮般的纠结缠绕，但只要练就庖丁好“道”的独特视野，就不会像杨朱痛哭歧途，渡己时能够于纷纭中识别属于自己的弯道，然后躺平在自己的精神弯道上，他人便无法入侵。

有关做人的品位，庄子决不妥协，甚至彻底到躺平。他就像一个天真的大地之子，躺平在自己绝不苟合现实的独立土地上。他散发着快乐，像一条想飞的至乐之鱼，躺平在《逍遥游》的自由天空上；他获启了梦蝶的悲悯，像一只物我两忘的蝴蝶，躺平在《齐物论》万物平等的芬芳里；他发明了“底层逻辑”的生存之道，像那位洞彻的庖丁，躺平在《养生主》的独立弯道上。

就在我们为“躺平”而大肆烧脑去质询生命的意义之际，不妨看看躺平的先辈庄子，其实，他早已给出了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格精神的温床，这才是庄子渡己的格局。

庄子与惠施辩论，为什么总是庄子获胜？因为惠施先死，书是庄子写的。哈哈，活到最后才是赢家，要像庄子那样活着！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北京时代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