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被弃之不用，北宋复兴的最后一点希望彻底熄灭

管理学唯一强调的核心重点，认为“人”是第一要素，是实现一切战略意图的首要因素。

历朝历代的政权巩固更是这样：刘备没有诸葛亮，蜀汉政权不一定能产生；李世民没有房玄龄、魏征，不一定能开创贞观之治；没有狄仁杰，武则天极有可能使大唐统治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赵匡胤初定天下、果断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乱象，没有赵普是断不可实现的。

北宋以后的历史事实也无不揭示这样的道理，国家危难之际，全赖朝廷重臣力挽狂澜，保朝政清明，保天下稳固，救社稷民众于水火之中：窝阔台继位之后，虚心听取耶律楚才的建议，他的大汗地位才得以稳固，向中原推进的战略意图才能稳步实施；土木堡之变后，是于谦挺身而出，才救大明于即将倾覆的危机边沿；在万历皇帝年幼之际，是张居正大刀阔斧，推波助澜进行改革，才扼杀住自明武宗以来，朝廷的颓废、腐朽的气息，为延续大明统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遗憾的是，北宋朝廷没有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海上之盟、宋金联合消灭辽朝以后仅仅三年不到，自己就倒在金人的铁蹄之下，一百多年的大宋江山顷刻间土崩瓦解，荡然无存。

李纲在前线指挥作战

其实，这时候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像后来的大明王朝启用于谦一样，北宋当时的当家人宋钦宗赵桓，以及太上皇宋徽宗赵佶，如若能力排众议，大胆启用一个主战派干将，北宋或许有重整雄风的机会，至少不至于在如此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区区数万人的金军面前，就那样不堪一击，损兵折将，不但被金人掳掠了钱财，还俘虏了整个朝廷。

这个希望就是李纲。

在当时的朝廷，李纲确实是一个小人物，而且只是一个手中没有多少实权的文弱书生，与那些手握重权的官僚，诸如李邦彦、张邦昌、唐恪、耿南仲、吴敏相比，他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还是那句老话，“重病须用猛药，大鼓须用重锤，乱世需用重典”，这本是传统智慧总结出经验之谈，但这其中的道理宋钦宗并未悟到，他还是让朝廷那些既得利益的老朽们，左右着混日子。因为这些朝中老臣，他们个个家财万贯，丰衣足食，他们从内心不愿意冒险，更不愿意拼命，所以他们旗帜鲜明地要朝廷“议和”，再不行，就拖家带口、携带家产南逃，悲观、逃跑、保命的情绪，成为当时朝廷的主流意识。

耿直，有胆有识的李纲没有被眼前的险境所吓倒，也不被朝廷内外的投降情绪所感染。他不断上书皇帝，要武力抗金，要举全国之力抗击金兵南下。他明确主张朝廷和皇帝不得南逃，大宋的龙脉在京城，列祖列宗的庙宇在京城，南下就是投降，就是置祖宗江山于不顾，是大宋的叛贼。

朝堂之上，宋钦宗还是采纳众人的意见，决意南下。这时，李纲不顾个人安危，高声呼喊：“上意已定，敢复有言去者斩！”“若要臣治军，臣愿以死相报”！

李纲一声断喝，众人顿时安静下来。接着，李纲把南逃的危害陈述了一遍，并对抗击金兵提出了比较全面的部署意见，国家危难之际，自己虽是一介书生，如果无人带兵，他愿意亲临前线，一死报效朝廷。

李纲的慷慨陈词，勉强取得了宋钦宗赵桓的信赖，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组织京城为数不多的驻军开展京师保卫战。

在李纲的建议下，朝廷紧锣密鼓召集各地的勤王部队，集结汴梁抗击金兵。

金兵毕竟只有区区的六万部队，面对李纲的严密部署，他们竟不敢轻举妄动，多次小规模冲突后，宋军还取得不少胜绩。对峙一段时间后，金兵主动北撤，第一次京师保卫战，宋朝得胜，为各地勤王部队赶赴京城赢得了时间。

然而，金兵在回撤的途中发生了一次意外摩擦，宋军吃了一次败仗，金兵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击垮了朝廷的信心。投降派竟把责任推到了李纲头上，尽管这次败仗跟李纲无关，宋钦宗还是免除了李纲的职务，把他贬为地方官，朝廷又一次被议和的氛围所笼罩。

李纲纪念墓碑

李纲人微言轻，被免除职务后，朝廷主战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在那些议和的大臣操纵下，北宋不断向金兵求和，割去河西三镇，掏空国库，榨干民间钱财向金人纳贡，甚至向金国称臣，苟且偷生，求得暂时平安。

李纲力排众议，奋力抗金，遏制住金兵南下的步伐，最终只是昙花一现。他被丢弃，朝廷再也没有抗金的力量，北宋最后一次崛起的机会丧失了，其后仅三个月，金兵就占领京师汴梁，北宋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