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策成曾暗中帮毛泽东脱险，68岁时进京谋职，毛主席暖心安排

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历经了无数坎坷和艰险。其中大部分经历都已被搬上荧屏或写入党史，观众和读者从中领略了毛主席伟大的人格。但一则关于主席早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小故事，却鲜为人知。

这是一段十分惊险的经历。1923年，青年毛泽东从北平回到长沙，领导湖南的工人、学生运动，却被时任国民党湖南省长赵恒惕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后来，赵恒惕召集专门会议，布置对毛泽东进行抓捕。

但毛泽东对此毫无察觉，情况十分危险。然而却由于一个人出手相助，使得毛泽东最终化险为夷。

多年以后，有记者在台湾采访赵恒惕时询问：“那次为什么没有抓到毛泽东？”赵恒惕沉吟说道：“我也不知道，也许他的能量太大了。”

那么，当年那个助毛泽东脱险的人是谁呢？

这个人名叫刘策成，并非中共党员。他1983年出生在湖南新邵县，成年后赴日留学。期间曾与孙中山、黄兴等交往密切，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刘策成的同乡蔡锷称：“他有临死不屈之志，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1914年，刘策成担任湖南驻省邵阳中学校长，在他的影响下，全校师生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然而当时社会上却涌动着一股复辟帝制的暗流，刘策成与同校一名叫杨洞天的教师关系莫逆，经常在小范围内开会宣传革命思想。

后来不知道如何走漏了消息，有一天，时任湖南都督汤芗铭突然派人包围了开会地点，并抓捕了刘策成、杨洞天，还有一名进步学生匡互生。后来在刘策成家中搜出了少量枪支武器。

当时正是袁世凯复辟前夜，无论宣传革命还是私藏武器，都是杀头重罪。所以三人被捕后不久，刘策成便被判处死刑。

刘家上下忧心如焚，四处请托，却处处碰壁。然而刘策成在狱中却并无悔意，他担心的是国家的共和制度是否会重新被帝制取代，为此而感到深深忧虑。

刘策成并没有死，生死关头，他的同乡蔡锷将军亲自致电汤芗铭，以个人名义对他进行担保，终于使之免除死刑，改判为15年监禁。而随着一年之后袁世凯“驾崩”，刘策成实际仅服刑一年多便被释放出来。

刘策成好书成癖，尤其对中国历史及《庄子》别有钟爱，人送外号“活历史”，足见其对历史造诣非同凡响。

1916年出狱后，在学监主任方维夏的大力推荐下，刘策成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从而与毛泽东有了交集。也成为毛泽东喜爱和敬慕的文史老师。

在师范学校的老师中，按外貌和穿着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杨昌济为代表，身穿中式长衫，一副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另一种是以张干为代表，他们西服领带、洒脱不羁，是一副西方学者的样子。但新入职的刘策成却两种类型都不是。

第一次走进教室，学生看着他，眼睛都瞪成铜铃。刘策成几乎是一副乡下人打扮。他穿一身粗布衣裤，家里缝制的布鞋，留着很平民的寸头。显得既不儒雅也不潇洒，神情却不卑不亢。

有人暗道：“这哪有教师的风度？只怕胸无文墨，是裙带关系进来的吧？”脸上露出不屑。也有人知道他的过往，知道刘策成是一位勇于向帝制斗争的英雄人物。猜测他对历史变革、朝代更替多有研究。

毛泽东的态度倾向于后者，对其反帝爱国立场尤其钦佩。做过自我介绍后，刘策成正式开讲。很快学生们就不再关注他的穿着，而是深深沉浸在他渊博精到和旁征博引的讲述之中。

一堂课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待到下课时，同学们才发现刘策成根本没有带讲义。他空着两手，整堂课上，他口若悬河，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至此，学生们才想起他这“活历史”的外号并不是白叫的。

毛泽东也痴迷历史，他并没有跟大多数同学一起讨论刘策成的琐事和八卦，而是利用各种机会，把心中的疑问和想法跟刘策城进行交流和探讨。

刘策成学问精湛，很快就看出毛泽东秉性出众，是栋梁之才，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润之，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一年之后，毛泽东从师范毕业，在杨昌济邀请下去往北平。

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毛泽东受陈独秀、李大钊影响，进一步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1920年，杨昌济在北平逝世，毛泽东与杨开慧和岳母向振熙一块扶灵回到湖南。

此时，毛泽东正致力于兴办文化书社，意欲像李大钊他们一样宣传革命思想，唤醒国人。但办社的经费却筹措艰难，十几位同仁各自捐款，也只筹得200余元，仍不能进行正常运转。

