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的策略，其实也不怎么高明。

他们所采取的最小成本战略，靠坚船利炮的威胁，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迫使中国屈服，尽量不去占领城池，以减少成本。其实，这样的战略，放在中国，显然不大对路。皇帝远在北京的紫禁城，战况如何，全靠前线的将领奏报。虽有监察机构，但前线主帅都是满族宗室亲贵，跟皇帝都是一家人，谁敢随便说话？

所以，英国人的战略，给了前线将领以谎报军情，编故事冒功，“反败为胜”大把的机会。前线节节败退，但皇帝却以为节节胜利。在前线将领的奏报中，英军也不知道被杀了多少，成千累万（其实满打满算，前后到来的英国海陆军，不过万人），实际上死的都是自家的兵丁。英国人不知道，中国军队损失再多，都可以通过招募迅速补充，实在不行，临时雇人点卯都没有问题。真正瞒不了的，是城池的失陷，尤其是省城的失陷。如果英军早早采取攻打重要城市的战略，攻下广州、福州、杭州，进而连下上海、南通、镇江、南京，切断清朝的漕运线，让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这些地方大员因丢失城池，而无法瞒天过海，那么，战争恐怕早就结束了。

镇江的失陷，副都统海龄以下八旗兵的全军覆亡，英军兵临南京城下，令道光皇帝自开战以来一直自负的心情大坏。他未必完全拆穿了一直以来前方将领的欺蒙，却明白了一个严酷的现实，眼前的这个不知什么来头的夷人，看来真的不好对付，无论怎样调兵加饷，耗空了国库，他们却越打越近。现在到了南京，也许将来还可能到大沽，进北京。前线奏报的一系列胜利，都没有拦住人家的脚步。在南京和吴淞一线游弋的英国战舰，明显妨碍了漕运。如果再这样下去，明年的漕粮就要泡汤了。

鸦片战争战场上被英国人缴获的中国国旗。

占领镇江的英军

还能打下去吗？进退失据的道光皇帝，陷入了极度的彷徨。这个时候，朝臣中分量最重的穆彰阿说话了。既然剿的费用太高，那么还不如抚算了。所谓剿，就是继续开战，抚，就是妥协，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这是天朝特有的用语，用这样的词儿说话，君臣都有面子。穆彰阿这话碰到了道光的软肋，这个皇帝，是清朝最节省的皇帝，一辈子抠门，自己过日子，都一文钱当两文花。一场看不到前途，却像流水一样扔钱的战争，不打也罢。虽说一肚皮不情愿，面子上也挂不住，但跟钱袋子比起来，面子又算什么呢？

这时候，两个人出现了。一个是伊里布，一个是耆英。

伊里布此前已经出现过，在英国人占领定海期间，前线的统帅就是他。但因为迟迟不肯发兵收复定海，又被裕谦告状，说他放纵家人跟英人勾搭，因此进了监狱，继而遭到流放。而耆英，则是战争后期才冒头的。

从鸦片战争以来，但凡跟外国人交涉、签订条约的人，都被人骂为汉奸。但是，第一拨汉奸，却都是满人。前面有了一个琦善，然后就是伊里布和耆英。汉奸这个词儿，原本是汉人用来骂明末跟满人合作的汉人的，现在挪过来，原封不动赠给跟英国人打交道的满人亲贵。这事，让你不能不感慨世事变迁的诡异。

伊里布和耆英，都是清朝宗室，红带子，皇帝自家人中的自家人。这样的人进入仕途，一般升迁都比较快。但是，这俩人跟别的满大人不大一样，没有多少道学气，脑袋瓜比较灵，转弯快。伊里布长期任职西南，善于跟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打交道，“抚夷”大有一套。但是，把他搁在对付英国人的第一线，本事却没用了。但是，比起道学气十足、剑拔弩张的裕谦来，他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至少，他不会硬拼，不会把英国俘虏剥皮抽筋凌迟，不给自己留后路。至少，他比较早地看清楚了一点，眼前的英国人，咱们打肯定是打不过的，应对之策，只能是“抚”。

