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反奉，到底是为了革命，还是因为与杨宇霆的矛盾？

“郭松龄反奉事件”是奉系由盛入衰的转折点，此次事件，不但对奉军造成了重大打击，而且对东北的金融经济影响巨大，奉系从此走向衰落。

郭松龄为什么要反对张作霖呢？后世普遍认为是：革命。

郭松龄曾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过民主革命，或多或少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而他也曾说过：“投身奉天军阀巢窟，谋夺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的心声。

甚至在反奉战争前，与冯玉祥缔结秘密协定时，也曾提出：推翻军阀、建立一个进步政府、实行平民政治等革命主张。但根据他在反奉战争的行为来看，似乎与其“革命”初心颇有出入。此事还得从直奉大战说起。

直奉第二次大战，奉军成功赢得胜利，张作霖一举登顶最高统治者宝座，成为当时国内最高领导者，依照惯例，取得“天下”以后，应该对部下论功行赏，分封诸侯。

直奉战争胜利，其中，新派出力最多，然而，张作霖在封赏时，却对老派人物赏赐颇大，与他结拜的几个兄弟几乎都是一省之长，也难怪，张作霖马匪起家，多亏了这些绿林兄弟的帮扶，才能有今天的地位。

所以，尽管这些昔日兄弟能力已经跟不上时代变化，张作霖依然将北方根基之地封给了他们。

接下来便是封赏新派，新派可以分为杨宇霆的士官派，以及郭松龄的陆大派，不知道为何？张作霖对杨宇霆一派大加赏赐，将奉军新扩展的南方交给了杨宇霆一派。而郭松龄等人，却毫无赏赐。

论军功，郭松龄不输杨宇霆，论打仗能力，更是强于杨宇霆，即便如此，仍然未能获得丝毫赏赐，郭松龄怎能不愤懑？在想起以往杨宇霆多次对其打压，郭松龄的不满情绪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通电讨奉，七万大军如铁甲洪流般杀奔奉天而去，一场巨大的反叛行动开始了。

其实郭松龄的此次行动并非无迹可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郭松龄曾与士官派的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就作战问题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

本来，郭松龄负责山海关正面方向的作战，战事没有进展。而韩麟春等人在九门口方向稍微打开了局面，张学良令郭松龄来援，以此方向为突破口。

韩、姜二人与郭松龄交谈时言语中多有讥讽嘲弄之意，郭松龄竟一怒之下，率众负气而走。最后还是张学良纵马疾驰，追上郭松龄，以死相劝，才令郭松龄回转。

这件事不仅揭示了奉军士官派、陆大两派争斗的白热化，更表明此时的郭松龄已经将张学良军团的军政大权牢牢攥在手中。此事虽然暂告一段落，但在战胜后，郭松龄又顿生被人当枪使得无力感，这怎么能不令“鲁莽躁切、跋扈侵权”的郭松龄气闷呢？

晚年的张学良甚至回忆，郭松龄的反叛之心他早已有所认识。他曾一再在战后向张作霖写条陈，为郭松龄讨要封赏，以此来安抚郭。可惜最终事与愿违，张作霖拒绝了张学良的条陈。张学良甚至疑心是杨宇霆从中作梗。

事实上，不只张学良持此看法。就连郭松龄自己也始终认为：杨宇霆不仅搅乱了东北，更是阻止他获取核心利益资源的罪魁祸首。因此，在郭起兵之初，便旗帜鲜明地声讨杨宇霆的罪行，俨然一副清君侧的口吻。

虽然后世学人一再宣称郭的革命性，认为他的此次行动不能同旧式的军阀混战等同。但实际上，郭松龄和他手下军队的所作所为未能真的体现出他所谓的革命诉求。

郭松龄率军在攻占了锦州后，依然沿袭了奉军劫掠的旧传统。甚至，军队在攻占锦州后止步不前，反而在筹划分封事宜。

按照郭松龄的设想，当他全面夺取东北后，准备以辖下第一军军长刘伟东为黑龙江督办，以第二军军长刘伟取代张作相管理吉林。东北大小文武官员，他都一一进行了先行任免。

这简直和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分封地盘、封赏官员如出一辙。

由此看来，郭松龄此举有可能是对张作霖封赏不明的情绪宣泄。种种迹象表明，郭军根本没有一个一贯的作战理念和切实的革命理想，自然并不具备他所宣称的革命前景。

尽管如此，郭松龄的大军依然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因为战争本身只是靠实力说话。七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国民革命军支持，就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军队。

或许因为过于顺利，郭松龄始终处于一种极度骄纵的情绪。军队刚过山海关，郭松龄便登高望远、踌躇满志。连山大胜之后，郭松龄更觉胜利在望。

郭松龄的老对手杨宇霆被郭松龄的威势所慑，早早地跑到大连避难。当他冷静下来细细思考后，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无所作为，必须设法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

