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更化-一场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改革

 端平更化指的是史弥远死后、宋理宗亲政，于公元1241年-公元1252年，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系列改革，革除史弥远专政时期的诸多弊端，但由于它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只停留在表面的改革而最终失败。

端平更化时间

　　端平更化发生于公元1241年至公元1252年，宋理宗时期。

端平更化措施

　　罢黜史党

　　史弥远死后，宋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1234年（端平元年）五月，流放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的袁韶、因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的赵善湘，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慎择宰相

　　宋理宗纠正了宋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宋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配合理宗改革。端平三年，宋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

　　端平二年，乔行简开始与郑清之并相，郑清罢去相位以后，理宗让乔行简独相三年，嘉熙三年，乔行简因老病改为平章军国重事。史称他“历练老成”，参与更化时间最长，对加强边防、整顿财政、荐引贤能贡献颇多。

　　李宗勉与史嵩之在嘉熙三年并任左右相。李宗勉任相仅两年，即死于任上，史称他“守法度”，有“公清之相”的美誉。史嵩之其人，不是贤相，却是能臣。他第二次经理京湖防务时，荐士三十二人，董槐、吴潜后来都称贤相。史嵩之任相以后，京湖用孟珙，川蜀用余玠，在其后抗御蒙古南侵中都功绩卓著，可谓识人。但史嵩之因是史弥远之侄，后人对他也没有好感。他与乔行简、李宗勉先后并相，略有史弥远专断的余风，舆论大哗，不断有人上书以儒家伦理抨击他，太学生、武学生与临安的府学生也轮番上书。宋理宗便让史嵩之守丧，除服以后，也没有再起用他。

　　其后，范锺与杜范并相。史称范锺为相“清正守法”；杜范任相，民众“载道欢呼”，都有美好的声誉。嘉熙五年，杜范死在宰相任上，游似与范锺并相，两人虽政见不和，但都能克制和配合。

　　1247年（淳祐七年），边疆战事紧急，理宗再启用郑清之为宰相。但郑清之并无贡献，而且他的儿子卖官鬻爵，令其政声大坏。1251年淳祐十一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1255年（宝祐三年）才罢相，宋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

　　亲擢台谏

　　史弥远专政，台谏被权相控制。史弥远一死，宋理宗就宣布亲自管理台谏。这一时期，宋理宗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

　　澄清吏治

　　宋光宗、宋宁宗以后，吏治大坏，及至宋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官吏冗滥是吏治腐败的又一现象，往往六七人盯住一个候补官缺，即消耗国家财政，又影响行政效率，更造成跑官行贿。理宗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取消堂除陋规。堂除是权臣专政下的政治陋规，也为内降恩泽滥授美差留下了后门。

　　二是减少官吏权摄。所谓权摄就是不够任职资格者代理为官，官员队伍因而膨胀。理宗规定，内地如缺州县官，必须由现任官出阙；出任两任通判者其中一任必须到两广四川等偏远地区任职，确保那里官缺不再权摄。

　　三是控制取士人数。从端平到淳祐的六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取士约四百五十人，比起理宗宝祐以后七次科举取士每举平均约六百人来，大约少取四分之一，也应是减少冗官的措施之一。

　　四是严格升迁制度。为了抑制侥幸得官和越级提升，理宗规定：在朝的宰执、台谏、侍从以及在外的监司、帅守不得徇私荐举；未历州县官者不得入朝为郎官，已经在朝为郎官者必须补上这一任。

　　整顿财政

　　理宗亲政，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两大问题。前者主要是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端平入洛的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应对前者的主要措施是停止发行新币，适当回收旧币，严禁伪造纸币。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后期日渐严重的经济危机。应对后者的主要措施是严格会计制度，实行节用方针。端平元年，理宗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端平会计录》。

　　尊崇理学

　　韩侂胄倒台后，理学地位逐渐上升。理宗即位前就向郑清之学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让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1227年（宝庆三年），进封朱熹为信国公，凡此都表明他对理学十分热衷。端平亲政，理学家们掀起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热潮，理宗也成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分别追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为汝南伯、河南伯、伊阳伯、郿伯，与原先所封的信国公朱熹同为儒学嫡传正宗，令学官列入孔庙入祀。与此同时，理宗宣布王安石是儒学“万世罪人”，黜出孔庙；胡瑗、孙复、苏轼、欧阳修、司马光也被迁出，

　　擢用理学之士，也是理宗表彰理学的重要表现。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对朝野影响最大。真、魏被史弥远排斥出朝，在理学成为儒学正统过程中最有贡献，当时并称二贤。端平元年，理宗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当时，物价腾贵，民生憔悴，人民对他们回朝寄予厚望，民谚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但他们入朝后大谈“正心诚意为第一义”，对物价虽采取过措施却收效不大，民谚失望的说：“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次年，真德秀升任参知政事，仅两月就去世。魏了翁立朝仅六个月，也出朝督视京湖江淮兵马，不久自求罢官归里。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

端平更化评价

　　端平更化是韩侂胄以后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但是由于端平更化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它只是宋理宗欲有所作为一个表现，改革仅仅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深入问题的关键。因此在宋理宗死后，端平更化也戛然而止，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