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男子卖瓜子获利百万被举报,邓小平得知后淡然道:先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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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逢年过节,家里总是免不了会买几斤瓜子,方便与人唠嗑消磨时间。这也使得,瓜子成了中国各大综合商超、小型便利店的常客。

现如今,超市里看到最多的产品,就是洽洽品牌旗下的各类瓜子。

吃“洽洽瓜子”似乎成了人们的习惯,但其实在上世纪曾有一个叫“傻子瓜子”的品牌,遍布全国各地。

一家店里只卖瓜子,颗粒饱满,味道香醇,买瓜子的客人络绎不绝。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一品牌是被邓小平多次提及而闻名全国,品牌的老板年广久,甚至享有“中国第一商贩”之称。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命运被视为“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邓小平曾三“救”于他。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好奇了,究竟他和邓小平同志之间,难道有什么渊源?“傻子瓜子”又经历了什么,导致后来销声匿迹了呢?

从芜湖走出来的“傻子瓜子”

芜湖地处中国南方,气候多雨,屋子里总萦绕着湿气,那里的人们在难得的晴天,就会把被褥枕头拿出来晒一晒,防止发霉。

但年广九却不同,别人晒被子,而他是晒钱。

1976年,年广九用麻袋装着钱在家门口晒太阳,那花花绿绿的钞票堆叠起来,一望无际,过于晃眼。

要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老百姓哪见过这么多的钱。

而这些钱,竟然是眼前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贩,靠着卖瓜子一点点攒起来的,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年广九一开始卖的并不是瓜子,能走到今天,也属于因缘巧合。

年广九出生时,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动荡,民不聊生。再加上老家淮河闹水灾,他是跟家人逃荒才来的安徽芜湖。

年家人先是靠乞讨为生,后来支了一个水果摊,勉强维持生活。

没几年,年广九的父亲就去世了,小小年纪的年广九甚至都来不及悲伤,就要考虑怎么养活自己。

他接着父亲的摊子继续卖水果,后来又开始尝试卖板栗。

60年代的时候,物资紧缺,所有物资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如果想要买东西,得拿着粮票、邮票、布票去兑换,是不允许个人在私下进行买卖的。

年广九这么做,无异于是在和政策“作对”,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一家人都指望着这个小摊养活,只能偷偷地进行售卖。

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年广九还是先后两次被抓进了牢里,以“投机倒把罪”被判了刑,经历了一遭牢狱之灾。

从牢里放出来后,年广九两手空空,不得不再次白手起家。这一回,他又换了个生意做,卖起了瓜子。

瓜子不像水果,拿过来就能卖,是要经过一道道工序炒制出来的。因此,除了原材料外,炒制的手艺,也决定了瓜子的口味。

年轻时的年广久在卖瓜子

年广九的炒瓜子手艺是跟邻居学的,炒出来的瓜子个大味香,绝对让人吃过难忘。

但邻居是个手艺人,年广九可不是。他用从师父那里学来的手艺,炒制了一大批瓜子,不分白天黑夜的到大街小巷叫卖。

年广九从小就跟着父亲卖水果,这么些年下来,让他琢磨出了一些经商之道来。

他做生意时态度十分和善,热情地招呼顾客免费品尝,觉得好吃了再买,每次客户买完,年广九还会额外捎一把让其带回去。

为此,年广九常常被人叫做“傻子”,既然瓜子已经卖出去了,又何必再多送东西呢?这不是浪费钱吗?殊不知,这正是年广九的经商之道。

时间久了,年广九积累了不少回头客,一传十十传百,当地人都知道有个“傻子”卖的瓜子味道好又便宜,争相赶来购买。

年广九的瓜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不知不觉就到了1976年,当芜湖市民在弄堂里嗑着瓜子说玩笑话时,39岁的年广九已经有了百万身家。

在那个年代,买瓜子收的都是现金,年广九就把钱都堆在家里。而南方潮湿多雨,为了防止钱发霉,他时常会拿出来晒一晒。

年广九是穷苦出身,哪怕发财了,依旧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原本也没有刻意炫耀的心思。

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那个年代里百万身价谁不眼红?很快,年广九就被有心人给盯上了。

1980年,有人写了一封举报信,把年广九给投诉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去了。认为年广九这样人的存在,违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初衷。

但邓小平同志收到检举信之后,回应的态度却出人意料,这也跟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密切相关。

邓小平关心“傻子瓜子”

1976年以前,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工业化建设,“一五计划”的成功,也象征着我国正式朝社会主义迈进。

但在1976年以后,我国的发展突然换了一个方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邓小平同志做出指示,排除一切困难,优先进行经济建设,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正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年广九用“傻子瓜子”注册了商标,从街头流窜的小贩,一跃成为了自己开公司的老板。

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各项政策还不完善,年广九的老婆,就因为这件事跟他离了婚。

1980年,还有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检举信。

改革开放的本意,就是为了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像年广九这样的个体户,所以在看完信件后,邓小平同志只淡淡说道:

“年广九不能动,现在改革开放刚起步,如果动的话,人民反而觉得是不是国家政策又变了。”

“一个年广九,不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产生多么大影响的,我们先放一放,看一看。”

有了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话,年广九逃过了一劫,而邓小平同志这一放之下,就放出了一个国民品牌“傻子瓜子”。