于是，在张作霖的召唤下，杨宇霆又重新回到张作霖身边，帮助他对抗郭松龄。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郭松龄举事起于仓促，并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连山战役后，大雪和严冬阻断了郭松龄的征途，食物和军饷也所剩无几。

而他的盟友之一李景林正在被另一个盟友冯玉祥攻伐。处于困境中的李景林终于在杨宇霆的劝说下，开始重新投入了奉系的怀抱并调转枪口对准了郭松龄。

另一方面，日方的参与和干涉开始使战争的天平彻底倾斜。尽管郭松龄在战前和日方有一定的交涉，并取得日方严守中立的保证。日方的陆军大臣宇垣甚至对他颇有好感，认为他是“中国人中的奇才，军人的典型化身。”

但是日本在东北的机构和官僚都不希望张作霖被他的敌人打倒。尤其是郭松龄和有布尔什维克背景的冯玉祥结盟，更给日本乃至整个东北带来相当程度的恐慌。这种反布尔什维克情绪更会使得东北的反郭势力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日方提出，郭军不许进入营口，不准在南满铁路三十公里的范围内作战时，郭军南北夹击、两路进逼的作战计划彻底破产了。郭松龄不得已，只好集结兵力从正面攻击张作霖在新民严阵以待的阵地。这已经预示了他的失败。

在杨宇霆的精心筹划下，奉军在巨流河畔南起大民屯、北至公主屯的广阔阵地构筑起一道牢固的工事。奉军此时兵力充足、物资齐全。同时，由于郭军不得不远离南满铁路三十里，因而为张作霖集结兵力和物资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相对应的，郭军此时身着单衣、食不果腹、士气低沉。郭军在攻占新民县城后，就再也没有取得实质的战果。巨流河畔与对阵的奉军主帅是张学良。他深知郭松龄宁折不弯的秉性，因此加固了正面阵地的防守。郭军的几次强攻都被奉军用强烈的炮火压制住。

同时，张学良还大肆散发传单，提出“张家人不打张家人”的口号，以招引旧部。很快，郭松龄大军的军心产生了强烈的震荡。

在12月23号早晨，黑龙江都督吴俊升的骑兵会同日军侦查部队突袭了郭军的弹药库和后勤基地白旗堡。郭松龄的大军终于不支，许多高级军官投降了。郭松龄本人则避入一农户的家中，最后被吴俊升麾下的骑兵抓获。很不幸地，他在押解到奉天的路上被处决。

郭松龄之所以会失败，除了上述所说的问题外，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和他对杨宇霆的嫉恨、对张作霖的不满，最终演变成一种派系间的恶性仇杀和权力争夺。

郭松龄在与冯玉祥签订密约后，曾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举兵事宜。会上遭到高级将领齐恩铭、高维岳等人反对，这些人悉数被郭松龄拘禁看押。

而参谋长邹作华虽未反对，只因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背景，便指为可疑，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邹当即表示积极反奉，才免一死。此事说明了郭军内部结构的不稳定和全军上下弥漫的疑忌的气息。

郭军在经过滦州时，姜登选曾来相劝，郭松龄不仅将其囚禁，还残忍地将其杀害。姜登选是士官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郭松龄此举除了一泄私愤外或有剪除杨宇霆羽翼之意。

姜登选为人宽厚平和，在奉军中极有人望。郭松龄这样做无疑使自己大失人心，自断后路。自此之后，郭松龄与士官派的矛盾完全不可调和，而其他的将领也都噤若寒蝉。

在他们看来，郭松龄尚且容不下性格平和的姜登选，一旦成功，常人岂有生路。因此反而激励了他们与郭松龄死战到底的决心。很显然，郭松龄过分的党同伐异和滥刑好杀不仅使他陷入孤立的困境，更造成两派不死不休的恶性循环。

在郭松龄及其大军覆灭的最后时刻，士官派无疑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巨流河之战最后阶段，郭军遭到吴俊升骑兵突袭，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困境。

此时，正是不被郭松龄信任的邹作华给了他反戈的致命一击。邹作华通过电话向张学良表达了愿再次投效的心愿。同时，他以郭松龄的名义下令全军停战，并将郭军左翼的部队暗中调走。

至此，郭军军心涣散，全面崩溃。虽说，郭军的溃败在当时只是时间问题。但邹作华关键时刻的反复，无疑加速了这种溃败。而这一切，都是郭松龄自己种下的恶果。

郭松龄被抓后，向他的昔日好友张学良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救信。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可惜，信件被他的死敌杨宇霆截获。杨宇霆深知，信件如到了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必会顾念旧情为郭松龄求情。

一旦郭松龄不死，将会纵虎贻患。信件被焚毁了，郭松龄失去了最后的生机。士官派另一要人韩麟春曾说，“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

郭松龄最后正是死在杨宇霆的反扑与仇杀中。从郭松龄兴兵到他兵败生死，可以窥见两派的矛盾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