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过秘书的干部有许多，但是其中最出色，最广为人知的三位女秘书，当属曾碧漪、贺子珍、张玉凤；她们三位中，一位活到了九十岁，一位死后葬入了八宝山。

曾碧漪：主席的第一个女秘书

1907年，曾碧漪出生在广东南雄，她自小对时政大事，进步活动颇为关注。

1923年，从法国归来的蔡畅和李富生来到了曾碧漪就读的广州甲种工业学校，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宣讲活动。

那一日，穿着花裙的曾碧漪听完了蔡李两人富有激情的演讲，众人散场，她却久久伫立：“先生，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看着眼前面容秀丽，眉眼却格外锋利坚定的女学生，两人感到惊喜不已——那时主动要求加入组织的女性实在太少。

这一年，曾碧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她因为表现突出，又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

在此期间，曾碧漪在蔡畅和李富生的关照下，前往各大政治讲演班、农讲所、黄埔军校听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宣讲。

1926年，曾碧漪因为在妇女解放工作中干劲足、能力强，被党组织委派到南雄出任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长，兼任农协妇委书记。

尽管曾碧漪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不满两年，但是她对当地妇女的思想解放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

后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由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军的一部经过南雄时，曾组织领导了南雄人民武装运动的曾碧漪和曾昭秀一同下山迎接，这次会面，对于曾氏兄妹而言，最具现实意义的便是获得了九条步枪。

曾碧漪并非文弱女子，她拿到了这宝贵的装备后，撸起袖子，扛起枪，动员当地妇女参加了赤卫队，这支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突出重围，处决了联防团团长卢琨和三十多个土豪劣绅、摧毁了18处厘金税厂，同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彼时，曾碧漪作为这场斗争中少有的女性干部，在党内颇有名气，尽管这次突围最终因敌人联合广东和江西两省火力围剿而失败，但是曾碧漪与其领导的南雄妇女赤卫队的威名却传到了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耳中。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3000红四军，沿粤赣边界山地，向着赣南闽西地区进军。

在抵抗反动势力的过程中，曾碧漪的哥哥曾昭秀牺牲，曾碧漪和恋人古柏相依为命，听到毛委员将要来到寻乌县，而古柏准备向毛泽东汇报寻乌县的群众工作时，还有点恍惚——上次见到这位年轻的委员，还是在听讲演的时候。

她一直以来十分崇敬毛泽东，心下暗想，这次一定要好好向毛委员汇报自己的妇女动员工作。

然而，还没等到她见上毛泽东，毛泽东就开始牵拉她和古柏的红线了。

曾碧漪和古柏早前是在革命中假扮夫妻，但在由赣州转移到寻乌的过程中，两人日久生情，假戏真做，成为了一对眷侣。

当毛泽东听完了古柏的汇报后，关心地问起了古柏的个人生活情况，当他得知古柏的对象是苏维埃政府的妇女部长曾碧漪时，高兴地拍手：“怎么还没结婚，就算革命忙，个人生活也不能落下，你们也该结婚了。”

古柏听了这话，微黑的脸庞红了起来，他挠着头，笑得不好意思：“我们有这个打算，但是近段时间工作确实忙了点。”

毛泽东哈哈大笑，宽慰道：“这里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很严重，你们这是新式恋爱，就该利用结婚搞一次反封建宣传，反对封建买办婚姻。”

古柏向曾碧漪转达了毛泽东的话，特别提到这次婚礼是为了“发动妇女们起来解放自己，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曾碧漪听了这话后，心中知道毛泽东是为了劝慰他们，当下十分感动。

两人当即举办了热烈而简单的新式婚礼，婚礼当天邀请了当地的已婚妇女和农村年轻姑娘。

之后的日子里，古柏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曾碧漪则担任毛泽东机要文书、秘书，红军总前委秘书。

曾碧漪的基层妇女动员工作经历为毛泽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毛泽东调研寻乌期间，常常向她了解当地的妇女问题，认真聆听了曾碧漪组办寻乌妇女识字班、妇女夜校的工作，在表扬赞叹她的能力的同时，十分中肯地提出了建议。

曾碧漪曾回忆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经历，她担任秘书的时间不算长，从1929年至1933年，约四年时间，但当她垂垂老矣之时，仍向小辈们感叹：“（那段时期）学到的比我前二十多年都要多。”

毛泽东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但是书不可以一天不读。”