当时很多人见举报不成,便有样学样,也卖起了瓜子,和年广久争市场,希望自己可以变成第二个“年广九”。

面对同行竞争,年广九利用“薄利多销”的经营手段,大幅降低了瓜子的价格,店里的生意一下子火爆了起来,销量成倍增长。

有时候顾客都能排到外面大街上去,就像是今天的网红店一样,最后算下来,利润比降价之前还多出不少。

年广九没有满足于眼前的一时利益,他想把“傻子瓜子”这个品牌做大做强,有了第一笔资金之后就开起了分店。

一开始是在芜湖当地开,后来又以芜湖为总部,向周围的一二线城市辐射出去,从南京、上海拓展到了北京、广州。

1983年1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傻子”和他的瓜子》的文章,让年广久一时间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傻子瓜子”的名头也享誉全国。

生意火了,规模大了,自然是要增加人手,没想到这也成了年广九的“把柄”,被人拿来大做文章。

作为一个个体户,年广九是可以雇佣工人的,重点就在这个雇佣的人数上面。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当中,对雇佣人数的界限做了说明。

当时,年广九正在急剧扩大自己的市场,“傻子瓜子”所有分店的员工,加起来足有103人之多,已经远远超过了8人的限制。

于是在1983年底,又有人写举报信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进行调查,“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的声音很快传到了中央,惊动邓小平同志

可惜,举报人的愿望再一次落了空,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没有对年广九做什么处理。

随着1984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得如火如荼。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让邓小平同志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他认为年广九这样的个体经济有存在的必要。

1984年10月22日,秉持着“放一放”的想法,邓小平同志再次给年广久“撑腰”,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给“傻子瓜子”充足的发展空间: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我看相当震动啊,大家都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

“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就这样,在邓小平同志的坚持下,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被“放出来”。

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对于像年广九这样的个体户,即使雇佣的人数超过了8人,也可以不按资本家看待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傻子瓜子”还是没有逃脱“盛极必衰”的发展规律,年广九也再一次栽了跟头。

邓小平三“救”年广九

因为有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年广九的事业平安渡过了这次低谷,他的内心对邓小平同志怀揣着感激,即使很多年后,也依旧时常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挂在嘴边。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事业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下去,1986年的时候,“傻子瓜子”的发展就遭遇了瓶颈,仓库里积压了不少货物。

作为创始人的年广九,整日焦头烂额,直到他偶然间发现了有商家在搞有奖销售,年广九立刻获得了灵感:

“傻子瓜子”也要搞有奖销售!

别人的有奖销售都是小打小闹,年广九却打算组建一次大规模的“有奖促销”。他准备了15万张抽奖券,整个抽奖流程长达3个月。

一辆上海牌轿车,被年广九用作头等奖。就像是买彩票一样,虽然奖金丰厚,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庄家是稳赚不赔的。

年广九起初的设想很美好,但没想到最后竟吃了个大亏。

1986年春节前,年广九通过媒体做广告,将抽奖的消息和规则发布出去。一时间全国上下的人,都涌进了傻子瓜子的店里,仅仅3个月利润就已达到100万。

“有奖促销”的形式,也成了全国商家的致富密码,但下场的人多了,难免有人鱼目混珠,最终闹到了中央那里。

随着中央一纸通知下来,“傻子瓜子”也只能作为“池鱼”,跟着一起暂停抽奖活动。

奖券不能兑现,顾客可不买账了,纷纷到店里来退货,年广九前期投入的成本也还没收回来,这一下子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一次抽奖事件,无论是对“傻子瓜子”还是年广九本人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打击。

年广九还一度因为经济问题,被警察局立案侦查。虽然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但他却已经身心俱疲。

事业受挫,年广九便想在感情上找一些弥补,他和自己的秘书结了婚。

这秘书比年广九小上29岁,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即使在今天,如此巨大的年龄差距,都不免让人指指点点,更何况是在上世纪80年代。

渐渐地,就有关于年广九作风问题的流言传了出来,说他乱搞男女关系,猥亵公司女职工。

1991年,年广九被判了“流氓罪”,刑期3年,延缓3年执行。这次救年广九的,依旧是邓小平同志。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当初年广九被举报的事情,他对着周围的同志语重心长的指出,年广九所创营的“傻子瓜子”,在当前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大舒服,说他足足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百姓们就会认为政策变了,这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同时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把对待“傻子瓜子”的政策,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列,视之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明确指出“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一次讲话后不久,年广九就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芜湖风浪急

不过这一次出来后,年广九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创业激情,这时的他已经有55岁了,半生商海浮沉,心头已经萌生了退意。

于是,年广九一边继续经营着“傻子瓜子”,一边计划将全部事业交给儿子们打理,慢慢退居幕后。

在这个时机,其他品牌的瓜子隐隐有冒头的趋势,市场竞争激烈。

2001年,年广九决定把公司交给长子打理,自己也好落得清闲。这自然引起了二儿子的不满,两个儿子一度闹到对簿公堂,最终以大儿子的意外去世收场。

这样的内部矛盾,也导致“傻子瓜子”逐渐淡出市场,只在芜湖这个大本营苦苦支撑。

而已经年迈的广九也不想再管,和自己的老婆以及年幼的小儿子,享受家庭的欢乐。

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民来说,只是一个个品牌的崛起和消亡,但对于创业者的意义,却在于一生的浮沉。

虽然最后,傻子瓜子逐渐被市场逐渐淘汰。但不可否认的是,年广九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背后,更是代表了无数个体户的崛起。

在那个艰苦年代中,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他们努力拼搏,昂扬向上,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增添生机与活力。

结语

时至今日,邓小平同志三次为一位卖瓜子的个体商贩“撑腰”之事,成了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自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民营经济为中国社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拥有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这无疑不在映照着,邓小平同志决策之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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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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