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中，自称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建国后享什么待遇？

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件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大事，意义非常深远，在当年更是震惊了中外，为能够了解事情的经过，许多外国记者纷纷来到了中国，其中有一位英国记者贝特兰，他受好友斯诺所托到达了西安进行实地采访。

贝特兰经过打听得知负责“捉蒋”的是张学良的卫队，于是在经过批准后找到了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听说他的来意后很高兴，大声说“找我你就是找对人了，我是活捉蒋介石的第一人！”

随后孙铭九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事件经过，贝特兰也一旁听得也很入神，信以为真地将这些资料都整理好交到了斯诺手上。

斯诺将这些信息都记录在了《西行漫记》中，《西行漫记》后来还有个名字——《红星照耀中国》，影响力巨大。随着此书的畅销以及斯诺的巨大影响力，很多人都以为孙铭九就是“捉蒋”的第一人。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那孙铭九这个所谓的“捉蒋”英雄为何后来成了汉奸？并且新中国成立后，经多部门联合调查发现，捉蒋第一人其实并非孙铭九！

一、捉蒋英雄

孙铭九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通过同学张学铭的关系加入了东北军，次年又被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张学铭是张学良的胞弟，正是通过这一层关系，孙铭九才能到达张学良身边。

当时东北军内部新、旧势力对立严重，张学良属于新锐派代表，他特别喜欢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军官，所以孙铭九很对他的胃口，相处时间长了后，孙铭九便成为东北军中“少壮派”的骨干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老家被日寇侵占，这使得那些元老派话语权被严重削弱，少壮派迅速崛起。少壮派军官们认为东三省沦陷，主要就是元老派们把持着大权，不肯与时俱进，所以两派发生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

张学良为了脱离元老派的掣肘，也乐得有少壮派来进行牵制，这是孙铭九权力得以扩大的根本原因。

1936年末，东北军由于接连进攻红军失利，部队上下已失去了战心，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与张学良一同负责“剿共”的杨虎城也将抗日的想法上陈老蒋，可依然得到的是训斥。

后来张学良和杨虎城获悉蒋介石准备剥夺他们的兵权、将他们发配到东部之后，心里的怒气再也压制不住了，他们进行过一番密谈后决定实施“兵谏”，用武力争取抗日。

按照双方的规划，实力较强的东北军前往华清池扣押蒋介石，杨虎城的西北军则控制西安城内的一众国民党军政大员。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捉蒋”的是张学良的卫队，因为其他基层士兵在动手前根本不知道作战目标，上级谎称是老蒋扣押了张学良，只有抓了老蒋才能把少帅救回。毕竟老蒋也是名义上的领袖，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抓人的事就交给了最忠心的卫队。

“捉蒋”的具体经过，如果按照孙铭九的回忆，是这样的：12日凌晨，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部解决蒋介石住所附近的卫兵，二营营长孙铭九则带人直奔蒋介石的卧室，当他闯进去时，蒋介石并不在屋内。

经过初步的寻找，老蒋平日里穿的衣物及假牙都还在，被窝里都还是暖的，所以孙铭九断定老蒋是从那扇还打开着的窗户溜走了，这至少证明人还没走远。于是孙铭九下令搜山，严格命令下属若发现蒋介石，不得进行伤害。

不久后，孙铭九麾下的八连班长陈恩孝找到了老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蒋孝镇不仅是老蒋的侍卫还是老蒋的侄子，所以即便孙铭九用枪顶在他头上，他也没有说出老蒋所在的位置。

不过在盘问中，蒋孝镇下意识地朝着山上的一个方向望去，这让孙铭九察觉到了不寻常，随后沿着那条路走果然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了蒋介石。

此时的老蒋非常狼狈，被冻得瑟瑟发抖，脚上还有一只鞋没来得及穿，毫无领袖风范。能抓住他，无疑是大功一件，之后孙铭九便常常以捉蒋英雄自居。

二、引发内讧

在得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后，张学良将他送回了南京，可没想到一下飞机，二人的身份瞬间转变，被扣押的人成了张学良。

得知这个消息后，东北军内部迅速分裂，元老派认为己方实力不足，还是和平解决为好，少壮派与张学良的私交非常好，所以主张武力讨蒋，逼迫其释放张学良。

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就一直僵持着。少壮派毕竟是年轻人易冲动，孙铭九、应德田认为这样拖下去什么事都做不成，元老派那些老家伙是出卖东北军的软弱分子，因此需要铲除。

