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与第一套人民币发行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根据实际情况,北海银行仍予以保留,直到1949年11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在这段时间里,北海银行为保障人民币的顺利发行与经济金融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11月25日,华北银行总行发出《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信》(总业货字第五号),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即以华北银行总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人民银行筹备基金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之全部资产准备统一为中国人民银行之资产准备,即于本年十二月一日施行,并于同日开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之发行,不但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货币,且将逐步的统一所有各解放区的货币,成为新中国战时的本位货币”。为了做好贯彻落实工作,1948年12月12日,北海银行总行发出《北海银行总行通函》(业字第二十四号),转发了该指示信,要求各地分支机构详细研究布置,严格切实执行,在新币发行后、旧币未收回前,山东地区以前所决定固定比价互相流通之冀南币、晋察冀边币及华中币和固定比价进行兑换的西北农币、中洲币(只限鲁中南地区)仍按原决定执行。

1948年12月26日,北海银行发出《北海银行总行通函》(出字第十八号),通告了第一套人民币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三种钞券的样式。其中,五十元券为黑色图景,正面底纹浅蓝色,花边高粱红色,中间花符浅紫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中间有“伍拾圆”,底边中间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等正楷字样,左边为“水车”,右边为“煤矿”等图景。左右上方为罗马字“冠字”与号码。右左下方为“总经理章”“副经理章”。背面底纹黄茶色,背面边深茶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中间及左右两边均有“50”等字样。

二十元券正面底纹浅蓝色,花边即图景黑茶色。中间花符青黄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中间有“贰拾圆”,底边中间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等正楷字样,左边为“农夫施肥”,右边为“火车站”等图景。左右上方为罗马字“冠字”与号码,右下方为“总经理章”“副经理章”。背面高粱红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中间及左右两边均有“20”等字样。

十元券正面底纹葱绿色,花边老绿色,图景黑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中间有“拾圆”,底边中间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等正楷字样,左边为“灌田”,右边为“矿厂”等图景,左右上方为罗马字“冠字”,左右下方为“总经理章”“副经理章”。背面老绿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中间有“拾圆”等正楷字样。两边及四角均有“10”等字样。

这则通函对人民币样式颜色方面的描述很有意思,即对同一色调的程度描述颇有特色,没有当时生产背景的人恐怕很难有准确认知,比如绿色有葱绿色、老绿色,茶色有黄茶色、黑茶色、深茶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高粱红色,作为当时普遍种植现在很少再种的一种粮食作物,也许大家只能在电影《红高粱》里寻觅印象了。

其实,当时人民币的发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挑战。一方面,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人民币的推行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乱发金圆券,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动荡,使群众特别是新解放区的群众对新货币的使用有所顾虑,再加上少数奸商及破坏份子的投机造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币的发行与使用。

对照来看,人民币发行之日,正是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江河日下之时。1948年8月1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导致物价进一步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1948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对发行总额的限制,自此金圆券价值一泻千里。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深受国民党政府掠夺之苦,对货币的变化较为敏感。人民币发行后,由于相关宣传工作尚待深入,同时坏分子乘机造谣北海币要不能用了,形成一时的群众性抢购,导致物价不同程度的上涨。自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中旬,山东省沿铁路各城市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物价波动,各种物价平均上涨一倍半或两倍,在群众中一度引起波动。这次物价波动,是从德州等地开始,如德州12月7日至25日19天内小麦每斤由490元涨到690元,棉花由3000元涨到5400元;至12月中旬波及济南、潍坊,由农产品上涨转为黄金面纱带头上涨。下旬波及泰安、兖州、济宁等地;以后逐渐波及各农村市镇,至1949年1月中旬达到最高峰。一月下旬以后,各地价格渐趋平稳。如以1948年12月上旬物价的平均价格为100,则至1949年1月中旬末各地上涨平均指数,济南为271,潍坊为259,渤海为260,胶东为181,鲁中南为288,全省平均为251。

