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的三个沉重代价

全国住房均价从1999年的1857元一直涨到2021年的10658元，22年时间住房均价上涨4.7倍，像北上广深这样的热点地方均价普遍上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让住宅成为金融工具，通过炒高房价增加金融财富的做法给全体国民带来了不可承受的代价。

代价之一：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

建造住宅要占用土地资源，要用到的钢筋、水泥、沙子、石子、陶瓷、砖瓦、玻璃、塑料等材料，而这些材料的生产几乎都是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建一个100平方米住房消耗的能源大约相当于25吨煤，而这25吨煤用来发电可以够一个家庭用54年，排放的二氧化碳61吨，产生的建筑垃圾6吨。把这样一个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住宅当作“炒”的工具，使住宅建设不断从城市中心向边缘蔓延，鼓励一个个新城规划快速落成，激发楼层越盖越高，本该发挥居住作用的住房被大量空置、闲置，导致住宅的需求与供给的空间错配，甚至烂尾楼盘的出现，宝贵的土地资源被占用，资源、能源被消耗、浪费，环境被污染。这些空置的住房从建造到废弃给我们的资源环境造成的危害谁来承担，谁又能承担得了？即使不“炒房”，要解决我国庞大的14亿人口的居住问题就已经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难道我们能够忽略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吗？难道我们只需要房子不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和绿色食品吗？

代价之二：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使经济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

市场经济依靠价格配置资源，价格越高成本越低企业的利润就越大。我国房地产业在20多年的发展中，正是得益于快速上升的房价，从最初监管不严时的几乎无成本暴利到监管较为严格时的10%-20%的净利润率，都高于其它传统行业5%-6%的净利润率。在住宅供给端，开发商运用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模式，用较少的自有资金获得了高额的净利润，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房地产业集中。事实上，土地提供者获得了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在开发商内部，从置业顾问、企业高管到企业所有者，都得到了其它大多数行业不能比拟的高收入。

在需求端，除了自住刚需者还聚集了大量的炒房客，这些炒房客不仅有单个居民户，还有职业“炒房团”、大、中、小企业甚至A股上市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末，A股上市公司中有49.31%公司持有投资性房产，市值高达13340亿元，一些公司依靠卖出几套住房来弥补企业流动资金的不足和亏损。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实体经济被冷落、高科技企业无心搞研发。一直上涨的房价掏空了刚需购房者的六个钱包，5%以上的期房贷款利率透支了购房者的未来消费，被冷落的实体经济无心、无力增加就业岗位。最终，房地产业被自己的迅猛发展反噬，也让整个经济陷入泥沼之中。并不否认房地产能够带动了上下游十多个产业的发展，但是仅依靠房地产业不可能解决绝大部分就业，更不可能舍弃其他产业而只发展房地产业，这样的非均衡发展能够持续吗？

代价之三：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炒房”者只要一买一卖就能使自己的财富增长，一夜暴富、一月暴富、一年暴富的神话鼓励了更多的人成为炒房一簇。当住房的财富效应实实在在、赫然醒目，在北上广深卖掉一套房就能实现财务自由时，致富的快速路径就是买更多的房。从最初人们小心翼翼地向银行贷款买房，到为获得银行贷款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时，存款者存在银行内的钱成了炒房客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在这样的环境里，炒房客成了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成功者，而兢兢业业在实体经济里耕耘的劳动者反倒失去了他们应有的财富、成了失败者。真正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不仅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回报，而且还被嘲笑为没有能力、没有眼光。因为“炒”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失去了尊严，让不劳而获的“炒”者获得了荣耀，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炒房”狠狠地拉大了贫富差距，而且是以富者不劳而获，穷者辛勤劳作的方式。

因为“炒”高的房价，让每一位城市的新市民，特别是新进入城市的年轻人，看着高高在上的房价只能绝望，不选择“躺平”还能怎么样呢？住有所居，安居乐业本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现在成了少数人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