他们说干就干，完全没有想过事情的后果，2月2日凌晨，元老派代表人物王以哲在居所内被杀，随后孙铭九他们命令部下在西安搜寻主和的元老派成员，徐方、蒋斌和宋学礼等人都被处决。一时间西安城内枪声不断，人人自危。

孙铭九他们如此作为，实际上是将中立的一大部分人推到了对面，尤其是枪杀王以哲之事做得极为不妥。王以哲时任67军军长，在整个东北军中都很有威望，彼时67军驻扎在外防止中央军突袭，听说军长被杀的消息后纷纷义愤填膺要回西安报仇。

其他很多东北军将领对这种事也是厌恶至极，宣布脱离西安方面，开始效忠南京，甚至有些人开始反过来逮捕杀害少壮派成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铭九他们想掌握东北军向老蒋发难的愿望就落空了，为了避过风头，他们去往了陕北苏区。

但是孙铭九等人的一意孤行导致我党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当时西安城内有种说法就是少壮派是受到我党支持才展开内讧行动，致使我党在西北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仇视，所以主席对孙铭九等人冲动的做法非常不认同。

等到两党合作抗日，此时再收留孙铭九等人已不再合适。孙铭九他们就先后躲入了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内避难，后来干脆直接投靠了汪伪政府成了汉奸。

据另一位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所写的材料，孙铭九是在1943年春投靠汪伪政府，担任了参赞武官，此后历任伪政权的豫北抚安特派员、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等伪职。一个力主抗日的东北军少壮派，最后自己却投靠了日本人，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抗战结束后，孙铭九又转投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先遣大队中的一员，后来在哈尔滨被解放军俘虏。

对于孙铭九，我党始终认为他在西安事变中有功，因此一直网开了一面，当时对他的定性是“抗战爆发后，迫于生计走过一段弯路”。孙铭九后来的人生非常幸运，担任过政府参事、政协委员，还没有被历次风波影响。

后来孙铭九更是常常把“捉蒋第一人”挂在嘴边，多次在媒体面前讲述当年的经过，导致大家都以为这是真的。但是1979年10月，一封从东北寄到北京的信送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案头，让当年的捉蒋一事有了另一个版本。

三、事件反转

这封信共有6000余字，是由原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所写，他详细地讲述了当年捉蒋的经过，直言一营300多人才是冲击华清池的主力，而不是孙铭九所说的几十人，并且抓获蒋介石的是自己，获得张学良奖励的人也是自己，而不是只参与了部分行动的孙铭九。

叶帅对此高度重视，连忙命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对此展开调查，抚顺市委统战部马上又派人走访了吕正操、万毅、刘澜波、何柱国、刘多荃等原东北军老人，得到的结果是王玉瓒的确参与了捉蒋行动，并且肩负着重要的职责。

得到这层消息后，工作人员将原先孙铭九接受采访、自己撰写的一些资料整理后发现，孙铭九对很多细节并没有王玉瓒表述得真实。孙铭九将冲入华清池大门，只说了跟蒋氏卫队打了起来，具体如何部署、如何分配进攻任务都没有谈及。

王玉瓒则描述得很清楚，当夜做好准备后，他带着数百人摸黑到达了华清池，当时士兵们正准备拉枪栓上子弹，他连忙阻止了大家的动作，怕声音太大引起注意。随后他一个人翻过庭院，躲过哨兵搜查，然后向天连开三枪，外面的人才发动了进攻。

其他的如何阻止蒋介石逃窜、如何解除蒋介石卫队武装、如何搜索房间都说得非常清楚，最后王玉瓒是在一个巨石旁逮到了只穿着睡衣的蒋介石，接着将其转交给副官长谭海。

凭借着这个功劳，王玉瓒获得了张学良五千元的奖赏，并被提拔为东北军十五旅四十三团上校团长。

如此有一个完整的脉络，可信度明显更高，王玉瓒在写信给叶帅的同时，还写了封信给孙铭九“幸于近日解放日报看到你的文章《看“西安事变”忆西安事变》，知你健在人间，并在上海任职......”信的末尾王玉瓒希望孙铭九能将当年的事说清楚。

1981年12月13日，在相关部门的牵头下，北京举办了关于“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座谈会”，王玉瓒和孙铭九终于坐到了一起，在众多证据面前，孙铭九终于承认自己撒了谎，真正的“捉蒋第一人”其实是王玉瓒。

由于先前的宣传，如今还有很多人认为孙铭九是“捉蒋第一人”。也不知是不是他心里有些愧疚，2000年去世时表示丧事一切从简，不需要为他举办追悼会，他的遗体也捐献给医学事业。

人生本来也就是有很多巧合跟遗憾，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