针对这些问题,北海银行在1949年1月27日大众日报上发表负责人谈话,解释了新币发行的三个问题,即为什么发行新币,新币一元为什么要等于北海币一百元,以及北海币何时收回。

关于为什么发行新币问题。北海银行负责人按照1948年12月5日新华社社论、1949年1月10日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讲话等精神,结合北海银行辖区情况,指出济南解放后,市面有冀南币、晋察冀币与北海币同时出现,虽然可以互相通行,但票子种类繁多,辨别不易,使用仍存在困难,人民银行钞票发行则解除了这种困难。

关于新币一元为什么要等于北海币一百元问题。解释新币比价加大,完全是为了照顾人民使用与流通的方便,毫无理由认为人民银行钞票比价稍稍提高就是与国民党金圆券相同。金圆券是蒋匪掠夺人民的手段,我们则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与减少计算中的麻烦。解放军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全国解放日益临近,人民银行钞票发行只有供不应求。

关于北海币何时收回问题。强调北海币在老解放区十余年来,信用已为人民所共知。在收回之前,北海币仍按规定比值同时在市面流通,在北海币收回时,一定有周密计划,保证使每一个人民的每一张北海币都要兑完。北海币收回的时间,需要等有了一定准备;否则,反引起市场货币不足,影响贸易。

为了深入做好人民币的发行工作,按照人民银行总行要求,北海银行积极开展了人民币的宣传解释与发行等工作。包括:积极开展内部培训,使所有人员了解发行新币的必要与重大意义;分发张贴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布告,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说明发行新币的意义及布告的内容,号召群众使用与爱护新币,宣传重点先城镇与集市,后普及于农村;引导公营企业注意稳定物价,大力支持新币,动员公营企业有计划的放出新币,随时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明新旧币的比值,及旧币仍准流通的规定等。以北海银行曲阜办事处为例,该处采取的宣传方式为城里出黑板报,农村以村委名义下通知,叫每个村庄的村干部对群众做大量宣传。1949年新年期间,银行与政府人员准备了高跷、快板,在群众集会上,以宣传为主恭贺新年为辅的进行演讲宣传。宣传的范围,先以曲阜城区四关等集上进行宣传,再前往较大的或重要的乡镇作第二步的宣传等。

1949年1月北海银行的机关刊物《北银月刊》,曾刊登华北银行晋中分行业务科编写的快板书《大家爱护人民券》,其中的台词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将人民币的诞生过程与注意事项说得很明白,摘录部分如下:

“诸位同胞和姐妹,听我谈谈人民券,从前咱们解放区,花的票子好几类,冀南银行北海票,还有西北农民钞,晋察冀有边区票,各花各的没联系,经过统一流通后, 群众觉得很满意,统一流通当然好,也还有些不方便,票子种类好几样,票的钱数也零碎,华北人民代表会,给咱政府提意见,还有各地工商民,要求统一出新币,华北华东和西北,三个政府就商议,根据群众的要求,为了群众的便利,为了适应新形势,为了发展新经济,为了好好闹生产,为了市场的交易,共同提出好办法,颁发布告做决议,三个银行合并了,统一发行新货币,12月1日开始花,名叫中国人民券,到处使用没困难,人民券是本位币,公私款项做买卖,都用新票作本位,一元中国人民券,等于冀钞一百元,等于北海一百块,等于边币是一千,还有西北农民币,新票一元顶两千,这样等价很合适,携带轻便好整点,拿上到处可以花,人民票子真宝贵,工人农民和商店,机关学校和部队,生产运输做生意,一切开支和军费,拿上中国人民券,到处好花又随便,这样说来实在好,真是人民的货币¨¨¨大家爱护新票子,大家爱护人民券”。

不难看出,人民币最早的称谓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钞票”“新币”“人民券”等名称,这些名称,与北海银行一起也成为红色金融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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