同年，刘策成也告别学校，开始走向仕途。他先后担任衡山县和浏阳县的县长。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官场既混乱又腐败，但刘策成仍坚持救国强国，造福百姓的初心，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周旋游走，办成许多利国利民之事，被当时百姓呼为“刘青天”，声名播于四方。

对此，毛泽东亦有耳闻。在他办社遇到困难之际，突然想到能否请老师刘策成出手相助呢？这一是毛泽东对刘策成的政治主张比较了解，二是认为他从政后经济情况会大大改善。

收到求助信之后，刘策成几乎倾囊相助，把自己多年积存下的300余元尽数寄给了毛泽东。

1922年，毛泽东领导的工人组织逐渐壮大，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他经常作为代表与政府进行交涉和谈判，这使得时任省长赵恒惕焦头烂额，下不了台。因此赵恒惕对毛泽东十分憎恨。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积极支持由孙中山任命的谭延闿到湖南主政，赶跑了赵恒惕，这更让赵恒惕怀恨在心。但由于时局变动，1923年，赵恒惕再次回到湖南任省长，这次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毛泽东。

上任伊始，赵恒惕就专门召开了一次破坏工人和学生运动以及抓捕毛泽东的会议。当时，毛泽东就在长沙担任工人学生组织的领袖，情况非常危急。

此时刘策成已升任湖南警察厅的厅长，也参加了赵恒惕的这次重要会议。在听到要抓捕毛泽东后，他心脏似乎停跳了一拍，但脸上仍是波澜不惊。会议当场指定由他负责此次抓捕行动。

刘策成又惊又喜，惊的是省长直接下命令抓人，看来是龙麟被揭痛了，必欲除之而后快；喜的是行动正好由自己承办，或可想点办法做点什么。但他也明白，无论想什么办法，风险都是难以避免的。

在会上，刘策成试图以再多收集些证据、以免引发社会动荡等理由，建议推迟行动。然而，直接被赵恒惕拒绝，严令他马上开始布置。

在一宿无眠之后，刘策成终于下定决心。人得救，风险必须冒。他有一个手下在派出所当所长，两人平时关系很好，此人叫王建屏。

刘策成决定由他去“抓捕”毛泽东。这之前，他把王建屏叫到卧室，对他说：“毛泽东是我的学生，我得救他，你想个法子，既要让毛泽东逃走，又能让我在省长面前交了差。”

二人关系虽好，但人心隔肚皮，刘策成这样做仍是担着极大的风险。

王建屏没有辜负刘策成的信任，他先安排了两名警员化妆后去到毛泽东经常讲课的地方，可毛泽东讲完课刚刚离开；时间紧迫，二人又急忙打听工运的办公地址，这虽然不是秘密，但也费了很多周折。后来终于找到毛泽东，并把情况告诉了他。

得到消息后，毛泽东很快离开了长沙。这时王建屏才开始在城内四处搜捕，并把声势造得很大，这是做给政府看，更是做给赵恒惕看。搜捕连续进行好几天，最后终于不了了之。

1950年，刘策成已经68岁。多年来，他一直潜心《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编著，解放后非常想去文史馆工作，这样会对写作有很大帮助。他想写信把这个要求向毛泽东主席反映，请毛主席帮助安排解决。

毛主席很快复信，“来信收悉……我已打过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程潜省长。”

刘策成感到很温暖，因为他也听说毛主席曾多次拒绝亲友帮找工作的事。看来主席并没有忘记自己，没有忘记当年自己做过的那些有益中国革命的事。可能是出于对刘策成的照顾，湖南省政府并未将他安排到文史馆工作。

而是让他进入了参事室任参事。这里的级别高，待遇要更好一些。然而，这并不是刘策成想得到的。

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1951年二月，他收到毛主席第三封复信，“……工作一事已函告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但刘策成心急，等了两月没消息，便果断登上火车去了北京。

他并没有多少钱，在北京住在了条件较差的宝庆宾馆。一住下便立即给毛主席写信，“我的工作尚未解决，只好来北京找你了。”

毛主席看到信后，很快安排刘策成入住一家条件比较好的宾馆，还派人送去一些衣物。同时还让人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一块送了过去，负担了刘策成来京的一切消费。

后经周恩来亲自安排，刘策成终于入职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1953年，《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正式出版，成为如今研究庄子最为权威的著作之一。1957年，刘策成在北京逝世。

刘策成禀持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和正直，不顾个人危险，多次向革命事业伸出援手，对早期的中国革命做出极大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