如果说，伊里布是吃了亏跌进坑里才学聪明的，那么后来作为跟英国人谈判的主要负责人耆英，则是看见人家掉到坑里，自己就不往里跳了。这样的人，是一等一的聪明人。皇帝用这两个人来主持“抚局”，妥协谈判，一来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二来，是因为信任，在危机到来的时候，还是自己人可靠。

1842年8月8日，正当两江总督牛鉴为英国人兵临南京城下、老是威胁攻城、要牛鉴出赎城费而焦头烂额之际，耆英和伊里布抵达南京。伊里布被开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回了自己的家人张喜，要这个人跟他一起去办“夷务”。此前，在浙江的时候，替伊里布跟英国人办交涉的，也是这个家人，当时，伊里布给了他六品顶戴。这一回，不劳伊里布操心，耆英给张喜送来了五品顶戴。所谓几品顶戴云云，不代表他一定有官职，但至少有了这个品级的虚衔。在那个官衔还没有那么滥的时候，这样的荣誉，已经非同小可了。

为何伊里布非要拉着这个家人？其实，当初琦善办交涉，靠的也是一个家人，名叫鲍鹏，也是给了七品顶戴，冒充官员。只是这个鲍鹏，还会说几句洋话，而张喜并没有这个本事。当年，清朝官员，尤其是外放的实权大员，一般有几样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幕僚，二是长随，三是家丁仆役。这都是官员自己聘或者买来的跟班，跟国家制度无关，却是官员上任不可或缺的人物。没了这些人，官员即使上任，也寸步难行。幕僚分刑名、钱谷和文案，分别办理诉讼顾问和相关文书整理，征收钱粮事宜，起草奏折和官员往来文书等公务。而长随则负责沟通内外，跑腿。有的时候，长随的活计由家丁仆役来办，这些人一般都跟随主人多年，所有机密，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都由家丁仆役出面。像鲍鹏和张喜这样的“家人”，实际上是长随。由人家推荐来的，也得到主人信任的长随。由于没有名分，不是师爷，所以笼统地被称为家人，也无不可。跟洋人办交涉，这是前所未有的特事，所以，非靠家人不可。其实，这些封疆大吏，即使在处理内部事务的时候，也会用家人，即长随。

此番随同办理交涉的张喜，实际上等于代表两个人，伊里布和耆英。由于他此前已经跟英国人多次打过交道，多少对英国人有了一点了解，更为主人所倚重。所以，在南京城外静海寺的谈判，最初的时候，中国方面，就是张喜出面。当然，跟张喜后来的自吹自擂不同，实际上这个顶了五品顶戴的家伙，并没有真的如伊里布期待的那样，化为苏秦、张仪，跟洋人折冲樽俎。他在所谓《抚夷日记》吹的牛，很不靠谱。说他怎么怎么威胁英国人，要攻破人家的国家云云，说他跟英国人说，若是他挂了大将军的印，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而英国人吓得半死云云，明显就是在扯淡，扯得还挺离谱。实际上，他所承担的，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传话人的角色。即使这样，考虑到这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一次外交谈判，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张喜能参与其中，也非同寻常了。

张喜这样的人之所以能够担此大任，跟当年的满大人的为官习惯有关，也跟此番使命的特别性有关。钦差大臣们，作为天朝上国的大臣，清朝皇族贵胄，尽管奉命来跟洋人打交道，却实在不情愿跟夷人直接打交道。别人说什么倒在其次，关键是自己抹不开脸。总觉得这样跟天朝体制有碍，跟自己的家族传统也相抵触。其次，他们也不会，或者不敢跟陌生的夷人打交道，从心底里就害怕。无论前面的琦善还是后面的耆英和伊里布，都是到了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出来见洋人。一脸堆笑，但心里打鼓。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满人入关，已经二百多年了，当年威风八面的八旗子弟，这个时候，面子上还撑着，心里却怯得很。此时，皇上还信任他们，而他们，也责无旁贷。撑下来的使命，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这样重要的谈判，看起来好像挺吓人的，对于参加者来说，其实也相当简单。因为皇帝没有给他们规定谈判的底线。就当时而言，几乎所有英国人的要求，都可以答应。皇帝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这些讨厌的英国人赶紧走人，离开天朝的视线。显然，这样的外交谈判，就是拉一条狗上去，也是可以胜任的。两个满大人加上张喜，当然比一条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