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欲返延安，毛主席提出三个条件，他为何拒绝？

1939年，因病住院的陈独秀又一次拒绝前来探病的周恩来邀请他重回延安的想法，这一次，陈独秀的拒绝理由显得很是无奈：

“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之后的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清贫时光，在他去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一度众说纷纭，可对于陈独秀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至今无人质疑。

其实，这样一位民族脊梁本可以在1937年出狱后回归延安继续完成自己的家国报复，可惜的是，毛主席当时向他提出的3个条件最终让陈独秀在落魄中了此残生。

话说，当年的毛主席到底提出了怎样的条件？心系中国革命未来的陈独秀为何会不答应？

本文，笔者将带大家重回那段往事，也将揭秘陈独秀无缘延安的真实原因。

一、多次通缉与被捕炼就铁血陈独秀

陈独秀所处的时代，孱弱的中国，无论是国力还是民智都极为落后，思想先进的他一路求索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8次通缉、5次入狱依旧难以冷却他的一腔热血。

1897年，青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求学，因为宣扬反清言论遭到学校开除以及清政府的通缉，此后的他被迫远渡日本。

1902年，回国后的陈独秀在一次宣传爱国反清言论，清政府又一次对他展开追捕，无奈之下，他又一次逃亡日本。

或许是清政府在陈独秀身上闻到了王朝覆灭的味道，回到日本的陈独秀联合日本留学生发起拒俄运动，清政府随即要求日方对其展开抓捕，无奈之下的陈独秀只能回国避难。

在普通人看来，此时的陈独秀应该低调避避风头，偏偏他在回国后依旧公开露面坚持拒俄运动，第四次被通缉时，幸好有人提前报信才逃过一劫。

1904年，陈独秀联合柏文蔚等人在安徽芜湖创办革命刊物《安徽俗话报》，次年又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由陈独秀担任会长，1907年，陈独秀被人告发，再度面临被通缉的困境。

此后的陈独秀开始面临接连不断的牢狱之灾，先是在1913年因策划“倒袁运动”失败而被捕入狱，在友人帮助下得以出狱，然而没过多久，第六次通缉又接踵而至。

1919年6月11日，在新世界商场散发爱国宣传单的陈独秀被警察逮捕并在狱中度过三个月，之后在安徽同乡会的保释下得以出狱。

1920年，在武汉进行革命演讲的陈独秀又一次被北洋政府通缉，办成商人的他逃到上海，也就在此时，陈独秀与陈望道等人共同创建了共产党的早期雏形，《新青年》报刊也在此时应运而生，此后的陈独秀一直被北洋政府咬牙切齿地关注着。

再后来，负责党中央工作的陈独秀于1921年10月4日被捕，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为之沸腾，好在，这一次的他在孙中山等人的保释下得以释放。

在此之后，陈独秀还曾被捕一次，也是在我党人士的营救下脱困。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漫长的审判后，国民党给他安上了“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最终判处陈独秀8年有期徒刑。

纵观陈独秀的一路遭遇，很多人都有着“越败越战”的感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前路坎坷，陈独秀为了国家生死大义从未停止抗争的脚步，如此铁血男儿，真真独秀！

二、毛主席三个条件触碰陈独秀逆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联手，此前一直被关押的陈独秀也得以提前释放，此时，昔日比肩作战的挚友也都翘首期盼他的归来。

从陈独秀的初心来看，当时的他也很希望自己可以继续为革命奋斗，尤其在与挚友罗汉交谈后，陈独秀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抱着极大的期盼。

此后，罗汉开始牵线搭桥，希望陈独秀可以重新回到我党工作，甚至连毛主席的第一反应也是热切欢迎，就在此时，命运再一次和陈独秀开起了玩笑。

首先，我党众位领袖认为，陈独秀在归来前还需要认清自己当初犯下的错误。

其次，蒋介石也在暗中积极拉拢着陈独秀，好在，面对胡适、傅斯年等说客以及自己与国民党的杀子之仇，陈独秀毅然拒绝。

此时，陈独秀的归来就显得容易许多，基于之前讨论的结果，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陈独秀必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与“托派”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其中是错误的。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拥护的诚意。

没成想，眼看着就要回到我党的陈独秀，最终依旧选择拒绝了回归，就这样，1938年8月，陈独秀孑然一身回到江津，此后的他再也无缘历史舞台。

三、无缘延安终究是陈独秀必然的遗憾

对于陈独秀最后的选择，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既然如此心系中国革命事业，又是我党创始人，为何要对这三个条件如此排斥？

的确，从这一点来看，陈独秀无缘延安的确充满遗憾，可从他的人生轨迹以及脾气秉性来看，这份遗憾也充满着必然性。

首先，当初陈独秀离开共产党开始信奉托洛茨基派思想，可托洛茨基却是斯大林的死对头，倘若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到延安，势必会影响到我党的信仰传承。

其次，当时我党王明、康生还在谣传陈独秀是日伪汉奸，这样的污蔑对于陈独秀而言更是致命性的打击，作为文人，他可以忍受敌人的折磨，却始终不能无视来自战友的误会。

实际上，前面提到的三个条件中，只有第一条深深触碰了陈独秀的逆鳞，那就是他所做过的选择不可被外人质疑。

在陈独秀看来，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错，他可以与这一信仰划清界限，但要他承认之前的所作所为存在错误，这一点是他永远也无法做到的。

曾经，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有幸得到友人章士钊的辩护，没想到的是，法庭之上，陈独秀因为不满章士钊的辩护词，直接在法庭做出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是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正是这样宁折不弯的性格，宁愿错过不愿屈服，让陈独秀最终无法克制自己的内心，也只能与我党的未来分道扬镳。

结语

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溘然长逝，原本有机会过上富足晚年生活的他也因为自己的刚正不阿而生活惨淡。

很多人都在心里评价陈独秀是个“犟种”，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又何尝不是一座有血有肉的艺术品，将人格独立、信仰坚定、知行合一诠释到极致的无上至宝。

无缘延安不失为遗憾，人生最后的缺憾注定陈独秀永恒的完美，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