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结局是古代文人命运的缩影

解缙，字大绅，生于1369年，卒于1415年，江西吉水人。据说他天资聪慧、颖敏绝伦，5岁即能应口成诵，7岁便能赋诗著文，10岁可日诵数千言且终身不忘，12岁熟读四书五经并贯穿其义理。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赴京会试名列第七，被选为庶吉士。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 年），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永乐大典》主编、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缙（另两位是徐渭、杨慎），在经历了蹇窘凄楚的五年牢狱之灾后，被永乐皇帝命令锦衣卫用酒灌醉后埋入雪中生生冻死。大雪埋忠骨，一片赤诚心，一代英才就这样死在了醉梦之中。对于“义节千秋壮，文章百代尊”的解缙的死，《明史》做了如下记载：“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赫赫有名的一代才子解缙，就这样落了个抛尸荒野的凄惨下场和悲怆结局。

翻检浏览解缙的档案，查看稽考解缙的履历，不难发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风光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位“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的肱骨之臣历经明太祖、建文帝、永乐三朝而不倒，不仅位极人臣、而且深得皇帝宠爱，就连一向残酷暴虐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平和温情地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永乐皇帝朱棣则说得更加直白和露骨：“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对于一个文人出身的大臣来说，这是何等高光的赏识和恩宠。可能正是这种赏识和恩宠，让解缙在陶醉中迷失了自我、忘记了身份，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桀骜不驯、恣肆放纵。公元1410年，素来心高气傲的解缙从贬谪之地广西回到京都奏事，趁着朱棣带兵外出打仗不在南京之时，竟然不自量力地参与储君之争这样如此重大而敏感的皇家私事之中，永乐皇帝得知此事后一封诏令将其锒铛入狱，五年后又派人结果了解缙的性命。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无论多么风光多么受宠，在最高统治者眼里充其量是个维护政权运转的小小工具而已，皇帝让你在世上存在你就谨小慎微地苟活，皇帝要你马上死去你就迅速地消失。“才名煊赫，倾动海内”的解缙的悲惨结局，只不过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下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一个缩影。

儒家学说倡导“天地君亲师”，但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封建皇帝面前哪曾享受过为师的政治待遇和人格尊严，最高当权者最忌惮的恰恰就是文人士大夫有观点有想法。一部漫长的中国封建专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把文人士大夫从思想上彻底招安、从政治上全面收编的历史。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吏为师”，还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无论是隋唐实行的科举制，还是明清时期推行的“八股文”、“文字狱”，经过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绞尽脑汁地探索与实践，终于把文人士大夫弄成了只有脑袋没有思想的植物人，成了彻彻底底、规规矩矩地为皇权专制服务的犬儒和工具。而像解缙这种“宁为有瑕玉，莫作无瑕石”的受点浩荡皇恩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刚直文人，其不上刀俎谁上刀俎？按照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独立性，二是批判性，三是创造性。而在这三个基本特征之中，独立性又是至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没有独立性，批判性无从谈起；缺少批判性，创造性也就成了无源之本。但是封建专制下的传统知识分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俘获招安进而成为笼子里的“金丝鸟”；要么被治罪杀身砍头，凄惨孤绝地死去，还奢谈什么独立性。惹不起君王总躲得起吧，于是有人像陶渊明、顾炎武一样归隐山林、隐居不仕，但如果遇到专横强硬的的朱元璋皇帝，恐怕连这一点也难以做到。元末明朝之际，江西有个名叫夏伯启的大儒，不买朝廷的帐自断手指，拒绝入朝为官，结果把把性情暴戾的朱皇帝惹急了，一纸诏书夏伯启全家被枭首示众。与此同时，草根出身的心虚多疑的朱皇帝强行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种典型的强盗逻辑，导致明初元末许多文人走上了殉节之路。

有人不无幽默地说，先秦那帮圣哲先达们过早地把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一锅端”了，以致于后世中国文化再没有大的建树。事实上，与其说孔孟那帮圣人们有先见之明，不如说在此后的封建专制体制下，文人士大夫的创造力几乎都被扼杀了。穿过万马齐喑的漫长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呼吸到些微自由的和独立的空气，才找到了一点彰显自身价值的感觉。（作者：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