曾碧漪有时半夜醒来，还能遥遥望见毛泽东的屋子里点着小油灯，那个伟岸的身影，孜孜不倦地学习至下半夜。

她和古柏为此十分担忧毛泽东的身体，想要叮嘱他照顾好身体，可每当这时，毛泽东就将昨夜看过的书将给曾碧漪和同志们听。

末了，曾碧漪听得入了迷，反倒是忘记了自己劝解的初衷，脑中只剩下毛泽东的那句：“多读书，多学习。”再看毛泽东，那张熬得发青的脸庞上，闪耀着惊人的光彩。

那段时间，曾碧漪的主职工作是为毛泽东抄写、整理和保管文件，曾碧漪扛得了枪杆子，也拿得起笔杆子，唯一令她发愁的是——没有质地较好的纸张。

物资短缺，莫说是质地好些的文件用纸，就连草纸都常常供应不上。

有时，一天下来，曾碧漪整理和抄写文件只得两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找纸，为此，她常常愁眉苦脸。

有一次，新建交通送来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较为特殊，是写在衬衣上的。

当时急需誊抄下来，但是整个办公室都找不出一张好纸，曾碧漪实在没法子了，只好拿着衬衣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只好哑然失笑，在屋内绕了几圈：“好办，好办，别急，等会儿。”

曾碧漪看着他从堆着书的地方找出了几本线装书，递给曾碧漪：“这可是好稿纸，将它拆开，翻过没字的那一面，用来抄文件。这些都是没用的闲书，我们可以废物利用。”

曾碧漪乐呵呵地接过了书，心下暗叹，虽然毛泽东爱看书，却半点没有她印象中文人的酸腐气。

1933年，曾碧漪调离毛泽东身边，在此后的日子里，她大多直入斗争一线，打过游击战，被敌人关过监狱，直到1936年国共再次合作时，曾碧漪才被释放。

1950年4月，时隔多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女秘书，阔别多年，没有追忆风华，有的只是对失散子女的深切思念。

毛泽东含泪劝道：“你在我身边工作多年，很出色，以后要常来我这里玩，记得，当初寄养在江西的孩子，务必找回。”

两人在建国后一直往来，既是旧部，也是故友，曾碧漪先后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

直至1997年3月29日，曾碧漪于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贺子珍：秘书·夫妻·战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贺子珍一家五口被杀害，此时已经参加革命工作的贺子珍领导永新、莲花、安福三县的农民自卫军，抵抗了一批又一批的反动分子，但随着国民党的铁血屠杀行动的推进，贺子珍不得不率领农民自卫军撤离永新，向着井冈山前进。

到达了宁冈砻市后，贺子珍听说家乡来了上千军队，她和袁文才商量了过后，连夜派人去打探底细。

第二天天将明，两个自卫军战士回到了农民军指挥部，向袁文才和贺子珍汇报了探听来的消息。

贺子珍一边听一边思索，两个战士说这支队伍“不杀人放火，不抢劫掳掠”，莫非是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来了？

她问两人可见着领头的，小战士摇摇头：“我们不认得毛泽东，但是听说有一个毛委员，个子高，头发老长，和士兵穿一样的土布衣，喜欢和农民们讲道理，大家伙也都听得懂。”

贺子珍心下已有七八分预感，这应该就是毛泽东的军队，她派人再去细细探查，这一次回来，直接带来了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信中提出了要和袁文才联手战斗的请求。

看罢，这天中午，袁文才便宴请了毛泽东一行人。

贺子珍同样出席此次宴谈，期间，她为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所折服，心中暗暗赞叹这位久闻大名的英雄人物。

宴谈过后，农民自卫军迎接毛泽东的部队来到了宁冈，毛泽东的住处和贺子珍在一个大院，两人朝夕相处，毛泽东常常会向贺子珍打听吉安、永新一代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贺子珍对此颇有了解，每每和毛泽东能谈上两个小时，在洋桥湖边，堂屋内，都是他们热烈讨论的身影。

1928年，贺子珍在红四军前委机关做宣传和机要工作，常常会向毛泽东请教有关革命斗争的问题，

久而久之，毛泽东对这位谈吐不凡、活泼可爱的女青年产生了好感，同年，两人结合，没有繁复的婚礼，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贺子珍兼任毛泽东的秘书。

夜深人静之时，毛泽东在茅坪的八角楼上办公，他伏在案上奋笔疾书，这时，除了毛泽东，还有一人未眠——贺子珍陪伴着毛泽东，他挥动笔杆，她便陪在一旁翻阅和剪贴报纸，不时为毛泽东沏上一壶茶，将毛泽东写好的草稿拿过来誊抄。

作为思想觉悟高，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双枪女将”、知己伴侣，毛泽东在办公时常会征询贺子珍的意见。

当毛泽东起草《湘赣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问题决议案》时，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便是决议案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他落笔写道井冈山八月失败之时，心情不免有些沉重，他转头问贺子珍：“我这样写，是不是符合实际？你说，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党的干部能不能接受呢？”

贺子珍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认真思索了一番过后，认真答复：“我认为你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样分析既可以鼓舞大家的信心，又可以消除一小部分的悲观情绪。”

她有意引着毛泽东休息一会儿，便向他介绍了袁文才、永新县游击队成长的经历，她沉着道：“现在井冈山正处于全盛时期，形势大好，如果这时还有人怀疑红色政权能不能够存在下去，实在是没道理。”

一边说着，贺子珍一边从床上拿过一条毯子，裹在了身着单衣的毛泽东身上，并帮毛泽东将油碗里的灯芯拨了拨，让光线更明亮一点。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的话，激动地站了起来：“自珍，在红四军内，持你这种看法的人多吗？”听到“自珍”的昵称，她低头笑了起来，点了点头。

见着毛泽东桌上的烟盒子空了，赶往又拿起盒子，到戈比袁文才家中要了一点烤烟叶子，用手揉成碎片，然后用废纸裁成一条条，随后细心地卷了起来。

毛泽东看着卷烟的贺子珍，烛光下，贺子珍的脸庞两侧的凹陷越发明显，整日整理、分发、抄写、核对文件，还要留心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她不是他唯一的秘书，但绝对是工作量最大的。

毛泽东几次劝贺子珍上床休息，贺子珍都拒绝：“我不困，我先帮你把文稿抄清楚，天亮后还要送给前委朱德等同志传阅。”

就这样，毛泽东写一张，贺子珍抄一张，他们常常通宵工作，直至曙光照进八角楼，两人才肯停笔。

事实上，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贺子珍所谓的剪贴报纸的工作并不轻松，其中，收集报纸的工作也由她负责，为了“抢”报纸，贺子珍常常冒着生命危险。

一次，她带着一个排闯入敌占区，砸开了伪县政府的办公室，在保险柜里获得了各类报纸和文件、档案。

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贺子珍扛着两大捆报纸，走进毛泽东住的祠堂，就像放粮草一样将报纸放在桌上，毛泽东欢喜地迎上去：“这么多精神食粮，辛苦了。”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贺子珍是妻子，是秘书，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同志逝世，葬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位铁骨铮铮的革命女将，甚至连骨灰里都残存着坚硬的弹片。

张玉凤：“是秘书，也是家人。”

张玉凤一开始被调到毛主席身边从事秘书工作时，心中十分紧张，她原本在长沙的列车专列上工作，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现如今要成为正儿八经的主席秘书，实在压力大。

然而，毛主席看出了眼前妇女的局促，他和张玉凤“约法三章”：“当我的秘书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他进一步向张玉凤解释：“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写东西，多的是收收发发的工作；难就难在，要守纪律。”

张玉凤身为秘书，被允许看中央给毛泽东的文件，但是毛泽东特别提点她：“你可以看，但是张耀祠、汪东兴不能看，我的家人，我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

听到这里，张玉凤并没有觉得得意，反而，她的压力更大，果不其然，主席接着说道：“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过去我身边有一个卫士，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便得意忘形，你不能这样，要时刻记住，你在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

张玉凤一边听，一边点头，主席见状温声道：“虽然工作任务不重，但是还是要多看材料，特别是《参考消息》，要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坚持下去，政治觉悟就会高。”

那是主席给张玉凤上的第一课，虽然他说话已然十分吃力，加之浓重的湖南口音，实际上并不好懂，但是张玉凤却听得很认真，多年后，这“秘书三章”依旧是她的工作指南。

事实上，70年代以来，随着主席的肺心病加重，张玉凤的工作已经从单纯的文书，转变成了机要保健工作。

她负责主席的穿衣、服药、吃饭、走动，在1974年，毛泽东患上老年性白内障病，最后直接演变成双目失明，在那段时间，张玉凤每天都要为他朗诵报纸、信件、文件。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张玉凤如同亲人一般，最忠心、最贴心地陪伴着毛泽东，当周恩来、朱德等昔日老战友逝世后，他每日都要张玉凤读诗颂赋来寄托自己的悲凉感情。

当张玉凤将庾信的《枯树赋》朗读了两遍后，张玉凤正要请示毛泽东，是否继续读，却听见病床上的人挤出微弱的声音：“……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984年，张玉凤担任中共江口县委统战部部长，1987年10月当选政协协江口县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4月退休。

参考文献：

1. 王健英著. 中国红军人物志[M]. 2000
2. 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南雄县委党史办公室合编. 南雄文史资料 第10辑 南雄人民革命史料选编 （上册）[M]. 1990
3. 李敏，高风主编. 领袖毛泽东 下[M]. 2014